三休道人稅居于燕城之市，榜其庵曰貧樂。有湛然居士訪而問之曰：“先生之樂可得聞歟？”曰：“布衣糲食，任天之真?；蚬那僖宰詩?，或觀書以自適，詠圣人之道，歸夫子之門。于是息交游，絕賓客，萬慮泯絕，無毫發(fā)點翳于胸中。其得失之倚伏，興亡之反覆，初不知也。吾之樂良以此耳！”曰：“先生亦有憂乎？”曰：“樂天知命，吾復何憂？”

居士進曰：“予聞之，君子之處貧賤富貴也，憂樂相半，未嘗獨憂樂也。夫君子之學道也，非為己也。吾君堯舜之君，吾民堯舜之民，此其志也。使一夫一婦不被堯舜之澤者，君子恥諸。是故君子之得志也，位足以行道，財足以博施，不亦樂乎！持盈守謙，慎終如始，若朽索之馭六馬，不亦憂乎！其貧賤也，卷而懷之，獨潔一己，無多財之禍，絕高位之危，此其樂也。嗟流俗之未化，悲圣道之將頹，舉世寥寥無知我者，此其憂也！先生之樂，知所謂矣；先生之憂，不其然乎？”道人瞪目而不答。

居士笑曰：“我知之矣。夫子以為處富貴也，當隱諸樂而形諸憂；處貧賤也，必隱于憂而形諸樂。何哉？第恐不知我者，以為洋洋于富貴，而戚戚于貧賤也?！钡廊嗽唬骸啊擞行?，予忖度之’，吾子之謂矣。請以吾子之言以為記?！北尤漳现粒咳痪邮科崴曝莩臅x卿題。

(《湛然居士文集》)

賞析這篇文章假托湛然居士(實即作者自己)與三休道人的問答，闡述了作者的憂樂觀，表現(xiàn)其積極有為的人生態(tài)度和政治理想。

不同時代、不同地位的人都有自己的憂樂觀。對憂樂的不同認識和理解反映了他們不同的思想境界和道德原則。宋代名臣范仲淹的《岳陽樓記》之所以流傳至今，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反映了一種積極進步的憂樂觀?！熬訌R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的這一憂樂觀數(shù)百年來一直被正直的封建士大夫奉為最高的思想典范，即使在今天它仍有可取之處。

那么，本文作者的憂樂觀又如何呢？他認為，君子無論處于貧賤還是處于富貴都是“憂樂相半”，不會只有憂或只有樂，這一點與三休道人“樂天知命，吾復何憂”的觀點截然不同。他進而指出，君子的憂樂是由其志向決定的。使君主成為堯舜那樣的君主，使百姓成為堯舜時那樣的百姓，這是君子的志向，它決定了：君子得志的時候，他所處的地位使之能夠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他所擁有的財物使之能夠廣施恩惠于人，這是其樂；“持盈守謙，慎終如始”，好像用朽爛的繩索駕馭六匹駿馬那樣危險，這是其憂。而當君子處于貧賤時，安貧樂道、獨善其身，“無多財之禍，絕高位之危”，這是其樂；而嗟嘆世俗的不開化，悲哀圣人的主張將被廢弛，整個世界上沒有幾個了解我的人，這則是其憂?？梢钥闯觯拥膽n樂(也是作者的憂樂)已超越其自身利害得失的考慮，與百姓、國家聯(lián)系起來，這是一個積極入世者的憂樂。正是持有這種積極有為的憂樂觀的君子推動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延續(xù)和發(fā)展。

作者的這種憂樂觀反映了封建士大夫的普遍心理。雖然儒家強調“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處世人格，但事實上中國的士大夫大多把“兼濟”和“獨善”統(tǒng)一起來。仕途通達者并不是不注重個人人格的完善，而貧賤不遇者也不是沒有兼濟天下之理想。這也就是湛然居士所說的，君子無論得志與否都有憂樂。

三休道人以貧為樂，安貧樂道本來無可厚非，且值得稱賞，但他否認自己還有憂愁，這就未免矯情了。之所以如此，誠如居士所言，是因為怕不了解自己的人認為自己處在富貴之中就洋洋得意，在貧賤之時就悲悲戚戚。這是一部分封建士大夫的真實心理?！疤幐毁F也，當隱諸樂而形諸憂；處貧賤也，必隱于憂而形諸樂”，當樂不樂，當憂不憂，為避免物議將自己的真情掩藏起來，這些士大夫活得實在太累，太沉重了。當然作者這樣寫還有其它的用心。他寫三休道人對貧樂的看法就是為了由此生發(fā)下面的一大段議論，闡述自己的憂樂觀?！八擞行?，予忖度之”，不知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