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時，有人把我們工作中的某些“左”的錯誤，說成是受了北山愚公的影響，為了正本清源，還去“考之”《列子》,發(fā)現(xiàn)這位一直受人尊敬的老者，原來是一個頭腦僵化、靠了“憑空的妄想”而“扭天行事”的人；還說他的熱心腸，“只能算是一種目光短淺的小生產者的‘狂熱’”,而“智叟的意見卻是比較實事求是的”,于是便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搞社會主義的四個現(xiàn)代化建設，北山愚公的那種“精神狀態(tài)”要不得，而智叟的“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卻是萬萬少不得的。
看來，要實事求是也實在不容易。因今誅古，殃及寓言的作法，就很難說是實事求是的。何況又是先定死了結論，才去“考之”求證；更何況不顧這寓言的本義，作了無論怎樣理解“都是沒有什么不可以的”引申呢？這樣“考”出來的結論，也就有些靠不住。
“愚公移山”這則寓言，有它固有的命意，作者設置了一位“傻老頭”、一位“精老頭”相對立，也是寓有褒貶的。北山愚公的“精神狀態(tài)”是：敢于面對和正視困難； 堅信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腳踏實地堅持不懈地去排除困難，爭取勝利。其中決沒有什么“狂熱”。而智叟的可笑，在于他聽天由命，無所作為，回避困難而又自以為聰明通達，反而認為別人的實干是太傻，寓言原來的這種命意和褒貶，是不能由各人的不同的理解來改變的。
晉代的張湛在對這寓言的注中說： “俗謂之愚者，未必非智也?！?“俗謂之智者，未必非愚也。”又說： “北山之愚與嫠妻之孤，足以哂河曲之智，嗤一世之惑。悠悠之徒，可不察歟？”魯迅作《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對“聰明人”和“傻子”,取了同樣的態(tài)度。后來他又說：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這中國的脊梁中，就有著眾多 的愚公。在中國社會發(fā)展的長河中，正是由世世代代的愚公們肩負著重擔，開掘著前進的道路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同志在閉幕辭里，引用了這則寓言故事，目的是要大家發(fā)揚“愚公移山” 的精神，相信中國是人民的，而不是反動派的，使全黨和全國人民建立起一個“革命一定要勝利”的信心，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同時又形象地說明，全國的廣大人民群眾是我們共產黨的 “上帝” ,中國共產黨早就下定了挖掉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這兩座大山的決心，只要我們象愚公那樣堅持不斷地工作，就一定會感動我們的 “上帝” ,起來和我們一道挖掉這兩座大山。毛澤東同志闡發(fā)過的 “愚公移山”精神已經升華為共產主義者的革命奮斗精神了，其巨大力量，早在新中國建立以前，就被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證實過了。而今還在不斷地被證實著。
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確發(fā)生過用 “愚公移山” 來鼓勵“狂熱” 的事，使我們吃了很大苦頭。但那毛病并不在于 “愚公移山” 的本身，而是在于： 一，指導路線有些“左” 了； 二，“上帝”轉成了 “愚公”,而“愚公”卻變成了 “上帝”。這實際上也是對“愚公移山”精神的毀壞。要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就要改正這兩個毛病，不能把“愚公移山”精神理解為 “小生產者的狂熱” ,也不能把無所作為、回避困難的態(tài)度理解為實事求是。狂熱者確曾把兩者混同起來，而我們應該是實事求是地把兩者區(qū)分開來，還“愚公移山精神” 的本來面貌，而不能在清除“狂熱”時，也把它們混同一起，連“愚公移山”精神也清除掉。
在實現(xiàn)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的道路上，確還有 “問題成山”,“困難成山”。要挖，就需要進一步發(fā)揚“愚公移山”精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已經有了正確的指導路線，現(xiàn)在的問題是，要象毛澤東同志在《愚公移山》中說的那樣，首先要使先鋒隊覺悟起來，從而用我們的行動去感動我們的“上帝”——人民群眾，使他們甘心情愿地同我們一道進行同心同德的奮斗，去爭取勝利。當前國民經濟調整中遇到的障礙，不就是橫亙在我們面前的大山嗎？只有發(fā)揚“愚公移山”的精神，才能把它“挖掉”,回而避之，或者“繞開走”,恐怕都是行不通的。

(1980年12月26日《人民日報》)

賞析 改革開放，促使我們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實行觀念的更新；觀念的更新，又反過來推動著改革開放。近十年來我國思想戰(zhàn)線十分活躍，有的作者對一些人們熟悉的成語、諺語、寓言故事以及過去通行多年的革命口號，勇于提出針鋒相對的看法。這種“反其道而言之”的文章，其中有的言之成理，言之有據(jù)，便很快為廣大讀者所接受；有的言之乏據(jù)，道理不足，不僅不為人們所接受，還可能引出一些商榷爭鳴的文章來。
這篇雜文就是被“引出來”的爭鳴文章。前幾年，在批“左”的錯誤的時候，有人認為“北山愚公”的精神要不得，“智叟”的態(tài)度則是“實事求是”的，倒應該發(fā)揚。作者針對這種否定寓言《愚公移山》原來的命意的說法，及時地寫出了這篇駁論文章。由于作者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從寓言的原意到這個寓言題目轉化為革命口號之后產生的好與壞的影響，都能如實地加以釋析、論證，很有說服力。
駁論式雜文，頗為難寫。在駁斥對方時，目的在于將對方的論點駁倒。然而在行文時，可以著重或駁其論點，或駁其論據(jù)，或駁其論證的方法，寫法多樣，文無定式。此文在駁論時著重在于駁斥對方的論據(jù)。具體說來就是對寓言中的“愚公”和“智叟”這兩個人物如何認識，怎么評價？這個問題澄清了，“愚公移山”的精神還要不要發(fā)揚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作者在駁論中，緊扣寓言中兩個人物對待困難的“精神狀態(tài)”,援引晉人張湛、近人魯迅對“愚”與“智”的論述，闡釋毛澤東引用這則寓言時所賦予的革命精神，凡此種種，旁征博引，選材精當，議論得體，駁斥有力。作者并無就此作結，而是筆鋒一轉，對過去有人借用這個寓言來鼓動“狂熱”的做法，進行了尖銳的批評，而后又理直氣壯地提出“還 ‘愚公移山’ 精神的本來面貌”。文章最后一段再從正面強調，在改革開放的今天，繼續(xù)發(fā)揚“愚公移山”精神的必要性，歸結全文，照應論題，文字簡約，恰到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