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師承記》與《漢學商兌》,是清代漢宋之爭的代表作。前者成于漢學如日中天的嘉慶年間，既是漢學營壘及其學術成就的集中展示，也是漢學家對本學派學人、學術的全面總結。后者則成于道光初年，囊括了宋學家攻擊乃至中傷漢學的全部言論。由于相互之間的嚴重對立，二者也因此而成為清代儒學史上頗為引人注目的作品。
《漢學師承記》
《漢學師承記》系漢學家江藩所撰。江藩，字子屏，號鄭堂，江蘇甘泉人，生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卒于道光十年(1830)。他曾受學于余蕭客、江聲，是惠棟的再傳弟子，其學術也深受惠棟的影響，“博聞強記，無所不通，心貫群經(jīng)，折衷兩漢”(阮元《漢學師承記序》)?；輻澰鳌吨芤资觥?未成書而病逝，尚缺自《鼎》至《未濟》十五卦及《序卦》、《雜卦》二傳。江藩為之拾遺補缺，撰《周易述補》一書，體例一本惠氏，甚而王弼以下皆黜之，“方之惠書，有過之無不及也”(《清史列傳》卷六九)。時值漢學昌明，學術界幾至“家家許鄭，人人賈馬”,江藩置身其中，也極力排斥宋學，深固壁壘。為了羽翼其師，張大其軍，江藩選擇清初至乾嘉時期的漢學家，人各立傳，詳述其學行始末，揭橥其思想主張，列舉其學術成就，撰《漢學師承記》八卷，附《經(jīng)師經(jīng)義目錄》一卷。這部由漢學家自己撰寫的學術史著作，既集中反映了江藩及其一般漢學家的學術思想和主張，也對清代漢學作了一個總結。
清代漢學是在同宋明理學的對立和斗爭中產(chǎn)生和發(fā)展起來的，因此，一般漢學家在推崇漢學、尊奉漢代經(jīng)說的同時，對理學都持否定態(tài)度。特別是乾嘉時期，“漢學昌明，遍于寰宇，有一知半解者，無不痛詆宋學”(江藩《宋學淵源記》卷上),江藩也是如此。他批評“濂、洛、關、閩之學，不究禮樂之源，獨標性命之旨，義疏諸書，束置高閣，視如糟粕，棄等弁髦，蓋率履則有余，考鏡則不足也”。他推崇漢代經(jīng)師經(jīng)說直接孔子先圣之緒，各有師承，如“言《易》,淄川田生；言《書》,濟南伏生；言《詩》,于魯則申公培，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言《禮》,魯高堂生；言《春秋》,于齊則胡毋生，于趙則董仲舒”,均“誦先王之書，被儒者之服，彬彬然有洙泗之風焉”。特別是東漢碩學大師鄭玄，“生炎漢之季，守孔子之學，訓義優(yōu)洽，博綜群經(jīng)，故老以為前修，后生未之敢異”(《漢學師承記》卷一)。因此，要尋求圣人微言大義，就必須從漢人的經(jīng)說詁訓入手。江藩認為：“以故訓通圣人之言，而正心誠意之學自明矣；以禮樂為教化之本，而修齊治平之道自成矣?！奔慈缢稳逡粤x理之學見長，同樣也離不開漢儒經(jīng)說。這是因為“讀義疏之書，始能闡性命之理，茍非漢儒傳經(jīng)，則圣經(jīng)賢傳久墜于地，宋儒何能高談性令耶”(《宋學淵源記》卷上)!基于這樣的認識，江藩對宋儒棄先儒古義為土梗的作法十分不滿，斥之為“邪說詭言，亂經(jīng)非圣，殆有甚焉”(《漢學師承記》卷一)。
在推崇漢學、排斥宋學的同時，江藩從漢學家的視角出發(fā)，比較系統(tǒng)地梳理了本學派的淵源流變。清代漢學自顧炎武開山，閻若璩、胡渭奠基，惠棟開創(chuàng)，戴震集其大成以來，至乾嘉時期，已臻于極盛，學者無不靡然向風。但是，尚未有學者對此進行總結，只有汪中曾說“國朝諸儒崛起，按二千余年沉倫之緒，通儒如顧寧人、閻百詩、梅鼎九、胡朏明、惠定宇、戴東原，皆繼往開來者”(《漢學師承記》卷七),擬作《國朝六儒頌》,述其本末，后因病去世而未成。江藩起而繼之，有感于“經(jīng)術一壞于東、西晉之清談，再壞于南、北宋之道學，元明以來，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學盛于吳中，江永、戴震諸君繼起于歙，從此漢學昌明，千載沉霾一朝復旦”,因而于治學之余，“詮次本朝諸儒為漢學者，成《漢學師承記》一編，以備國史之采擇”(《漢學師承記》卷一)。在這部書中，江藩通過對漢學家學行學術的記述和表彰，比較完整地勾勒了清代漢學發(fā)生發(fā)展的概貌。如惠棟三世傳經(jīng)，精研《易》學，首稱漢幟，江藩對其推崇備至，盛稱“本朝為漢學者，始于元和惠氏”(《宋學淵源記》卷上),既于書中源源本本地記述了其思想主張、學術傳承及治學成就，還特別表彰其《周易述》一書“專宗虞仲翔，參以荀、鄭諸家之義，約其旨為注，演其說為疏，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燦然復章矣”(《漢學師承記》卷二)。在《經(jīng)師經(jīng)義目錄》中復加揄揚，稱“《易》自王輔嗣，韓康伯之書行，二千余年，無人發(fā)明漢時師說。及東吳惠氏起而導其源，疏其流，于是三圣之《易》昌明于世，豈非千秋復旦哉”!又如漢學家一致遵循的治學宗旨是由文字音韻訓詁以尋求經(jīng)書義理，江藩也奉之為不二法門，不僅藉諸多漢學家之口，反復予以闡揚，而且以相當?shù)钠?，詳細記載了漢學家在文字、音韻、訓詁、?？钡确矫娴陌l(fā)明和貢獻。阮元稱“讀此可知漢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國朝學者經(jīng)學之淵源，大義微言，不乘不絕，而二氏之說亦不攻自破矣”(《漢學師承記序》)。
但是，江藩在總結清代漢學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表現(xiàn)出了很深的門戶之見。他為漢學家立傳，凡被認為其學術不純者，均遭排斥。如黃宗羲、顧炎武，都是清初著名思想家、學者，他們?yōu)榕まD明末空疏學風，開啟清代學術路徑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因而后世學者多推崇其學，認為“國朝諸儒究六經(jīng)奧旨，與兩漢同風，二君實啟之”。汪中作《國朝六儒頌》,首推顧炎武；阮元撰《國史儒林傳稿》,也以顧炎武、黃宗羲居首。但江藩卻深固壁壘，指責其學不純，認為“梨洲乃蕺山之學，矯良知之弊，以實踐為主；亭林乃文清之裔，辨陸王之非，以朱子為宗。故兩家之學皆深入宋儒之寶，但以漢學為不可廢耳。多騎墻之見，依違之言，豈真知灼見者哉”!竟然把黃宗羲、顧炎武摒棄于外。后在友人的規(guī)勸之下，才復“輯二君事實，為書一卷，附于冊后”(《漢學師承記》卷八)。后人對此評論說，阮元撰《國史儒林傳稿》,“第一次顧亭林居首，第二次黃梨洲居首”,而江藩的《漢學師承記》“以兩先生編于卷末，以不純宗漢學也。亦可見其體例之嚴”(伍崇曜《漢學師承記跋》)。其實，所謂“體例之嚴”,恰恰表現(xiàn)出江藩的門戶之見。并且，這種門戶之見也反映在他所銓次的《經(jīng)師經(jīng)義目錄》中。如關于《易經(jīng)》的研究，清代學者所取得的成就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對《河圖》、《洛書》等圖書的辨?zhèn)?，對漢人《易》說的鉤沉，對《易經(jīng)》的新疏解。其中，清初學者黃宗羲的《易學象數(shù)論》、黃宗炎的《圖書辨惑》等著述，均力辨圖、書之非，為恢復《易經(jīng)》本來面目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后，胡渭在此基礎上進而深入研究，撰《易圖明辨》一書，最終使圖、書之偽成為定論。顯然，總結清代《易》學，特別是有關圖、書的矯誣辨?zhèn)?，黃宗羲、黃宗炎的著述是不能不提的。但江藩卻認為二者均非專門漢學，他說：“黃宗羲之《易學象數(shù)論》,雖辟陳摶、康節(jié)之學，而以納甲動爻為偽象，又稱王輔嗣注簡當無浮義。黃宗炎之《周易象辭》、《圖書辨惑》,亦力辟宋人圖書之說，可謂不遺余力矣。然不宗漢學，皆非篤信之士也?！币虼?，他在為本朝漢學家銓次著述目錄時，竟將二書摒而棄之，聲稱“凡此諸書，不登茲錄”(《經(jīng)師經(jīng)義目錄》)。其子江鈞在撮述江藩著錄旨意時，也說：“家大人既為《漢學師承記》之后，復以傳中所載諸家撰述有不盡關經(jīng)傳者，有雖關經(jīng)術而不醇者，乃取其專論經(jīng)術而一本漢學之書，訪唐陸元朗《經(jīng)典釋文》傳注姓氏之例，作《經(jīng)師經(jīng)義目錄》一卷，附記于后，俾治實學者得所取資，尋其宗旨，庶不致混莠于苗，以砆為玉也?！惫识病把圆魂P乎經(jīng)義小學，意不純乎漢儒古訓者，不著錄”(《經(jīng)師經(jīng)義目錄》卷末江鈞識語)?？梢娊獡P漢抑宋，壁壘森嚴。也正因為如此，同時稍后的今文學者龔自珍致書江藩，專就“漢學”之稱提出十條質(zhì)疑，認為“本朝自有學，非漢學，有漢人稍開門徑，而近加邃密者，有漢人未開之門徑，謂之漢學，不甚甘心”。又說：“若以漢與宋為對峙，尤非大方之言。漢人何嘗不談性道，宋人何嘗不談名物訓詁？ 不足概服宋儒之心?！?《龔自珍全集》第五輯，《與江子屏箋》)并據(jù)此而建議江藩將書名改為《經(jīng)學師承記》。其后，祁雋藻囑何秋濤撰《續(xù)記》,何秋濤也說：“是編當依阮元《疇人傳》之例，改為《學人傳》,若特立一漢學之名，宋學家群起而攻之矣?！?《清史列傳》卷六九)可見江藩的《漢學師承記》甫出，當時的學術界已有不同意見，由此而引發(fā)宋學家的攻擊，也就不足為奇了。
《漢學商兌》
在宋學家對漢學的攻擊中，以方東樹的《漢學商兌》最為引人注目。方東樹，字植之，晚號儀衛(wèi)，生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卒于咸豐元年(1851),安徽桐城人，曾從姚鼐問學。史載其“研極義理，于經(jīng)史百家、浮屠、老子之說，罔不窮究，而最契朱子之言”(《清史列傳》卷六七)。他見乾嘉以來，“漢學大盛，新編林立，聲氣扇和，專與宋儒為水火，而其人類皆以鴻名博學為士林所重，馳騁筆舌，弗穿百家，遂使數(shù)十年間承學之士耳目心思為之大障”(《漢學商兌·序例》),“而程朱之門，獨寂然不聞出一應兵”。因“恐此道遂傾矣，蓋嘗懼之，故為反復究論”(《漢學商兌》卷下),“思有以彌縫其失”,撰成《漢學商兌》三卷。
出于“衛(wèi)道”的目的，方東樹對漢學家“著書以辟宋儒，攻朱子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為厲禁”深致不滿，指責此乃“邊見邪見”,最為“悖道害教”,認為漢學家“不知學之有統(tǒng)，道之有歸，聊相與逞志快意，以騖名而已”。他把經(jīng)書喻為良苗，漢儒是耕耘的農(nóng)夫，宋儒是舂食的獲者，嘲笑今世漢學家不過取漢儒遺棄的禾稼復加種植，“卒其所殖不能用以置五升之飯，先生不得飽，弟子長饑，以此數(shù)人，導之為愚，以此自力，固不獲益”。據(jù)此，方東樹斷言，漢學家“畢世治經(jīng)，無一言幾于道，無一念及于用，以為經(jīng)之事盡于此耳矣，經(jīng)之意盡于此耳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虛，其求在外，使人狂，使人昏，蕩天下之心而不得其所本，雖取大名如周公、孔子，何離于周公、孔子，其去經(jīng)也遠矣”(《漢學商兌·重序》)。不僅如此，在方東樹看來，漢學家“棄本貴末，違戾詆誣，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齊治平之教，一切抹殺，名為治經(jīng)，實足亂經(jīng)，名為衛(wèi)道，實則畔道”,“其有害于世教學術，百倍于禪與心學”(《漢學商兌·序例》)。
對漢學家一致遵循的由文字音韻訓詁以尋求經(jīng)書義理的治學宗旨，方東樹的攻擊更是不遺余力。他說：“夫謂義理即存乎訓詁，是也。然訓詁不得義理之真，致誤解古經(jīng)，實多有之，若不以義理為之主，則彼所謂訓詁者，安可恃以無差謬也。諸儒釋經(jīng)解字，紛紜百端，吾無論其他，即以鄭氏、許氏言之，其乖違失真者已多矣，而況其下焉者乎？ 總而言之，主義理者，斷無有舍經(jīng)廢訓詁之事，主訓詁者，實不能皆當于義理。何以明之？ 蓋義理有時實有在語言文字之外者?！睋?jù)此，方東樹認為：“解經(jīng)一在以其左證之異同而證之，一在以其義理之是非而衷之，二者相須不可缺，庶幾得之。今漢學者全舍義理而求之左驗，以專門訓詁為盡得圣道之傳，所以蔽也?！焙螞r一些漢學家“言不問是非，人惟論時代，以為去圣未遠，自有所受，不知漢儒所說，違誤害理者甚眾”(《漢學商兌》卷中之下)。針對漢學家群趨于典章制度考證的治學風氣，方東樹反詰說：“如《考工》車制，江氏有考，戴氏有圖，阮氏、全氏、程氏、錢氏皆言車制，同時著述，言人人殊，訖不知誰為定論。他如蔡氏賦役，沈氏祿田，任氏、江氏、盛氏、張氏宮室，黃氏、江氏、任氏、戴氏衣服冕弁，各自專門，亦互相駁斥，不知誰為真知定見。莊子所謂有待而定者邪？”此等學問，方東樹認為：“得之固佳，即未遽明，亦無損大體，無關閎旨?！彼f：“漢學諸人，言言有據(jù)，字字有考，只向紙上與古人爭訓詁形聲。傳注驅(qū)雜，援據(jù)群籍，證佐數(shù)百千條，反之身已心行，推之民人家國，了無益處，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漢學商兌》卷中之下)方東樹還進而總結漢學六蔽：其一，“力破理字，首以窮理為厲禁，此最悖道害教”;其二，“考之不實，謂程朱空言窮理，啟后學空疏之陋”;其三，“則由于忌程朱理學之名，及《宋史》道學之傳”;其四，“則畏程朱檢身，動繩以禮法，不若漢儒不修小節(jié)，不矜細行，得以寬便其私”;其五，“則奈何不下腹中數(shù)卷書，及其新慧小辨”;其六，“則見世科舉俗士空疏者眾，貪于難能可貴之名，欲以加少為多，臨深為高也”。(《漢學商兌》卷下)可以說，宋學家對漢學的攻擊，至方東樹達到了頂點。
平心而論，方東樹對漢學的指責，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諸如批評典章制度的考證言人人殊，不知何所適從；針砭漢學一味考據(jù)，無關國計民生；認為訓詁小學不能完全賅括經(jīng)書義理和儒學內(nèi)容，等等，都切中漢學弊病。但由于方東樹歸根結底是出自“衛(wèi)道”的目的及漢宋學家的門戶之見，因而其書頗多強辭奪理、謾罵中傷之處，這就使得其僅有的一點是處，也淹沒在門戶之爭的污水中去了。
方東樹的著述成書于道光初年，當時漢學已經(jīng)走過了其全盛期而趨于衰落，因此，有稱方書出而漢學焰遂熄者。但實際上，走向衰落的不僅是盛極一時的漢學，同時還有一直居于正統(tǒng)地位的理學。盡管由于形勢的變化，漢學宋學雙方的一些有識之士已經(jīng)覺察到各自學派的短處，而開始倡言綜合漢宋，以期補偏救弊，但時移事異，盛況不再，二者均無法改變其必然衰落的歷史命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