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這個閉塞的小山城，臂纏青紗向死者致哀和向死者敬獻花圈的易俗之舉，始于五十年代末。當時大家都很樂意接受，公認這是一項現(xiàn)代文明的改革，沒有人非議它不如過去的穿喪服和打幡更符合中國的國情，所以，改革進行得非常順利。二十多年過去了，平心而論，我以為當年的改革者并沒有“笑到最后”,因為花圈和青紗的遭遇并不太妙。我不但目睹過這種興衰變遷，而且擁護過最初的改革和繼之而來的改革之改革，先后還演過“不孝孫”和“不孝男”。在送葬的途中，總不免緣此發(fā)些感慨。
記不清是哪一年了，也記不清是誰先開的頭，那個曾經(jīng)閃著改革光環(huán)的花圈，正中心忽然平添了一個碩大的“奠”字。當時誰也不在意，甚至還以為這也許是“民族化” 、“洋為中用”的表現(xiàn)形式哩。后來，也記不清是哪一年，記不清是誰先開的頭了，漸漸時興起了要沿襲“孝子、孝孫打白幡，重孫打藍幡，外甥打彩色幡，重外甥打黃幡” 的祖制，在送葬的隊伍中，人們開始按照各自與死者的關(guān)系，分別“打”起了白花圈、藍花圈、彩色花圈和黃花圈。當時誰也沒注意。多少年后，人們偶然回顧，才發(fā)現(xiàn)，幾乎是在不知不覺中，花圈被“同化”為傳統(tǒng)的幡了，仍依古例派了“招魂”的用場。
臂纏青紗的命運與花圈類似。象有人看到花圈的第一眼就認定它就是“從來如此” 的 “幡” 一樣，“青紗” 從一開始也被人認定它是“新形勢” 下的 “持服” 。為了讓它更象“持服” 些，它的正中先是縫上了一個全白的，或是白線雙勾的 “孝” 字(當然還是“記不清是哪一年，也記不清是誰先開的頭” ),進而有好事者從古代喪服的縫制 中 受到啟發(fā)，縫制側(cè)邊不交裹，使斷處外露，又以白線連綴毛邊。最后，又有人不無虔誠地想起了過去的披麻戴孝，覺得用青紗未免太奢華了，表現(xiàn)不出中國傳統(tǒng)的悲哀，于是青紗的“面料” 又漸漸被“正統(tǒng)” 的粗麻布所代替——終于，當年的改革 “面目半非” 了。
從來沒有誰處心積慮或赤膊上陣，要破壞、抵制、閹割我們小城的這項改革。一些群眾的作為不過是習 慣勢力使然，這原是改革者的常識，料定了的波折，對此我不想多說。我以為應(yīng)當總結(jié)為教訓的是： 改革者若時刻有折衷的念頭，若對熱衷于搞折衷的人缺少警戒，或者改革之先就將折衷預(yù)留作“太平門” 的話，大多會使改革成為怪胎、石胎或畸胎的。

(1984年11月12日《人民日報》)

賞析 在血緣根基上生成的對“親親孝悌”之情的強調(diào)與重視是中國文化心理結(jié)構(gòu)的一大特點。不用說，送葬同“孝”、“悌”之情的聯(lián)系是極為密切的，因此，當本文作者選擇了從送葬的歷史演變來揭示傳統(tǒng)勢力的頑固和巨大惰性以及社會進步、觀念革新之艱難的時候，我感到，他已經(jīng)為自己的成功打下了一個可靠的基礎(chǔ)。
送葬的興衰變遷確使人感慨系之。戴黑紗、獻花圈，簡約而不失莊重，無疑是一項現(xiàn)代文明的改革。但與此同時，打幡、穿孝服的送葬隊伍并未消失，反而愈加繁盛，以至于還翻出了“洋為中用”的新花樣，諸如花圈中“奠”字的出現(xiàn)和黑紗上“孝”字的縫制，如此等等。這種變遷說明了什么？ 文章對此雖未加以過多剖析，但通過作者對這一頗具典型意義的事件的近乎白描的敘述，我們卻不無啟示。其一，傳統(tǒng)勢力惰性的沉重常常是超乎我們的想象的，它的相當頑固的承續(xù)力量、持久功能，始終在直接間接地自覺不自覺地影響、支配甚至主宰著今天的人們，尤其是在我們這種具有數(shù)千年歷史的超穩(wěn)定文化結(jié)構(gòu)的氛圍中更是如此。那種革命一兩，反動十斤的異?，F(xiàn)象已屢見不鮮，正象花圈被同化為幡，黑紗被同化為孝服一樣。因此，徹底拋棄和清除傳統(tǒng)陳垢，以先進取代落后，以革新代替保守，其成功并不同政權(quán)的更替同步進行，而是一件更為艱巨漫長的事情。其二，清除傳統(tǒng)思想的陳垢，某些具體形態(tài)上的變革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提高全民族的文化心理素質(zhì)，加強精神文明的建設(shè)，根除傳統(tǒng)思想陳垢賴以生存的精神土壤，使現(xiàn)代文明不再是一種外在強迫的力量，而化為民眾自發(fā)的精神渴求，這樣，改革就才不至于夭折或成為怪胎、畸胎。
從寫法上看，這篇文章也很有特色。文章沿著送喪的興衰變遷依時順事信手抒寫，娓娓道來，似乎不露聲色，實則平和中藏著鋒芒，冷峻中含有熱諷，讀罷使人震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