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為者敗之，執(zhí)者失之。是以圣人無為故無敗，無執(zhí)故無失。民之從事，常于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xué)不學(xué)，復(fù)眾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六十三章] 圖難于其易，為大于其細；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

[七十三章] 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

[十三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

[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

[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復(fù)。夫物蕓蕓，各復(fù)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fù)命。復(fù)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兇。

〔鑒賞〕　“戒慎恐懼”一語連用，首見于戰(zhàn)國時期的儒家經(jīng)典《禮記·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睂τ谶@段文字，照《朱子語類》卷六十二《中庸一》說來，要逐句逐字解釋清楚是有難處的，其大意說的是士人的處世方法、涵養(yǎng)工夫，要求人“凡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慎恐懼，常要提起此心，常在這里，便是防于未然”;即便是處于無人覺察而獨身一人時，也要謹慎處事，不可妄為，不可隱翳迴操，更不可做那種合眼掩耳的盜鈴之事，這就叫“慎獨”，否則，說不定哪天大禍突然降臨，生命突然失去。用儒生曾子的話來說是，士人處事就應(yīng)“戰(zhàn)戰(zhàn)兢兢”(恐懼)，“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戒慎)，這樣方可保平安，這也就是被傳統(tǒng)學(xué)說稱為士人儒生所必須具備的“道”。

而在《老子》一書中，大概是出于對社會大亂中種種怪象的擔(dān)憂，《老子》五千言也無處不是“戒慎恐懼”之語。如《老子》首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便是通過闡明道之常變易，使人們戒除剛愎執(zhí)著之心；《二章》“萬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則是使人戒除居功自傲之心；《三章》“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則又是使人戒除欲利之心……如此等等，均表現(xiàn)了老子對于世間萬象的“戒慎恐懼”，因此老子在《六十四章》中說：“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在《七十三章》中說：“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在《十三章》中說：“寵辱若驚”。并且，如《中庸》一樣，老子還把“道”、“常”與“戒慎恐懼”聯(lián)系在一起來說：“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五十三章》)，“不知常，妄作兇”(《十六章》)。

老子思想之所以與《中庸》“戒慎恐懼”的思想多有相合，除了它們均處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那個天下大亂、禮崩樂壞的時代之外，還因為它們之間存在著一種傳承關(guān)系：戰(zhàn)國時期的儒家作品《中庸》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老子思想的影響。我們知道，儒家學(xué)派的創(chuàng)始人孔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而到了戰(zhàn)國時期，大概正是受老子思想的影響，特別是老子“天”、“道”思想的影響，儒家學(xué)者中開始出現(xiàn)一個將“天道”作為仁義禮智信等道德因素之根本的思潮。而這一思潮的推動者，正是從孔子晚年最重要的弟子曾子，到孔子的孫子子思，再到孟子的一派，歷史上把他們叫做“思孟學(xué)派”。而在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簡中，除了《老子》竹簡本等道家文獻之外，還有《性自命出》、《五行》等一批儒家作品，據(jù)專家考證，這些儒家作品與相傳為子思所作的《中庸》有著很深的內(nèi)在邏輯聯(lián)系，很有可能就是曾子到孟子之間的思孟學(xué)派的著作。而這些作品與《老子》從同一個墓葬中出土，更加說明了它們之間的密切關(guān)聯(lián)。從這一點而言，老子“戒慎恐懼”的思想與《中庸》多有相合也便不難理解了。

而為了對老子“戒慎恐懼”的思想有更為深入的了解，我們則不得不提到老子思想的一個重要淵源——《周易》。我們知道，老子的“知常達變”之道與《周易》向我們闡明的“變易而不易”之哲理一脈相承，同時，《周易》與《老子》一樣，也是一部憂患之作，這正如《周易·系辭傳》所言：“《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具體來說，《周易》興起的年代與《老子》所作的年代近似：“《易》之興也，其當(dāng)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dāng)文王與紂之事邪？”(《周易·系辭傳》)兩者都是興起于禮崩樂壞的大亂之世。正是因此，《周易·系辭傳》發(fā)出了與《老子》“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一樣的呼聲：“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此之謂《易》之道也?！币驗闀r事艱險，所以要時時“知險”、“知阻”?！胺蚯?，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同上)

對于老子來說，“戒慎恐懼”的一項重要內(nèi)容，就是要察“微”研“幾”，也即《六十四章》所言：“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這與《周易》之察微研幾、避兇趨吉也是一脈相承的。魏晉年間，名士雅好《周易》，就是因為《周易》能“顯微闡幽，無往不彰，無來不察”，所以名士隗禧就說：“欲知幽微莫如《易》”(《三國志·魏書·王朗傳》注引)。又因為圣人作《易》是“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大取天地之象，細觀鳥獸之文”，天地諸物都蘊育著象和意，意味著兇和吉，所以魏晉名士要“顯微闡幽”、“避兇趨吉”，也就必定要建筑在細觀微察諸物的研幾活動基礎(chǔ)上。如名士管輅就“心過草木，注情葵藿”，于朱雀、青蠅、蠶蛹、雞子、虎嘯、雉驚、鳥飛、鵲鳴、谷風(fēng)、山云、水氣、林霧、潭淵、石形無不“夙夜研幾”，為的是“疏風(fēng)氣而探微候、聽鳥鳴而識神機”(《三國志·魏書·管輅傳》注引《管輅別傳》)。正因為天地萬物都蘊育著象和意、意味著兇和吉，所以管輅能對名士何晏“夢見青蠅繞鼻”一事而得出“兇”的結(jié)論：“青蠅臭惡而集之”，必定導(dǎo)致“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知是何晏來不及避兇趨吉，還是其他什么原因，兇事果真降臨其身，被司馬氏集團借故誅殺。同樣，名士董仲道于永嘉年間見洛陽東北角的地穴中有蒼白二鵝而得出“蒼者胡象，后胡當(dāng)入洛；白者不能飛，此國諱”(大亂斯起)的結(jié)論，于是對名士謝鯤、阮孚等說了“《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的話后，就與妻子荷擔(dān)入蜀避兇去了(謝鯤《元化論序》及王隱《晉書》)。

在這里，是誰應(yīng)驗察微研幾的結(jié)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活在兇事頻繁的時代里，思想家們主觀上都想通過對事物的察微研幾活動而趨吉。這樣，同樣出于亂世的《老子》也便和《周易》的精神相契合了，只要客觀現(xiàn)實沒有擺脫戒慎恐懼的條件，人們就會不斷地以《周易》、《老子》之察微而強化主觀上的避兇趨吉，《周易》、《老子》之盛行于后來戰(zhàn)亂頻仍的魏晉時代也就成為必然的了。在上述的例子中，魏晉名士們的察微研幾而避兇趨吉無一定的規(guī)則，而之所以會有趨吉避兇的應(yīng)驗，大概建筑在名士對事物各自的體認上，所以魏晉獨多對“體認”的強調(diào)。因為是名士對事物的各自“體認”，所以名士們對事物察微研幾中的不少妙處是無法傳下來的，但“戒慎恐懼”這種憂患意識，卻深深地在中國文化中扎下根底了。

總而言之，《老子》承襲《周易》的變易哲理以及與之相關(guān)的“戒慎恐懼”的憂患意識，提醒人們“圖難于其易，為大于其細；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六十三章》)，見微知著，謙虛謹慎而不妄為，最終達到“勇于不敢則活”、“無為而無不為”的目的。此外，《老子》的憂患意識還與孔子反對“暴虎馮河，死而無悔”，主張“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論語·述而》)，以及孟子“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孟子·告子下》)的憂患意識多有相合。應(yīng)當(dāng)說，與《周易》、孔孟一樣，老子“戒慎恐懼”的憂患意識與中國所處的復(fù)雜多變的自然環(huán)境，以及中國社會政治的早熟與日益機巧、由王道走向霸道的大背景是密不可分的。而老子“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xué)不學(xué)，復(fù)眾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六十四章》)的“法自然”的形上智慧和宇宙情懷，也與《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周易·乾象》)，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論語·憲問》)的精神一道，成為中國人在“戒慎恐懼”的情境下追尋“大道”的核心價值取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