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靈運與李白之悲劇

淮南師范?？茖W(xué)校中文系！安徽淮南232001

摘? ? 要：

謝靈運和李白在文學(xué)上成就斐然 , 但在政治上卻上演了令后人扼腕的悲劇。造成兩人政治悲劇的原因非常接近 , 這就是他們?nèi)狈φ渭业乃刭|(zhì)與才略。重新審視謝靈運和李白的政治悲劇 , 對存在于歷代文人命運中的普遍類似現(xiàn)象將有更加深入的認(rèn)識

?

關(guān)鍵詞：

謝靈運； 李白； 政治悲劇；

?

收稿日期：2000-02-27

?

On Tragedies of XIE Ling yun and LI Bai

Abstract：

XIE Ling yun and LI Bai got striking achievements in literature, but they performed agonizing tragedies in politics.The causes of their tragedies are quite similar lack of the qualities and talents of a politician.By re examing their political tragedies, we can deepen the recognition of the common similar phenomena that exist in the successive literati's fates.

?

Keyword：

XIE Ling yun ; LI Bai;political tragedy;

?

Received： 2000-02-27

?

作為詩人， 謝靈運和李白可謂風(fēng)光無比， 贏得了后世的無限崇仰：一個是“元嘉之雄”, 一個為“盛唐詩仙”;一個是中國古代山水詩的開創(chuàng)者， 一個為中國古典浪漫主義高峰的創(chuàng)造者。作為政治的殉難者， 他們又不免使后人黯然神傷， 為之扼腕：一個被劉宋政權(quán)于廣州行棄世刑， 一個遭李唐集團投監(jiān)、流放， 終賦《臨路歌》抱恨而亡。經(jīng)考察， 李白談及謝靈運的詩大都作于去朝之后， 說明由于遭遇相似， 李白對謝靈運已有一種心靈的契合。事實上， 李白與謝靈運不僅政治遭遇相似， 而且導(dǎo)致他們政治悲劇的原因也非常接近。謝靈運 (385—433年) 與李白 (701—762年) 生活的時代相距甚遠(yuǎn)， 且謝靈運生活在亂世， 李白生活于治世， 何以上演類似的悲?。科渲械脑蚬倘缓芏?， 但筆者認(rèn)為最重要的是他們?nèi)狈φ渭业乃刭|(zhì)與才略。王鐘陵先生指出：“中國的文人們往往這樣：僅僅只具有文士之才， 卻愛做伊周管樂的夢想， 以建立蓋世功業(yè)自命， 而一旦一相情愿構(gòu)造的夢想， 在嚴(yán)峻的現(xiàn)實的巖石上一再撞碎后， 不是據(jù)此去清醒地認(rèn)識自己， 而是激憤和玩世不恭。唐代李白是激憤的代表， 謝靈運則是玩世不恭的典型?！盵1]這頗為中肯地指明了謝靈運和李白的共同痛處、弱點。本文擬對謝靈運和李白悲劇做一番考察， 以期對這一存在于歷代文人命運中的普遍現(xiàn)象重新審視。

?

謝靈運和李白的悲劇首先源于他們的個性不容于時。謝靈運出身于“百年望族”的謝家， 由于其祖父謝玄的顯赫功業(yè)， 十八歲就襲封康樂公。他家境殷富， 生活豪奢， 天資聰穎， 又“少好學(xué)， 博覽群書”, 于是“文章之美， 江左莫逮”, 其祖父謝玄“甚異之”, 堂叔謝混“特知愛之” ( (《宋書·謝靈運傳》) ) 。如此深厚的家庭底蘊加上如此優(yōu)越的個人條件， 既促成了他濟時拯物的政治理想的確立， 也養(yǎng)成了他自命不凡的狂傲個性。李白雖然沒有謝靈運的顯赫出身， 但他出身于富商之家， 而商賈階層在較開放的開元、天寶時期的地位已大大不同于以往， 且看《開元天寶遺事》的一段記載：“長安富民王元寶、楊崇義、郭萬金等， 國中巨豪也。各以延納四方多士， 競于供送。朝之名僚往往出于門下， 每科場， 文士集于數(shù)家， 時人目之為‘豪友’?！备簧讨页闪怂姆轿氖康木奂?、朝廷名僚的輸送場， 他們的社會地位、政治地位便可想而知。李白之家雖比不上王元寶、楊崇義、郭萬金， 但他也自稱“曩昔東游維揚， 不逾一年， 散金三十余萬， 有落魄公子， 悉皆濟之” (《上安州裴長史書》) , 又稱“千金散盡還復(fù)來” (《將進酒》) , 說明其家庭還是很富有的。而富商之家與正統(tǒng)的奉儒之家相比要開明得多， 這些都滋養(yǎng)了李白性格中自由狂放的因素。他又天生一種“仙風(fēng)道骨”, 且天資早慧， “五歲誦六甲， 十歲觀百家” (《上安州裴長史書》) , “十五觀奇書， 作賦凌相如” (《贈張相鎬》) 。寬松的家庭環(huán)境、優(yōu)越的經(jīng)濟地位、豪俠的生性、出眾的才華， 使得李白自視很高， 頗為自負(fù)。兩人個性的形成， 也有賴于時代的土壤。謝靈運生活于由東晉入宋時期， 其精神氣質(zhì)形成于東晉。而東晉承續(xù)魏、西晉而來， 是士族統(tǒng)治時期， 更是思想大解放、培養(yǎng)了大批“名士”的時代， 謝靈運稟承魏晉精神， 加上前述家庭、個人的因素， 使他成了魏晉精神的集大成者。他重視個性， 講究君臣知遇；他富有才華， 但恃才狂放；他不愿循規(guī)蹈矩， 不遵守傳統(tǒng)禮法， 而隨任性情， 自視清高。李白生活于中國封建社會的頂峰——盛唐時期， 朝廷重臣馬周、張柬之、郭元振、張九齡等皆“起自布衣”的事實， 使廣大下層士人“拾青紫于俯仰， 取公卿于朝夕”的功業(yè)欲大大膨脹；“忽從被褐中， 召入承明宮。圣人借顏色， 言事無不通” (盧象《贈程秘書》) 的境界， 又使一些士人充滿神奇的幻想。盛唐是士子精神風(fēng)帆鼓蕩的時期， 恰恰為魏晉風(fēng)度的再現(xiàn)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在李白身上我們可以看到謝靈運的性格特點， 只是加烙了盛唐時代的印記， 將狂放、自由的個體意識與平交王侯的主體意愿推向了極致。與無數(shù)中國古代文人一樣， 謝靈運、李白都有著遠(yuǎn)大的政治抱負(fù)和強烈的功業(yè)追求。謝靈運在《贈安成》中表示：“撫翼宰朝， 翰飛戚蕃。佐道以業(yè)， 淑問聿宣”, 在《山居賦》中宣稱：“大慈之弘誓， 拯群物之淪傾”、“分一往之仁心， 拔萬族之險難”。李白更是要“申管晏之談， 謀帝王之術(shù)， 奮其智能， 原為輔弼， 使?？h清一， 寰區(qū)大定” (《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 。他們實現(xiàn)如此宏大美好的政治理想都有一個前提：謝靈運要“兼抱濟物性， 而不纓垢氛” (《述祖德詩》) , 在追求“濟物”之志的同時， 又要超塵脫俗， 保持自己特有的尊貴；而李白更是“不屈己， 不干人” (《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 。他們都表現(xiàn)出尊傲的獨立個性。這種個性使他們在現(xiàn)實政治生活中處處碰壁。

?

在曾經(jīng)只不過是祖父手下一員“將兵”的劉裕面前， 謝靈運怎么也去不掉那股高傲的貴族氣。顯赫家族的優(yōu)越感， 使他最終不能與劉宋庶族軍閥政權(quán)密合， 遭受政治上的冷遇便是情理中的事。謝靈運在宋歷侍武帝、少帝、文帝， 備受冷遇， 這從《宋書·謝靈運傳》中可以窺見。武帝朝， 先是由公爵降為侯， 后由于“為性褊激， 多愆禮度”, 雖然“自謂才能宜參權(quán)要”, 但“朝廷唯以文義處之， 不以應(yīng)時相許”, 所以“常懷憤憤”。少帝即位以后， 謝靈運因為“構(gòu)扇異同， 非毀朝政， 司徒徐羨之等患之”, 遂“出為永嘉太守”。文帝登位， 誅殺徐羨之等人， 征靈運為秘書監(jiān)， 再召不起， 光祿大夫范泰寫信敦獎他， 才出任此職。此時的謝靈運仍然“自以名輩， 才能應(yīng)參時政”, 并且“初被召， 便以此自許”, 然而“既至， 文帝唯以文義見接， 每侍上宴， 談賞而已”。王曇首、王華、殷景仁之輩， “名位素不逾之”, 卻“并見任遇”, 靈運便“意不平， 多稱疾不朝直”, 后只好“上表陳疾”, 被文帝“賜假東歸”, 又被御史中丞傅隆上奏免官?？梢?， 在劉宋政權(quán)面前， 靈運從未低下他那高貴的頭， 為此他在政治上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而政治上的失意又更加激發(fā)了他的狂傲氣。貶為永嘉太守時， “出守既不得志， 遂肆意游遨， 遍歷諸縣， 動逾旬朔， 民間聽訟， 不復(fù)關(guān)懷”, “在郡一周， 稱疾去職”。移居會稽舊宅， “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縱放為娛， 有終焉之志”。不僅如此， 居然還“每有一詩至都邑， 貴賤莫不競寫， 宿昔之間， 士庶皆遍， 遠(yuǎn)近傾慕， 名動京師”, 這怎能不使統(tǒng)治者光火？當(dāng)然政治上的不幸成就了他文學(xué)上的大幸， 這是另一話題， 這里不便多言。任秘書監(jiān)期間， 由于“意不平”, “多稱疾不朝直。穿池植援， 種竹樹堇， 驅(qū)課公役， 無復(fù)期度。出郭游行， 或一日百六七十里， 經(jīng)旬不歸， 既不表聞， 又不請急”。且不說做臣子應(yīng)遵守的禮法， 哪個皇上又能容忍臣子有如此放縱的行為？他還因為傲慢無禮、狂放不羈， 經(jīng)常與地方官吏發(fā)生糾葛。文帝時遭免官， 東歸始寧別墅后， “因父祖之資， 生業(yè)甚厚。奴童既眾， 義故門生數(shù)百， 鑿山浚湖， 功役無己。尋山陟嶺， 必造幽峻， 巖障千重， 莫不備盡……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 直至臨海， 從者數(shù)百人。臨海太守王驚駭， 謂為山賊， 徐知是靈運乃安”。更有甚者， 靈運竟“又要王更進”, 不肯， 他又作詩譏諷王：“邦君難地山僉， 旅客易山行”。在會稽， “亦多徒眾， 驚動縣邑”。會稽太守孟豈頁事佛精懇， 靈運自視精通佛典， 瞧不起孟豈頁， 并加以譏諷：“得道應(yīng)須慧業(yè)文人。生天當(dāng)在靈運前， 成佛必在靈運后”, 孟豈頁深恨此言， 以至后來靈運求決會稽東郭回鐘湖為田時， 孟豈頁堅執(zhí)不與， 靈運又求始寧山丕山皇湖為田， 孟豈頁又固執(zhí)， 最終抓住靈運“橫恣， 百姓驚擾”的辮子， “表其異志， 發(fā)兵自防， 露板上言”, 加以誣陷。文帝雖未治靈運罪， 但為了“不欲使東歸”, 把他發(fā)配到臨川 (今江西) 做內(nèi)史。在臨川， 靈運并未就此有所收斂， 反而“在郡游放， 不異永嘉”, 為有司所糾。司徒遣隨州從事鄭望生收羈靈運， 他又興兵叛逸， 終被統(tǒng)治者殺害于廣州?？梢?， 《宋書》和《南史》都說他“多愆禮度”, 葛立方在《韻語陽秋》中說他“浮躁不羈”, 就連“特知愛之”的堂叔謝混也說他“博而無檢”, 都是切中要害之言。謝靈運的這種性格是從政的致命弱點。為此他得罪了上自皇帝， 下到一般官吏， 為整個統(tǒng)治集團所不容， 并終被統(tǒng)治者送上了斷頭臺。

?

李白的傲岸不屈、狂放不羈趨于極至。他極自負(fù)：“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來， 爾其天為容， 道為貌， 不屈己， 不干人， 巢由以來， 一人而已” (《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 。他很自高：“出則以平交王侯， 遁者以俯視巢許” (《冬夜于隨州紫陽先生餐霞樓送煙子元演隱仙城山序》) , “府縣盡為門下客， 王侯皆是平交人” (《少年行》) 。他更自傲：“一醉累月輕王侯” (《憶舊游寄譙郡元參軍》) , “天子呼來不上船， 自稱臣是酒中仙” (《杜甫《飲中八仙歌》) 。就連建功立業(yè)， 在其天真和豪氣的驅(qū)使下， 也變得易如反掌：“談笑安黎元” (《書情贈蔡舍人雄》) 、“談笑凈胡沙” (《永王東巡歌》) 、“談笑廓妖氛” (《送張秀才謁高中丞并序》) , “談笑”成了李白施展才志的一種特殊方式?？梢?， 在李白的世界里站立著一個大大的“我”。另據(jù)何念龍先生統(tǒng)計， 在李白的一千余篇詩文中， 直接提到“我” (包括“吾”、“余”、“予”、“李白”等) 的作品就占了半數(shù)以上[2], 也說明李白世界中“我”的比例之大。李白有著鮮明強烈的個體意識。在此前提下， 他強烈地追求著個人的自傲， 情感奔縱， 任誕自適， 隱逸求仙， 醉酒狂歌。他不愿走“三十老明經(jīng)， 五十少進士”那樣的科舉進身之路， 而是幻想著有朝一日平步青云， 一舉登上“輔弼”之位， 大展宏圖。他要平交王侯， 與帝王以師友相處， 在現(xiàn)實生活中他表現(xiàn)出強烈的蔑視權(quán)貴的傲岸作風(fēng)。李白狂放自傲， 蔑視王侯， 戲萬乘若僚友， 與封建統(tǒng)治要求的為臣之道相違背， 與封建文化所標(biāo)榜的道德構(gòu)成尖銳的矛盾， 在現(xiàn)實生活中自然要觸礁。天寶初， 李白待詔翰林期間， 由于生性狂放傲慢， 不能及時調(diào)整與周圍人的關(guān)系， 反覺得“青蠅易相點， 白雪難同調(diào)。本是疏散人， 屢貽褊促誚” (《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諸學(xué)士》) 。若從保持個性的完整來說， 這固然值得稱贊， 但若從政治家應(yīng)具備的應(yīng)時能力來看， 這未必不是大欠缺。他很快得罪了許多王公大臣。關(guān)于以讒言謗害李白者， 有曰前宰相之子駙馬張洎， 有傳言被力士摘詩激怒的楊貴妃， 但有一點是確切的， 李白得罪權(quán)貴， 受到排擠打擊。這主要是由于李白的個性招致的結(jié)果。他放浪不羈， 終使玄宗皇帝也認(rèn)為他“非廊廟器”, 而“賜金”使之“還山”了。自命不凡， 狂傲自大， 也使李白在政治生活中顯得幼稚無知。安史亂中， 同時代的詩人高適能大有作為， 而李白卻只憑一腔熱情， 誤入李幕府， 卷入統(tǒng)治者的內(nèi)訌之中， 落得個入獄流放的下場。平心而論， 李白是天生的詩才， 但他的個性不屬于政治家， 缺乏作為封建社會國才重臣的基本素質(zhì)， 他在政治上的悲劇自然不可避免。

?

不能審時度勢， 對時代缺乏清醒的認(rèn)識， 政治上僅憑感覺， 缺乏縝密的思維， 也是導(dǎo)致謝靈運、李白悲劇的重要因素。如前所論， 謝靈運的個性精神形成于東晉， 而他的政治生涯卻坐落于劉宋時代， 這是兩個很不同的時代。從政治角度而言， 宋是劉裕為首的庶族軍閥建立的政權(quán)， 他們想方設(shè)法削弱舊士族勢力， 使寒門的力量興起， 皇權(quán)得到加強。在此背景下， 那個“歷代流光”的“於穆冠族”, 對于謝靈運也只能是可供夸耀的歷史， 不能成為他進身的資本。而謝靈運恰恰對此不甚清醒， 他還是以貴族的高傲去面對相對鄙俗的庶族統(tǒng)治者， 所謂“達人貴自我， 高情屬天云” (《述祖德詩》) , 這就使他很難與現(xiàn)時統(tǒng)治者合拍， 甚至與劉宋集團格格不入。在這種狀態(tài)下， 作為劉宋集團統(tǒng)治下的一個臣民， 謝靈運還想得到重用， 獲得“參時政”的權(quán)力， 無疑只是一廂情愿而已。從社會文化形態(tài)而言， 魏晉以來的名士文化強調(diào)個性， 關(guān)注人的自由存在， 而劉宋政權(quán)時期的庶族新貴們的文化修養(yǎng)遠(yuǎn)遜于士族貴族， 他們絕不能容忍名士文化繼續(xù)發(fā)展， 特別不能聽任名士文化中個體意識的繼續(xù)存在。否則， 那將顯示出本階層文化修養(yǎng)上的粗俗， 對強化皇權(quán)將構(gòu)成潛在的威脅。開放的東晉文化賦予了謝靈運自由獨立的精神氣質(zhì)， 他帶著這種精神面貌走進了劉宋時期， 此時這種精神氣質(zhì)已失去了存活的土壤， 謝靈運卻固守著這一片天地， 自然是不合時宜， 要吃苦頭了。謝靈運還憑氣味相投， 將政治期望寄托于輕躁、不能主社稷的廬陵王義真身上。《宋書·謝靈運傳》載， “廬陵王義真少好文籍， 與靈運情款異常?！薄端螘窂]陵孝獻王義真本傳云：“與陳郡謝靈運、顏延之、慧琳道人并周旋異常， 云得志之日， 以靈運、延之為宰相， 慧琳道人為西豫州都督?！薄段倪x》李善注靈運所作《廬陵王墓下作》一詩：“后有讒靈運欲立廬陵王， 遂遷出之。后知其無罪， 追還……”以上表明， 靈運與義真趣味相投， 情非尋常， 互相看重， 特別是靈運對義真寄予政治上的厚望。而義真是否值得如此倚重呢？據(jù)《南史》卷十三記載， 義真十二歲奉武帝命留守關(guān)中， 不能穩(wěn)定人心， 東歸途中又因部下斂財貨， 行動緩慢， 被追兵趕上， 大敗， 差點送命， 可見他無將兵之帥才。謝晦奉武帝之命考察廬陵王能否做接班人， 說他“德輕于才， 非人主也”;后徐羨之等謀廢少帝， 按次第應(yīng)立義真， 但嫌他輕躁， 不勝任主社稷， 奏廢他為庶人， 徙新安郡， 后被徐羨之派人殺于徙所， 年僅十八。義真德望才能難以勝任人主之位， 謝靈運卻恰恰視義真為大樹， 擇而棲之， 真是所期非人， 證明靈運在政治上確屬幼稚， 缺乏政治家高瞻遠(yuǎn)矚的才能。在生死攸關(guān)之時， 靈運又輕舉妄動， 竟執(zhí)錄前去收羈他的隨州從事鄭望生， 并興兵叛逸， 犯下死罪。在徙廣州時， 又與舊時相識薛道雙謀， 欲半道劫逃， 事敗。靈運確實輕狂浮躁， 與政治家鎮(zhèn)定自若的雄才大略相距太遠(yuǎn)。

?

李白雖處盛世， 但如論者所云， 這是個走向極盛的同時逐漸孕育危機的歷史過程。這個時代“盛”的一面， 曾給予李白太多太多的自信與幻想， 特別是初唐以來對人事制度的改革， 庶族地主崛起， 庶族士子平步青云的現(xiàn)象， 使李白更覺得“游士”時代即將復(fù)興， 所以他滿腦子的謀士策臣。在歷史政治人物中， 最讓他傾倒的是魯仲連、謝安。然而盛唐已不是“游士”馳騁的時代， 大一統(tǒng)的國家、穩(wěn)固完備的政治體制， 中央已牢牢掌握用人權(quán)， 特別是玄宗后期， 牛仙客、李林甫掌用人大權(quán)， 堵塞賢路， 楊國忠更是“無問賢不肖， 選深者留之， 依資據(jù)闋注官” (《通鑒》卷二一六) , 使盛唐才士的美好理想成為幻想。天真的李白為恢宏的盛事鼓蕩起的那股輕狂之氣卻難以輕泄， 仍然以那種飽脹的激情去面對已變了質(zhì)的時代。于是， 天寶初年， 當(dāng)王維由于痛苦的人生、對世事的失望漸趨佛門之時， 李白還在高吟“仰天大笑出門去， 我輩豈是蓬蒿人”。果然， 此時的玄宗需要的只是點綴升平、侍宴談賞的弄臣而已， 李白自然是挨了一記悶棍。當(dāng)李起兵之時， 他又憑著這股狂熱勁主動加入李幕府。據(jù)《新唐書》永王本傳載， “生宮中， 于事不通曉”, 見江淮一帶富且強， “遂有窺江左意”, 說明他是一個不更世事， 缺乏遠(yuǎn)見與卓識的平庸之徒。李白卻不考慮這些， 仍是熱情飽滿地奔赴李麾下， 高唱著“但用東山謝安石， 為君談笑凈胡沙” (《永王東巡歌》) , 做著建立奇功， 名垂青史的美夢， 結(jié)果自然是再次陷入困境， 遭受更大的挫折?？梢?， 在復(fù)雜殘酷的現(xiàn)實政治面前， 李白只是憑詩人的天真做出反應(yīng)， 缺乏冷靜的觀察思考能力。裴斐先生在《李白個性論》中說他“是最純粹的詩人氣質(zhì)， 擅長不在思辯而在直感” (載《中國李白研究》1990年上) , 可謂中的之言。所以， 時代之與李白的悲劇， 與其說是玄宗后期不重人才的現(xiàn)實， 毋寧說是盛唐時代煽起的那股躁動不安的狂氣， 這狂氣里本已包含著悲劇的因子。

?

謝靈運和李白的悲劇發(fā)人深省。從人格意義說， 他們是完整的人；從精神世界言， 他們是富有者；從文學(xué)角度看， 他們更是佼佼者；但若從政治方面立論， 他們確是有缺陷的人。他們在詩國里任意翱翔， 在現(xiàn)實政治中卻舉步維艱。一方面， 他們理想宏大， 自視頗高， 作為一個文人確實綽綽有余， 但作為政治家就連基本的素質(zhì)也缺乏；另一方面， 他們狂放自傲的個性， 本與封建等級秩序發(fā)生沖突， 而他們既要建立功業(yè)， 又要保持個體的自由和人格， 這使詩人必然陷入無法解脫的困境， 只好在困境中做無謂的掙扎， 毀滅自我， 最終只是成就他們本不甘心的詩人的名分。謝靈運和李白的悲劇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帶有普遍性和典型性。

?

參考文獻

[1]　王鐘陵 .中國中古詩歌史〔 M〕.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 1988.

?

[][2 ]　何念龍 .三型李白論綱〔 J〕.武漢教育學(xué)院學(xué)報 , 1998, (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