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曼調停終告失敗之后，汪精衛(wèi)、周佛海等人對此深感失望，但沒有死心。由于受日本政府《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聲明中，“期望真能與帝國合作的中國新政權的建立與發(fā)展”等詞句的誘惑，他們急于尋找新的渠道，與日本政府進行“和平談判”。周佛海曾回憶說：“我們幾個同志，雖然力薄勢微，沒有方法挽回劫運，但是我們不死心，不絕望，我們暗中努力，使和平之門，不要全關，和平之線，不要全斷?！?sup>[1]
為進行所謂的“和平工作”,汪精衛(wèi)與周佛海幾經密商，于1938年2月在“藝文研究會”香港分會之下設立“日本問題研究會”,由高宗武負責。
高宗武自幼留學日本，畢業(yè)于九州帝國大學法學院，后轉入東京帝大，1931年結束學業(yè)回國，并在南京中央大學任教。此間，他擔任《中央日報》特約撰稿人，經常就中日問題發(fā)表論文，一時名聲大噪，被稱為“日本通”。蔣介石亦十分欣賞他的文章，并有意延攬其進侍從室工作，最終被其婉拒。1932年底，高宗武進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國防設計委員會任專員，負責研究日本問題。是時，汪精衛(wèi)正以行政院長身份自兼外交部長，他遂邀請高宗武進外交部任職。1934年初，高宗武入外交部工作，次年即升任亞洲司司長，時年二十九歲。盧溝橋事變之后，蔣介石、汪精衛(wèi)分別召見高宗武，與他就中日關系問題進行長時間討論。此后，高宗武在獲得蔣介石許可后辭去外交部工作，南下香港，以“日本問題研究會”為掩護刺探日本的和戰(zhàn)動向。
赴港之前，高宗武曾前往南京銀行公會主席吳震修家中會見正在中國的日本人西義顯，商談中日“和平問題”。西義顯是日本滿鐵南京事務所主任，長期在滬寧地區(qū)活動，與不少工商金融界人士及政府官員相交甚篤。聽罷高宗武的意見之后，他專程趕赴大連，向滿鐵總裁松岡洋右報告，請他為之設法。松岡對西義顯說：“事已至此，實為中日兩民族宿命所定。但將來或有機會恢復和平。你能獲得中國人如此信任，亦屬難得，你可待機行事。你如有意，可任意選擇住地，以便與南京(中國)同志再行會面?！?sup>[2]為讓他專心從事和平工作，松岡免去了西義顯在滿鐵的一切工作，還給他一筆巨款和一封介紹信，讓他去東京面見近衛(wèi)文麿首相。當時中國軍民正在淞滬地區(qū)奮勇抗戰(zhàn)，舉國上下抗日情緒異常高漲，和談活動無從下手，西義顯只得返回上海，等待時機。
1938年1月14日，中國外交部官員董道寧突然前去上海拜訪西義顯。董道寧早年留學日本，能講一口流利的日語，曾任中國駐日大使館參事，同西義顯早有交往。兩人一見面，西義顯即明白其來意。得知他為兩國和平曾找過川越茂大使后，就鼓動他直接去東京活動。為打消董道寧的疑慮，西義顯坦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見，即“以交戰(zhàn)國外交官之身份，既秘密來上海，會見敵國大使，則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赴東京直接說服敵國政府，理義雖同，而效果則更大”。“對于你的行動秘密，我負絕對責任，其實較你在上海之保守秘密更為容易。你若有此決意，我當先赴東京，但你是以(中國)亞洲司第一科科長之資格前去，東京自當感激。……今日之悲劇，系由兩民族缺少互相信任而起，你赴東京，即表示中國人信任日本人，為建筑信用之第一步。兩民族能互信則生共感，東洋之社會始能走上構成之路”^[3]。
1月17日，西義顯將此消息向長駐上海的日本同盟通訊社中南總分局局長松本重治報告^[4]。松本非常重視，親自會見董道寧，他說：“我認為這次訪日旅行對兩國都有重大意義，就這樣置于不相往來的狀態(tài)是不適宜的?！?sup>[5]同時他還建議西義顯立即返回日本，與參謀本部謀略課長影佐禎昭聯(lián)系。1月19日，西義顯即從上海乘船返回日本。得到影佐首肯之后，他急派助手伊藤芳南前往上海，為董道寧代辦赴日手續(xù)，自己則留在東京安排接待事宜。
事實上，董道寧此次與日方秘密接觸進而秘訪日本，是直接受到高宗武指派的。2月25日，董道寧在伊藤芳南陪同下離開上海，次日抵達日本長崎，28日赴橫濱，然后去東京，在橫濱與東京共待了九天。3月10日董道寧離日，取道大連，于3月15日回到上海。秘密訪日期間，董道寧先后與陸軍省參謀本部謀略課長影佐禎昭、參謀次長多田駿、第二部長本間等人進行了會談，大體摸到了日本陸軍對解決中日戰(zhàn)爭的基本立場。如多田駿一開始雖然表示：“此次兩國間不幸沖突……應及時妥為解決?！彼攀牡┑┑卣f道：“日本對于貴國領土完整、行政獨立，完全尊重，毫無野心……以后對于貴國內政問題，絕對不采取干涉態(tài)度，此點可以明言。”但是，旋即多田駿宣稱：“惟貴國必須根本放棄抗日政策。換言之，將現(xiàn)在之抗日親蘇政策一變而為親日抗蘇政策是也。”而影佐則赤裸裸地提出：“日方希望中國有大政治家親自出馬，與日方開始交涉。”他提出了中國必須接受的“最基本條件”:放棄抗日政策，與日方合作；承認偽滿洲國；對日本賠款；日本在華北駐兵；嚴加防共^[6]。這與1937年占領南京之后日本通過陶德曼向國民政府提出的條件并無二致。
結束訪問時，影佐特地至車站送行，并請他將兩封親筆信帶給當年陸軍士官學校的同學何應欽和張群。信中稱：“要解決中日事變，不是用條件做交易所能解決的，無論日本和中國，都必須互相赤誠相見。”“如能有這樣的態(tài)度，把過去的事情付之東流，披瀝誠意，赤誠與日本相會，則深信日本作為武士道國家，應有赤誠握手的氣概?！?sup>[7]顯然，影佐的立場非常明確，即希望中國的親日派一筆勾銷日本侵華的滔天罪行，無條件地與他們“赤誠相見”,充當漢奸，其本質與一個月前發(fā)表的“近衛(wèi)聲明”毫無二致。
董道寧秘密訪日期間，高宗武也在努力尋找同日本方面接觸的渠道。為給謀和活動披上合法外衣，周佛海向蔣介石提出，派高宗武去香港等地收集日本情報。得到蔣介石首肯后，高宗武不僅取得了軍事委員會的出差證明書，以避免出入境的麻煩，同時又可按月從蔣介石的軍事機密費中領取一筆活動經費。到香港不久后，他即秘密前往上海，與松本重治取得聯(lián)系。3月15日，董道寧與伊藤芳南抵達上海。次日下午，高宗武與松本重治在一家飯店約見他們，詢問訪日情況。為進一步擴大秘密聯(lián)系的渠道，幾位中日人士決定以兄弟相稱，并給每人編一個代號：西義顯為“太郎”,董道寧為“二郎”,伊藤芳南為“三郎”,高宗武為“四郎”,松本重治為“五郎”,影佐禎昭為“六郎”^[8]。
高宗武認為，下一步工作關系重大，于是決定去香港與日方仔細商量后再作決定。3月27日，高宗武、董道寧同松本重治、西義顯、伊藤芳南等人，圍繞中日“和平”談判的主題，在香港淺水灣旅館展開長談。高宗武首先介紹了武漢國民黨中樞對陶德曼調停的態(tài)度，他強調說，之所以將這些情況向日方報告，是為了讓在座的日本代表“了解中國方面對陶德曼大使所轉達的廣田外相的和平條件，大體上是可以接受的，是面向和平的。如果日本稍加忍耐，那么兩國就是已經走到和平的大門口了”^[9]。松本重治與西義顯談了日本方面的情況，認為董道寧在東京的活動，使陸軍內部一些人對“和平”的愿望愈發(fā)強烈了。作為陸軍統(tǒng)帥部現(xiàn)役軍人影佐禎昭，能夠直接給中國高級官員寫信，證明他已“布下背水之陣的決心”。于是他們得出了相同的看法，即中日兩國之間的“和平”意向如果能夠互相溝通，再加上兩國“和平派”的活動，兩國之間開展“和平運動”的可能性是充分具備的^[10]。
會談過程中，高宗武又向日方透露了汪精衛(wèi)、周佛海為首的“低調俱樂部”的活動情況，認為國民黨內已經形成一個“和平派”,而且其勢力正逐步擴大。松本等人聽后，似乎看到了“和平”的曙光，感到異常興奮。在具體討論如何把影佐的信交給何應欽與張群時，決定由周佛海轉交蔣介石，讓蔣介石了解此事^[11]。會談結束后，高宗武、董道寧返回漢口，西義顯則去東京，相約十天后仍在香港碰頭，交換后續(xù)活動情況。
高宗武回到漢口后，立即向周佛海詳細匯報，并拿出影佐的兩封信。周佛海興奮不已^[12],他隨即向汪精衛(wèi)請示，汪認為這是日本方面的重要意見，應讓蔣介石知道為好。于是，周佛海通過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陳布雷，將影佐的兩封信交給了蔣介石。蔣命高宗武再去香港，并向他指示：“把這一主要意思傳給日本：我們并不是反對和平！不過先反共然后和平，這是不可能的。只要停戰(zhàn)，我們自然會自己反共的?！?sup>[13]蔣介石日記也有較明確的記載：“上午聽高司長報告，乃知倭急欲求和，而其急于攻俄之意，亦昭然若揭矣。”^[14]可見，結合戰(zhàn)局進展狀況和其他資訊，對于來自高宗武的有明確導向性報告，蔣介石主要解讀為日本急于與重慶政府休戰(zhàn)議和。至于如何應對，蔣介石在稍后的日記中提到“對倭和戰(zhàn)方針”之時，既寫到要“準備大戰(zhàn)”,又指出“此時可戰(zhàn)可和，應注重和局與準備”,并且“與汪(精衛(wèi))張(群)談對倭策略”^[15]?？梢?，當時蔣介石和汪精衛(wèi)乃都認為，以津浦線為主要區(qū)域的徐州會戰(zhàn)的有利態(tài)勢，已經挫敗日軍自攻占南京以來的新一輪軍事戰(zhàn)略目的，中方大可乘勢在較有利的條件下實現(xiàn)停戰(zhàn)乃至達成和局。
4月16日，高宗武重返香港，他在淺水灣旅館再次與西義顯會面時稱：“蔣委員長讀影佐大佐之信非常感動，擬向日本當局口頭轉達委員長之意向。”蔣介石的主要意向是：對影佐的“誠意與勇氣表示敬意”;“除對此事深表銘感外，當絕對不發(fā)表”;“我認為日本對中國作戰(zhàn)之真正意圖，一、對俄關系之安全保障，二、對中國經濟發(fā)展及依存之確保；這兩項趣旨，原則上可予承認”;“若上述趣旨承你們諒解，則先行停戰(zhàn)，然后以上述條件為基礎，進入和平細目的交涉”^[16]。高宗武一再強調：這是蔣介石親口對自己說的，希望西義顯不要錯過這個機會，及時向影佐轉告。
4月27日，西義顯自香港返回東京，正式向陸軍參謀本部要員匯報。然而，此前對“和平工作”很有興趣的參謀次長多田駿卻保持沉默，連影佐禎昭也一言不發(fā)。原來，侵華日軍在臺兒莊戰(zhàn)役中被殲二萬余人，不僅損失慘重，而且面子大失。日本政府惱羞成怒，正調集兵力，準備向徐州發(fā)起大規(guī)模進攻。在此情況下，“和平運動”自然被拋到了一邊。
5月底，高宗武返回漢口，同汪精衛(wèi)、周佛海等商量對策。這時，日本國內矛盾激化，近衛(wèi)內閣進行改組，宇垣一成替代廣田弘毅出任外相。宇垣是個老資格軍人，曾任清浦、加藤、若槻等多屆內閣的陸軍大臣，被認為是日本軍內“中庸派”人物。他對英、美較親近，對中國人民的民族情緒和反抗力量也有一定認識。盧溝橋事變發(fā)生后，曾主張采用“不擴大”方針，企圖通過“和平”途徑實現(xiàn)日本的侵華目標。因此，宇垣的上臺，預示日本對華策略將有所改變。事實固然如此，宇垣在入閣時曾向近衛(wèi)首相提出四項條件，其中兩項是關于對華方針的：“對中國開始和平交涉”;“1月16日的近衛(wèi)聲明(不以蔣介石為對手的聲明),迫于必要時予以取消”^[17]。他一上任，即向新設立的五相會議提出修改對華方針的建議，再次向中國政府伸出招降之手。6月24日，五相會議確定了“以大體在本年內達成戰(zhàn)爭目的為前提”,“不妨礙有條件地接受第三國的調解”的新的對華方針^[18]。
對于宇垣上臺，中國方面表示歡迎。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國防最高會議秘書長張群專門發(fā)賀電表示，日本如有意重開“和平”談判之門，可由汪精衛(wèi)或他本人出面接洽。汪精衛(wèi)等人則更顯得興奮。周佛海認為，日本改變“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政策有較大可能性，于是一再對高宗武說：“到東京去一趟怎么樣？”高宗武也因此有些躍躍欲試。此時，蔣介石已考慮另派親信前往香港與日本接洽和談，而讓高宗武繼續(xù)留在武漢活動。周佛海認為，中日“和平”出現(xiàn)了轉機，不能就此撒手，于是又給高宗武打氣，稱：“蔣先生方面由我負責，你應該斷然到東京去！”^[19]經周佛海屢次鼓動，高宗武瞞著蔣介石再次秘密前往香港，與西義顯等人會面。
經多次接觸，雙方都已表明立場。為使今后工作不致引起誤會，經西義顯提議，兩人于6月14日簽訂《備忘錄》,主要內容是：“鑒于日華兩國內部事情，為中介和平，計劃第三勢力之結合”;“第三勢力，對于互相交戰(zhàn)之日華兩勢力須保持公正妥當之立場”;“和平實現(xiàn)之絕對條件，為日本放棄其帝國主義，以兩國平等之原則，相互承認其立場”;“第三勢力于達成和平中介之目的時，即行消解，不使妨害統(tǒng)一中國之實現(xiàn)”^[20]。顯然，所謂“第三勢力”,即指以汪精衛(wèi)為首的“主和派”,他們準備離開抗日陣線，以獨立姿態(tài)“調處”中日兩國的戰(zhàn)爭。
6月17日，松本重治從東京來到香港，參與策劃。他們一致認為，“和平運動的主要之點”是日本從中國撤兵。高宗武滿懷信心地說：“問題就是這樣。日本方面如果聲明在一定期間內撤兵，僅僅有這個聲明，和平運動必定成功。”^[21]同時，他們也承認，日本撤兵是個難題。如果不以蔣介石下野為條件，日本連撤兵聲明也不會發(fā)表；而要蔣介石下野，中國方面也絕對不會同意。為尋找妥協(xié)方案，高宗武設想：日本先發(fā)表撤兵聲明，蔣介石自己下野，向全國發(fā)出和平通電，這時希望停止戰(zhàn)爭的各種“雜牌軍”會從“各方面響應”,形勢應當會出現(xiàn)轉機。松本等人對此計劃存有疑慮，認為有些地方“相當?shù)鼗靵y”。因沒有更好辦法，只能對此計劃做進一步研究^[22]。在戰(zhàn)爭進行之際研究撤兵問題，松本重治深知風險很大。他一面提議雙方都要“絕對秘密”,同時又邀請高宗武一起去東京。為進一步探知日方的“和平”意圖，高宗武決定秘密前往東京。
1938年7月2日晚，高宗武乘坐日本“皇后號”客輪抵達橫濱。上岸后，高宗武為避免外界探悉，“即乘汽車徑赴東京”,當晚“住九段‘偕行社’”^[23]。次日，他在松本重治、影佐禎昭等人的協(xié)助下，移往麻布區(qū)住友銀行貴賓別墅居住。當晚，高宗武與前來拜訪的日本滿鐵總裁松岡洋右進行會談。7月4日上午，高宗武又與影佐禎昭會談一小時。日本陸軍省改組后，影佐禎昭獲任參謀本部謀略課長兼陸軍省軍務局課長，手中實權大增，“可稱為日本對華政策之中心人物”。高宗武事后回憶說：“此一小時之會見，余以為意義頗為重大?！碑斕煜挛纾咦谖溥€與來訪的日本參謀次長多田駿進行了會談^[24]。此后數(shù)日，高宗武先后會見了參謀本部中國班班長今井武夫、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國會議員犬養(yǎng)健、同盟通訊社社長巖永裕吉等重要人物，并前往首相官邸拜訪了日本首相近衛(wèi)文麿，并與之會談。
7月3日晚與松岡洋右見面時，高宗武表示：“此行既不代表政府，亦不代表個人，既非求和之密使，又非軍事之密探，專以個人資格請教貴國朝野之意見，以作余個人今后努力張本?！?sup>[25]此后與其他日本政要會談時，高宗武又反復強調這一點。在談話中，這些日本政府的軍政要員頑強狡辯，不斷推卸戰(zhàn)爭責任。板垣征四郎強硬地聲稱：“非蔣介石先生負責下野、國府改組，日本只有忍痛犧牲一切，以求事件之根本解決。”^[26]影佐禎昭也說：“可否請蔣委員長下野，由汪主席出任負責，則不但于日本方面容易轉旋，即中國方面亦易作到，于中國面子，亦可保持?！?sup>[27]他們對蔣介石既想同日本謀和，又要依靠歐美的兩面政策非常不滿，因而感到謀和還是以汪精衛(wèi)出面為宜，于是得出以下結論：“日本現(xiàn)在不承認蔣政權，為了造成中日之間的和平，也許必須找蔣介石以外的人。而且不管怎樣，除汪精衛(wèi)之外，就不容易找到別人。汪早已痛感有迅速解決日中問題的必要，稱道和平論，而國民政府內部終究不能容納他的主張，為此，不如從政府外部掀起國民運動，開展和平運動，由此造成蔣聽從和平的時機。這樣較為適當?！?sup>[28]對此，高宗武一面呼吁日本深入了解中國人之恐日心理，率先表態(tài)息戰(zhàn)，同時堅持只有蔣介石方能主持大局。
7月9日上午11時半，高宗武由東京動身，赴橫濱乘船返國^[29]。回到上海后，高宗武由于肺病惡化，住進醫(yī)院治療。病情稍有好轉后，他于8月下旬返回香港。高宗武深知，此次赴日未經蔣介石同意，問題嚴重，回武漢恐被蔣介石扣留，于是請國民政府外交部情報司科長周隆庠回武漢，將他的報告送交周佛海。周佛海接報后，立即向汪精衛(wèi)匯報。汪精衛(wèi)聽說日本要自己出面“主持和平”,裝出有些“吃驚”的樣子。此時他尚未下定單獨與日本謀和的決心，很想試探一下蔣介石的態(tài)度，于是裝作不知，讓周佛?！皩蟾嬖瓨咏唤o蔣”。同時又表示：“我單獨對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決不瞞過蔣先生?！?sup>[30]蔣介石看到報告，知道日本仍想要自己下臺，心里當然惱火。但他不動聲色，將這份報告批轉張群和汪精衛(wèi)閱讀。幾天后，蔣介石把陳布雷叫去，對他大發(fā)雷霆，同時嚴厲責問：“高宗武是個混蛋，誰叫他到日本去的？”^[31]他下令立即停發(fā)高宗武的活動經費，并要高馬上從香港返回漢口。
如前所述，關于高宗武與日方有接觸一事，蔣介石是知曉的。據(jù)陳布雷日記記載，蔣介石在1938年6月5日曾約見高宗武近一個小時^[32]。第二天，蔣再次約見高^[33]。只是這兩次約談的內容，陳布雷在日記中只字未提。值得注意的是，高宗武是6月23日自香港啟程，經上海，于7月2日抵達日本橫濱的^[34]。但蔣介石在6月24日的日記中便提到：“高宗武荒謬妄動，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謂大膽矣?！?月26日的日記提到：“高宗武行蹤與處置?！?月9日高宗武自日本回到香港，他的赴日情況報告送抵重慶后，由周佛海送呈蔣介石，其內容包括日本希望以汪精衛(wèi)取代蔣介石來實現(xiàn)中日和平。蔣介石看了之后，在其日記中寫到：“接高報告，知其誤事不淺也?！灵y對我變更態(tài)度者，其果誤認吾內部之動搖而與高之荒謬赴倭安有關系也。”^[35]7月25日，蔣介石“與汪談高宗武報告內容，覺汪神情皆不自然，豈果有愧怍之心乎”^[36]?總之，蔣介石對汪精衛(wèi)在當時中日秘密接洽中的扮演的角色，以及對高宗武擅自赴日的結果十分不滿，下令停止向高提供活動經費。而“低調”集團日后便由梅思平出面與日方秘密接洽，謀劃汪精衛(wèi)出走。
高宗武的東京之行，為汪精衛(wèi)直接與日本交涉鋪設了道路。此后，汪精衛(wèi)、周佛海等人決心撇開蔣介石，單獨與日本接洽“和平”。因高宗武身體不佳，周佛海遂讓梅思平負責與日方秘密聯(lián)絡的工作。
為配合誘降工作的實施，日本政府在部署武漢、廣東作戰(zhàn)的同時，開始修訂原有的對華方針。7月，日本內閣連續(xù)舉行五相會議，確立調整日華關系新方針，總目標是通過武漢、廣東作戰(zhàn)，壓迫國民政府屈服，力爭在年內結束戰(zhàn)爭。若無法實現(xiàn)此目的，則將以此配合對華新策略的貫徹實施，以適應侵華戰(zhàn)爭長期化的需要。具體策略有《中國現(xiàn)中央政府屈服時的對策》、《中國現(xiàn)中央政府不屈服時的對策》、《適應時局的對華謀略》、《建立中國新中央政府指導方策》、《從內部指導中國政權大綱》等^[37]。
對日本政府而言，只有國民政府停止抗日，戰(zhàn)爭才會結束。因此，近衛(wèi)內閣把對付國民政府置于各項對華策略之首。7月8日，五相會議針對國民政府是否屈服的兩種情況制定兩套對策。如果屈服，即將其作為一個政權來對待。在什么情況下才算屈服？對策中列出了四項標準：“一、合并或參加建立新中央政權；二、與上述情況相配合，舊國民政府改變名稱或改組；三、放棄抗日容共政策，采取親日滿與反共政策；四、蔣介石下野。”^[38]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開始把“不作為對手”的對象只限于蔣介石個人，而把國民政府也包含在“新興中國中央政權”的概念之中，這是其對華政策的重要轉變。
日本政府設想于攻占武漢之后，立即著手建立中國“新中央政府”。他們對于新政權寄予極大希望，即不僅使它“成為處理這次事變的中國方面的當事者”,而且要“使它成為能把日華國交從過去的一切矛盾中解脫出來，并以大眾之觀點，成為確立善鄰基礎的中國政府”。新政權的建立表面上“使中國方面行使”,實際上由日本從內部操縱，其政權組織形式，“采用分治合作主義”,即僅做到表面上的統(tǒng)一^[39]。
按照日方的設想，新政權的建立大體可分兩步走：首先，“盡快先使臨時及維新兩政府合作，建立聯(lián)合委員會”,再聯(lián)合蒙疆政權以及吸收各種勢力，使其初具規(guī)模。在攻占武漢或蔣政權發(fā)生改組前，暫不正式建立。其次，在攻占武漢后，蔣政權如不發(fā)生分裂改組，就以現(xiàn)政府建立“中央政府”;蔣政權分裂改組，出現(xiàn)親日政權時，“把它作為組成中央政府的一個成員，參加中央政府的建立”。日本政府在該新政權具備中央政府實力時，正式予以承認。在進行上述工作的同時，日本政府還要繼續(xù)研究確定調整日華關系的基本內容，以便同該新政府簽訂新條約^[40]。
根據(jù)上述方針，日本陸海軍和外務省通過各種渠道，在抗日陣營里尋找合適對象。汪精衛(wèi)集團當時只是諸多對象中的一個，尚未引起日本政府特別的重視。隨著武漢戰(zhàn)役的發(fā)動，日本對國民政府的誘降工作接連遭到失敗，而對汪工作卻進展順利。于是，“汪兆銘工作”便日漸受到日本政府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