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要做皇帝”,這是不久前革命黨人所作的預言，許多人還半信半疑，但局勢的發(fā)展比預想的還要快。
1915年夏季的北京，政局動蕩不定。“二十一條”交涉剛剛結束，“共和不適于中國國情”之類的流言便不脛而走，哄傳一時，而且很快傳播到海內外。無風不起浪。社會上的流言，實際上是袁世凱為發(fā)動帝制運動而制造出來的。當時，各省將軍、巡按使及師旅長等要人，被召陸續(xù)進京覲見。袁垂詢政情時常常問：“外間均謂共和不宜于中國，汝意以為如何？”各文武官吏除少數(shù)吐露擁護共和之意外，大都迎合袁意，表示非改變國體不可。奉天陸軍二十七師師長張作霖覲見時，還“痛陳國家安危系于我大總統(tǒng)一人”^[1]。袁氏不僅未加責備，而且一再賜以貴重衣物。
江蘇將軍馮國璋在北洋將領中輩分最老，進京后，段芝貴等人推他向袁世凱勸進。馮于6月22日覲見袁世凱時說：“外間傳說大總統(tǒng)欲改帝制，請預為秘示，以便在地方上著手布置。”袁答道：“你我多年在一起，難道不懂得我的心事？我想謠言之來，不外有兩個原因：第一，許多人都說我國驟行共和制，國人程度不夠，要我多負點責任；第二，新約法規(guī)定大總統(tǒng)有頒賞爵位之權，遂有人認為改革國體之先聲，但滿蒙回族都可受爵，漢人中有功民國者豈可喪失此種權利？這些都是無風生浪的議論?！彼终f：“你我都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說明，我現(xiàn)在的地位與皇帝有何區(qū)別？所貴乎為皇帝者，無非為子孫計耳。我的大兒身有殘疾，二兒想做名士，三兒未達時務，其余則都年幼，豈能付以天下之重？何況帝王家從無善果，我即為子孫計，亦不能貽害他們?！瘪T說：“是啊，南方人言嘖嘖，都是不明了總統(tǒng)的心跡，不過將來中國轉弱為強，到天與人歸的時候，大總統(tǒng)雖謙讓為懷，恐怕推也推不掉?！痹蛔兩溃骸笆裁丛?！我有一個孩子在倫敦求學，我已叫他在那里購置薄產，倘有人再逼我，我把那里做我的菟裘，從此不問國事?！?sup>[2]袁世凱喜用權術，所言所行，真假難辨，以致與他長期相處的心腹大將也不是都能猜到他的心思。
馮國璋本來不贊成袁世凱帝制自為，入京后不得已而勸進，聽到袁不肯做皇帝的談話后，立即轉告梁啟超。前此，梁啟超見“國體問題已類騎虎”,于1915年4月請假南下省親時，曾給袁世凱寫過一封信，說：“我大總統(tǒng)何苦以千金之軀，為眾矢之鵠，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葵藿之心，長萑苻之志。啟超誠愿我大總統(tǒng)以一身開中國將來新英雄之紀元，不愿我大總統(tǒng)以一身作過去奸雄之結局。”他懇切要求袁“稍捐復古之念，力為作新之謀”^[3]。袁世凱沒有給他滿意的答復。他由南方回京，與馮國璋一路北上，試圖探聽帝制的準確消息。他得到袁對馮的講話后，便認為袁政府將改行帝制的事或許近期不會發(fā)生。
但為時未久，8月3日，袁政府機關報《亞細亞日報》發(fā)表了憲法顧問古德諾的一篇文章，題目是《共和與君主論》,東京報紙(8月11日)和倫敦《泰晤士報》(9月9日)都先后轉載了。古德諾曾于1914年2月發(fā)表過《總統(tǒng)制與內閣制之比較》一文，極力主張改行總統(tǒng)制，建立“穩(wěn)固強硬之政府”。他對炮制袁記新約法“頗有贊助”,因此獲得二等嘉禾章。當年夏天，他回美國，在《美國政治科學雜志》上連續(xù)發(fā)表了《中華民國的議會》、《在中國的改革》等文章，竭力為袁世凱的獨裁辯護。當袁要稱帝的消息傳到美國時，他于1915年7月趕到北京，幫助袁世凱。總統(tǒng)府立即要求他給袁準備一個文件，論述民主和君主政體哪一種最適合中國的國情。古德諾按照他一貫的觀點，很快地完成了《共和與君主論》一文，鼓吹實行君主制。他說：“中國數(shù)千年以來，狃于君主獨裁之統(tǒng)治，學校闕如，大多數(shù)之人民智識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動作，彼輩絕不與聞，故無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前，由專制一變而為共和，此誠太驟之舉動，難望有良好結果?！彼麛喽ㄖ袊鴮肀匾蚩偨y(tǒng)繼承問題“釀成禍亂”,“如一時不即撲滅，或馴至敗壞中國之獨立”。他的結論是：“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制為宜，此殆無可疑者也?！?sup>[4]
袁世凱稱帝所采取的手段，大致是四年前攘奪臨時大總統(tǒng)的故伎重演，即暗中示意心腹爪牙四出煽動，而他卻不露聲色，裝出超然事外的樣子。在古德諾文章發(fā)表的同時，內史監(jiān)內史夏壽田轉告楊度說：袁世凱打算讓他出面組織一個推動帝制的機關。楊度與袁克定關系十分密切，曾吹捧袁克定是當代的唐太宗李世民，而自比于謀臣房玄齡、杜如晦。本來他早已預聞帝制密謀，得悉袁世凱的旨意后，即于8月初到總統(tǒng)府覲見，由夏壽田陪同。當談及君憲問題時，楊說擬組織一個機關鼓吹。袁假惺惺地說：“不可，外人知我們關系，以為我所指使?！睏罟首髡f：“度主張君憲十有余年，此時如辦君憲，度是最早之人，且有學術自由，大總統(tǒng)不必顧慮?！彼址磸屯普摚~氣頗激昂。最后，袁說：“你可與少侯(孫毓筠字)等談談?！睏钔顺觯阙s忙串聯(lián)了孫毓筠、李燮和、胡瑛、劉師培及嚴復，于8月14日聯(lián)名發(fā)起成立“籌安會”。
孫、李、胡、劉四人都曾參加過同盟會，是名噪一時的革命黨。劉師培于清末已變節(jié)投靠兩江總督端方，充當密探，因志行隳喪，為知識界所不齒。1913年他應山西都督閻錫山之邀，充當都督府高等參議，次年由閻舉薦給袁世凱，入京擔任總統(tǒng)府咨議、參政院參政等職。其他三人原是國民黨的知名人士，二次革命后公開變節(jié)，倒在袁政府一邊。袁黨特地選定這些人發(fā)起“籌安會”不是偶然的，其目的無非是要表明恢復帝制并不是北洋一派的私意，而是全國各界的共同主張，就是過去的革命黨人也改變了調子。楊度用了許多手段把嚴復列為發(fā)起人。嚴復是一位學貫中西的大名流，清末主張君主立憲，民國成立后，并不反對袁世凱做總統(tǒng)。袁世凱對嚴復也頗重視，先任命他為京師大學堂總辦，不久辭職，又先后被聘為總統(tǒng)府高等顧問、約法會議議員、參政院參政等職。嚴復列名籌安會，使袁世凱“極為歡悅”^[5]。但嚴復卻不肯動筆鼓吹，推波助瀾。這不是因為他不贊成帝制，而是他遲疑不決^[6]?；I安會的中堅人物是楊度和孫毓筠，其余四人都是被拉來裝點門面的。8月23日，由楊度親自起草的籌安會宣言公開發(fā)表，籌安會宣布正式成立，在石駙馬大街設立事務所，楊度為理事長，孫毓筠為副理事長，嚴、劉、李、胡四人為理事，此外還有名譽理事和參議若干人。
在籌安會宣言里，楊度引述了古德諾的謬論以后說：“彼外人之軫念吾國者，且不惜大聲疾呼，以為吾民忠告，而吾國人士乃反委生任運，不思為根本解決之謀，甚或明知國勢之危，而以一身毀譽利害所關，瞻顧徘徊，憚于發(fā)議，將愛國之謂何？國民義務之謂何？我等身為中國人民，國家之存亡，即為身家之生死，豈忍茍安漠視，坐待其亡。用特糾集同志，組成此會，以籌一國之治安。”^[7]除宣言以外，楊度、孫毓筠、劉師培等又連續(xù)拋出鼓吹帝制的文章，如《君政復古論》、《國情論》、《唐虞揖讓與民國制度之不同》等等，掀起所謂“討論國體”的軒然大波。他們的文章五花八門，像樣的卻極少，其中楊度的《君憲救國論》(署虎公)可算是有代表性的一篇。據(jù)說，《君憲救國論》早在1915年4月間就已定稿，曾由夏壽田呈送給袁世凱。這篇洋洋萬言的文章，道出了袁氏的心聲。袁閱后贊賞不已，欽定為帝制派的理論綱領，曾交徐世昌和梁士詒等傳閱，并提筆疾書“曠代逸才”橫幅賞賜楊度。后來，段芝貴又將楊文付印，廣為散發(fā)。
楊度認為國家必須定于一，才能安定；在安定的環(huán)境中才能立憲，才能致富強。他把辛亥革命以來袁世凱專制獨裁所造成的戰(zhàn)亂和危機，硬說成是實行共和的結果。他杜撰了兩個論據(jù)，妄圖證明只有實行君主制才能救中國。其一，大意是說中國人程度低，共和決不能立憲，只有君主才能立憲，與其共和而專制，不如立憲而行君主。按照楊度的論據(jù)，仿佛袁氏之所以專制是因為共和的緣故，只有把皇冠奉獻給袁世凱，才能換得憲法。這種騙人的邏輯自然不能使人信服。其二，和古德諾說的一樣，認為共和國選舉總統(tǒng)時容易發(fā)生變亂。他說：“非先除此競爭元首之弊，國家永無安寧之日，計唯有易大總統(tǒng)為君主，使一國元首立于絕對不可競爭之地位，庶幾足以止亂。”這種言論也是帝制派持之最力的。他們把幾千年的世襲君主制當成中國國情的一部分，認為總統(tǒng)選舉會擾亂人心，不合中國國情，只有改行帝制才能固國本而救危亡。
籌安會的出現(xiàn)，引起人們普遍的不安和憤慨。雖然籌安會掛出來的招牌是“學理討論”,但人們一眼就看出了他們搞的不是學術，而是政治投機。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和海外華僑中，反對恢復帝制的人紛紛著文或寫信聲討籌安會，對其謬論進行抨擊。開始這些言論大致可以分為二類，一類既聲討籌安會，也不放過袁世凱。他們準確地看出籌安會不過是袁世凱帝制自為的輿論工具。這些人大都是革命黨人或海外的華僑，如上海的革命黨人發(fā)起組織“共和維持會”,發(fā)表“維持共和國體宣言”;孫中山在東京發(fā)表了討袁宣言，等等。另一類則僅僅反對籌安會，不涉及袁世凱，而且有不少函電是直接給袁世凱的，要求他下令取消籌安會。這些人大都是進步黨人或比較明智的北洋官吏。他們之中的一些人由于受蒙蔽，真以為袁世凱與籌安會無瓜葛，大部分人則是從策略考慮的，在高壓手段下，他們不敢揭露袁世凱，而把矛頭僅對準籌安會。一般來說，他們的主要論點是：新約法規(guī)定開明專制，袁世凱已握有極大的權力，由此便可以致富強；如改行帝制，對內召亂，對外召辱，又使袁世凱背誓失信，必然要“動搖國本”。當時報刊上這類言論頗多，尤以汪鳳瀛的《致籌安會與楊度論國體書》和梁啟超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兩文著名，皆傳誦一時。
梁啟超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于9月3日發(fā)表在北京英文《京報》中文版上。次日，《國民公報》轉載。接著上海《時報》、《申報》、《神州日報》也相繼于6日刊出。7日，天津《大公報》轉錄。10月1日，昆明《覺報》全文轉載。這樣，此文便很快傳遍全國各大城市。該文共萬余言，一開始梁氏就表示，作為立憲黨之政論家，他反對在共和國體之下鼓吹他種政體。他說：“立憲與非立憲，則政體之名詞也。共和與非共和，則國體之名詞也。吾儕平昔持論只問政體，不問國體。故以為政體誠能立憲，則無論國體為君主為共和，無一而不可也。政體而非立憲，則無論國體為君主為共和，無一而可也。國體與政體本截然不相蒙。謂欲變更政體，而必須以變更國體為手段，天下寧有此理論！”他指出，所謂“國體一更，政制即可隨之翻然而改，非英雄欺人之言，即書生迂闊之論耳！”對于所謂“選舉總統(tǒng)時易生變亂”的說法，他認為“此誠有然”,但新公布的大總統(tǒng)選舉法已有所補救，袁世凱事實上已成為終身總統(tǒng)，無論傳賢傳子，純屬其自由。他說：“代代總統(tǒng)能如是，雖行之數(shù)百年不敝可也?！?br>梁啟超企圖以自己的文章打動袁氏，他征引中外歷史上的許多事例來說明：一旦君主制被共和制替代，則君主制在事實上很難恢復。他說，共和制在中國曾醞釀十余年，實行已四年，“當其醞釀也，革命家丑詆君主，比之惡魔，務以減殺人民之信仰。其尊漸褻，然后革命之功乃克集也。而當國體驟變之際與改變之后，官府之文告，政黨之宣言，報章之言論，街巷之談說，道及君主恒必以惡語冠之隨之，蓋尊神而入溷牏之日久矣。今微論規(guī)復之不易也，強為規(guī)復，欲求疇昔尊嚴之效，豈可更得？”最后，他向帝制派呼吁：“今日對內對外之要圖，其可以論列者不知凡幾，公等欲盡將順匡救之職，何事不足以自效？何苦無風鼓浪，興妖作怪，徒淆民視聽而貽國家以無窮之戚也?！?sup>[8]
梁啟超雖然仍立足于勸說的立場，對帝制派謬論的批判不徹底，對袁氏也還留有余地，但他堅持共和制度，反對恢復帝制的態(tài)度是鮮明的。由于梁啟超的社會地位和他敢于公開講出官場上一些人想說而又不敢說的話，因此文章發(fā)表后，引起社會的強烈反響。據(jù)當時報載：9月3日的“英文《京報》漢文部之報紙即日售罄無余。而凡茶館、旅館因無可買得，只可向人輾轉抄讀。又有多人接踵至該報請求再版。后因物色為難，竟售至三角，而購者仍以不能普及為憾。及次日《國民公報》轉錄，始少見松動。然《國民公報》因限于篇幅，不能登完，故四、五兩日每至一機關一社會集合場所，則見彼此見面即問：‘君有三號之《京報》否？今昨日之《國民公報》亦可?！谑?，此兩日《國民公報》之銷場比之三號之《京報》又加多，蓋傳播紹介之力速于置郵。如此直至六日，購者仍接踵而至，而該報實已無余，乃宣言準于今日(七日)將梁氏之文單印發(fā)售。此兩三日間，《國民公報》銷路暢旺，為向來北京報紙所未有”^[9]。
籌安會引起的憤慨，還表現(xiàn)在有不少人上書政府，要求依法懲辦楊度等人。8月15日，賀振雄呈肅政廳代呈袁世凱，懇請將“楊度等一干禍國賊明正典刑，以正國是”。17日，李彬致書袁世凱，要求取消籌安會。18日、19日，先后有李誨、周震勛呈大理院總檢察廳，請求將楊度等“按律懲辦，宣布死罪”。這些人的理由大致是，楊度等人在中華民國公然鼓吹帝制，“擾亂國政，亡滅中華，流毒蒼生，遺禍元首”,“其用心之巧，藏毒之深，喻之賣國野賊(誣指孫中山、黃興),白狼梟匪，其計尤奸，其罪尤大”,因此總檢察廳應當檢舉，肅政廳應當糾彈?？倷z察長羅文干接到呈文后，對司法總長章宗祥說：“籌安會研究國體，越出法律范圍，法官不能不干涉?！闭抡f：“此責任卻負不起，待與內務總長商酌辦法。”羅文幹見籌安會有后臺，無法檢舉，乃以母病請假離京，到廣東后即提出辭職。肅政廳比總檢察廳要勇敢一點。為了討論籌安會問題，都肅政史莊蘊寬召集肅政史開特別會議，議決呈請袁世凱“迅予取消，以靖人心”。袁批令內務部“確切考查”。當有人問到政府對籌安會的態(tài)度時，內務部表示：“籌安會乃積學之士所組織，所研究君主制與民主制優(yōu)劣，不涉政治，茍不擾亂國家治安，則政府未便干涉?！?br>袁政府對籌安會不僅不加干涉，而且盡心保護?；I安會一成立，京師警察廳就派警察到籌安會事務所和楊度等六人的私宅，守門站崗，荷槍實彈，盤查出入；對那些為反對籌安會而成立的群眾團體，如國體研究會、治安會等，則百般刁難，不準立案?；I安會成立后，立即剝去了“學理討論”的外衣，派專員四出活動，策動湖南、吉林、奉天、湖北、安徽等省組織分會，遙相呼應；并通電全國，要各地文武官吏和商會團體速派代表進京，“討論”國體。由于有段芝貴等人密電策動，各省文武官吏函電交馳，大都阿從附和，紛紛派代表進京，加入討論。沒過幾天，籌安會就通電全國說：各省機關及各團體代表投票議決，“一致主張君主立憲”。于是，在京各省文武官吏的代表便分別組成“公民請愿團”,向參政院請愿。這些所謂“請愿團”的領銜人，大都是各省的袁黨或被收買的社會名流：直隸為曹錕、劉若曾，奉天為張作霖、馮德麟，江蘇為沈云霈、徐邦杰，河南為趙倜、唐天喜，安徽為段芝貴、姜桂題，山東王錫蕃，陜西張風翙，福建陳壁、梁鴻志，湖南杜俞、葉德輝，京兆惲毓鼎，等等。與此同時，梁士詒、張鎮(zhèn)芳、朱啟鈐、周自齊等一些政府要人也在幕后策動請愿。特別是梁士詒，帝制發(fā)動之前不久，其手下的干將葉恭綽(交通部次長)、趙慶華(津浦鐵路局長)和關賡麟(京漢鐵路局長)都因營私舞弊被肅政廳參劾。袁世凱申令“停職查辦”,交通系岌岌可危。一日袁召見梁士詒說：“參案本有君在內，我令去之。”^[10]及帝制公開，梁士詒開始遲疑不決，但很快就跟上形勢，把請愿帝制視為重新邀寵和保住交通系勢力的時機，于是籌集巨款，收買各方，組織請愿。不幾天，北京就出現(xiàn)了形形色色的請愿團，如京師商會請愿團、商務總會請愿團、教育會請愿團、北京社政進行會、婦女請愿團、乞丐代表請愿團、人力車夫代表請愿團、孔社請愿團，等等。這些請愿團和籌安會的各省請愿團一起，同時向參政院投遞請愿書，掀起了請愿實行君主的風潮。請愿書大都是籌安會代辦的，內容千篇一律，都是什么“非速改君主之制，不足以救蒼生，保中國”,什么“父老兄弟苦共和而望君憲”之類的表示擁戴之辭，好像不改共和制為君主制，中國就會立即亡國，老百姓也一刻不能生存。
參政院從9月1日起，開會討論請愿團的要求。楊度、孫毓筠、梁士詒、沈云霈等人都是參政，又是請愿團的策動者。他們原打算一鼓作氣，讓袁世凱黃袍加身。但是，袁氏突然于6日派楊士琦為代表到院宣布說：作為中華民國的總統(tǒng)，他有維持共和國體的責任。他說：“本大總統(tǒng)所見，改革國體，經緯萬端，極應審慎，如急遽輕舉，恐多窒礙。本大總統(tǒng)有保持大局之責，認為不合事宜?！钡又直硎荆骸爸羾裾堅?，要不外乎鞏固國基，振興國勢，如征求多數(shù)國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辦法?！?sup>[11]袁氏的宣言，語意含混，自相矛盾，一度造成混亂。不少人看出他“詞意贊成改革，實已昭然若揭”^[12]。但也有人誤以為他不贊成帝制，以致參與帝制密謀的袁黨，不得不密電向這些人解釋說：“報載大總統(tǒng)派員到參政院發(fā)表意見，所言各節(jié)別有用意，請勿誤會。我輩主張君主，宗旨仍舊，一力進行，萬勿松懈?！?sup>[13]袁世凱這樣做的主要目的是：不贊成急遽輕舉，而要通過另造民意機關，把帝制運動放慢一點，以便使國內外都知道他對做皇帝并不熱衷，但不能不尊重“民意”。
于是，梁士詒、張鎮(zhèn)芳、楊度、孫毓筠等人，秉承袁氏旨意，收買各請愿團，組成全國請愿聯(lián)合會，以沈云霈為會長，張錦芳(張鎮(zhèn)芳之弟)和那彥圖(蒙古親王)為副會長，于9月16日向參政院呈上第二次請愿書，要求召開國民會議，解決國體。次日，參政院開會議決并咨請政府，于年內召開國民會議，或另籌其他妥善辦法。袁世凱遂于25日發(fā)布申令，11月20日召集國民會議，議決國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