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皇帝登基不久，每天都要批看大量的奏折，據(jù)說，這些奏折每天都高可數(shù)尺，而這些奏折所書字體，都是蠅頭小楷。道光皇帝心里實在很煩：看吧，實在受不了；不看吧，又害怕以后臣子上書奏事，說不定搞出什么蒙騙的事來。一天，曹振鏞在宮里值班，道光皇帝便把這件事對他說了。問他怎么辦才好，曹振鏞回答說：“皇上幾暇，但抽閱數(shù)本，見有點畫謬誤者，用朱筆抹出。發(fā)出后，臣下傳觀，知已覽所及，細微不遺，自不敢怠忽從事矣”。道光皇帝聽了，非常高興，既可不用多看，又可防止臣下敷衍塞責，就照此辦理了。
清代末年，士風吏習本業(yè)就每況愈下，腐朽不堪。此策一出，猶如加進一副催化劑。所謂“上有所好，下必行甚”。一時間，朝野內(nèi)外，宮吏紛紛以楷書寫進奏折。這種風氣也刮到科舉考試中來。考官對于士子之試卷，無論文章之好壞，唯求對試卷文字一畫之長短，一點之肥瘦，細細品察。而那些飽受十年寒窗苦的士子，因科舉關系到自己畢生榮辱，也就把熟讀經(jīng)書的工夫用在習寫楷書上了。本來八股取士，就夠糟踏人才的了，現(xiàn)在又講求楷法，就更造就一些無用的廢物。而有些仁人志士，卻因楷書不好，空有抱負，不得舒展。
龔自珍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龔自珍(1792～1842),這位被譽為“站在中國思想界大門口”的人。自清嘉慶十五年(1810年)首次應鄉(xiāng)試，八年之后，即清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才得中舉人。這使得早已看出清朝的政局是“無可奈何花落去”的龔自珍，以為科名從此順利。期望能成進士，進身卿相之列，來實現(xiàn)自己改革政治的理想。但是，事與愿違，龔自珍卻連應進士試而不第。在相距中舉人的十一年之后，清道光九年(1829年)龔自珍的第六次進士會試，考得進士第九十五名，殿試卻因楷書不好，只考得三十九名，連一個翰林都沒有考上。結果，只當了一個內(nèi)閣中書的閑職。
在科舉制度下，科名的高下對于仕途是極為重要的。龔自珍因楷書不好，無法取得進士高甲，便永遠被棄置在中書、主事的冷署閑曹之中，無從施展他那宏大抱負。
科舉制度，到了以“四書五經(jīng)”為考試標準，專用八股文體取士的明清兩代，流弊甚多。而清代末年的重楷書之法以取進士，更使士子不重真才實學，不重實際內(nèi)容；只求文章文采和字體，從而造成人才的大量匱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