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象賢 《印典》載： “魏武設官，令魏諸官印，各以官為名印，如漢法，斷二千石者 ‘章’?！辈芪汗儆⊙赜脻h制，劉蜀、孫吳的官印又何嘗不是。這三股勢力起初都是以漢室的真正維護者自居的，它們所用的作為權(quán)益象征的官印當然要遵循漢制。從遺存下來的三國官印看，其中制作相對精工的印章，與東漢官印別無二致，這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物證。晉王朝的統(tǒng)治者司馬氏又發(fā)家于曹魏屬下，其沿用曹魏印制以從簡易也是順理成章之事。而早在兩漢時期，漢政權(quán)已有向兄弟民族封官頒印的制度，魏、晉沿用不改，這批印章是漢、魏、晉官印的組成部分，也是這些兄弟民族制作官印的范本，從而造成了魏晉南北朝印章的一脈相承，以致于后世的研究者將這一時期的印章也籠統(tǒng)地稱之為 “漢印”。由此可見，古代漢民族文化對當時兄弟民族的影響與滲透。
至于這一時期官印制度的局部變動，朱象賢《印典》、鄧散木《篆刻學》均已有梳理羅列。值得一提的是，在南北朝時期，為漢代皇帝所沿用的秦代皇帝璽印舊物已遺失，南方的齊朝(480—502)皇帝所用的六璽，是以金質(zhì)印材仿制秦漢皇帝璽的?！队〉洹氛f：“《文獻通考》:齊乘輿制六璽，以金為之，并依秦、漢之制?！边@些金璽為此后的梁朝、陳朝所沿用。而在北方，北周(557—581)皇帝所用的八璽，卻是真正繼承了秦漢傳統(tǒng)?！队〉洹份d：“《文獻通考》:后周皇帝八璽，有神璽、有傳國璽，皆寶而不用。皇帝負扆，則置神璽于筵前之右，置傳國璽于筵前之左。其六璽并因舊制，皆白玉為之，方一寸五分，高一寸，螭獸鈕?！边@種八璽制為此后的隋代、唐代所沿用，而成為中古以后的皇帝璽新傳統(tǒng)。
但是，在三國以后，特別是在兩晉、南北朝時期，官印的印風畢竟與漢官印有很大的不同；而造成這種印風流衍的根本原因，即在于印章制作方式的改變和當時實用文字體系的演變。
首先，在印章制作方面，魏、晉、南北朝官印絕大多數(shù)出自鑿刻，而與漢官印以翻鑄為主不同。即使是與東漢的鑿印相比，此時的鑿印也更顯草率。這是因為，這一時期的每一股勢力一旦掌權(quán)，都要頒授大量的或?qū)嵚殹⒒蛱撱暤墓儆?，而《文獻通考》所說陳朝印章“以天下初定，務惟節(jié)儉”,當是這些不斷交替的政權(quán)所共同采取的政策。所以，當時普遍采用鑿刻方式粗制濫造，更多地著魏晉印眼于印章的致用性的一面，而印章的美觀、神圣性便逐漸退位了。

其次，在印文書寫方面，魏、晉、南北朝官印中出現(xiàn)了大量的錯別字，任意增損筆劃，甚至參用真體字的現(xiàn)象愈來愈嚴重。早在漢代，由于隸書的確立與普遍使用，人們對篆書已經(jīng)逐漸生疏，官印篆文時有錯謬。而魏、晉時期逐漸形成的真書，實質(zhì)脫胎于隸體行草書，由日常隸書的草率寫法發(fā)展而來，并以曹魏時期的鐘繇為代表，繼而分析為東晉以來的南方傳統(tǒng)和十六國以來的北方傳統(tǒng)，匯成了這一時期的真體書藝體系。南方繼承曹魏制度，禁止立碑，所以真體文字書藝進化較快； 北方沿襲東漢制度，立碑之風猶存，所以隸書筆意保存較多。但無論是隸書還是真書，此時的文字已與篆書相去甚遠。而即使是三國孫吳的篆書碑刻，也是在東漢篆書碑刻的基礎上的進一步夸張，方折更甚，鋒芒畢露，而與秦小篆的圓潤含蓄大異其趣。
可以說，魏、晉之后，特別是南北朝時期，官印已是對漢印的依葫蘆畫瓢了。而由于對篆書的生疏，北朝官印中往往有曲折線條以填滿印面者，實開隋唐以后官印疊文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