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鞏

自西方用兵，天子宰相與士大夫勞于議謀，材武之士勞于力，農(nóng)、工、商之民勞于賦斂； 而天子嘗減乘輿、掖庭諸費，大臣亦往往辭賜錢，士大夫或暴露其身，材武之士或秉義而死，農(nóng)、工、商之民或失其業(yè)。唯學佛之人不勞于謀議，不用其力，不出賦斂，食與寢自如也。資其官之侈，非國則民力焉，而天下皆以為當然。予不知其何以然也！ 今是殿之費，十萬不已，必百萬也； 百萬不已，必千萬也； 或累累而千萬之不可知也。其費如是廣，欲勿記其日時，其得邪？ 而請予文者又紹元也，故云耳。

本文是作者應僧人之“約請”而作。變頌揚為痛斥，揭露佛教上層分子，興土木，建佛殿、揮霍財物、愚弄百姓的劣行。

觀曾鞏詩文見涉及寺院佛道者頗多，世人常以此怪之。其實此類文字，或為游歷時的記景敘事，或是旅途中的問路投宿； 或訪高僧方丈而有感，或借殿院樓宇以抒懷。作者每每能發(fā)軔于紙硯者仍然是指評時尚，褒貶興廢，闡明利弊以寄托心志。其中不乏佳作名篇。以藝術手法而論，唯其構筑精巧、出語機警、筆墨詼諧，題旨深入淺出，而揶諭、勸諷之心常在，倒更能顯示出曾鞏行文的別一種情趣來。

《宋史·曾鞏傳》中甚至還專門錄下了曾氏與寺院間的一段軼事： 子固知任福州，時“福多佛寺，僧利其富饒，爭欲為主守，賕請公行。鞏俾其徒相推擇，識諸籍，以次補之。授貼于府庭，卻其私謝，以絕左右徼求弊?！边@一記載雖旨在表明曾鞏的為政請廉，何嘗不是隱寓著曾子固對佛道與僧侶的鄙視。

體現(xiàn)這種鄙視乃至于駁難的，莫過于曾氏的一組“寺院佛殿記”，即《分寧縣云峰院記》、《兜率院記》、《菜園院佛殿記》、《金山寺水陸堂記》和《鵝湖院佛殿記》。作者或單抉出分寧土俗，以告誡佛徒不必沉溺于佛理；或感嘆“兜率院”徒的“蒙病已甚”，“愚不能釋”;或驚呼世儒“習圣人之道”久不如佛道的“勤行”、“自守”;或指證“水陸堂”的興壞，惋惜“天下之材”的不足。唯《鵝湖院佛殿記》獨出機杼，由佛院的大興土木。揮霍財物落筆，揭露了僧侶不勞而獲，愚弄百姓的丑惡嘴臉。然而，曾鞏撰此文的主旨并不限于這種無情的鞭撻，恰恰以一句“資其官之侈，非國則民力焉，而天下皆以為當然”的斷語，深刻地揭示了北宋蘭若林立，佛學惑眾的根本原因?！疤煜隆倍?，作者運筆飽含沉痛與憤怒，何嘗不是直指天子的沉緬與朝政的積弊，而這一短小的佛殿記也愈發(fā)顯示出它的尖銳、蘊藉和雋永。同其余幾篇一樣，《鵝湖院佛殿記》是應紹元和尚建佛殿而作，但曾鞏卻將計就計，以機警智巧的言辭，幽默詼諧的文筆，變頌揚之語為討伐檄文，迫使和尚乘興而來，敗興而去?？胺Q一篇借題辟佛的絕妙佳構。不知和尚有無膽量刻在碑上，留下難以磨反之筆跡？

“鵝湖院”在信州鉛山縣(今江西上饒市鉛山縣)。院內興師動眾，修建佛殿正值北宋慶歷年間。史家所謂北宋中朝“積貧積弱”的局面亦已日趨嚴重。更兼西夏國恃兇毀約，不斷侵邊，滋擾中原，一時間劍拔弩張，戰(zhàn)事頻仍。由慶歷元年(1041)起，接連的三次大戰(zhàn)役(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宋軍竟連遭慘敗，損兵折將，以致震駭朝野。西夏國亦因財力困乏，上下疲憊，而百姓怨聲載道，唱“十不如”歌以吐訴悲憤。不久遂有慶歷五年的兩國議和之舉。獲勝者雖仍退回臣屬國的地位，戰(zhàn)敗國卻被迫每年應“賞賜”西夏白銀七萬兩、絹十五萬匹、茶三萬斤，得到的僅僅是徒有虛名的大宋“天威”與“臉面”。不過北宋由此更是元氣大傷，而迫在眉睫的國庫空虛，財政匱乏，一時竟成為舉國之虞。所以曾鞏的“記”文由此入筆，正切中時弊。作者寫道“自西方用兵”，君臣庶民或“勞于議謀”;或“勞于力”;或“勞于賦斂”，都在為國難當頭而用力用心，唯有學佛之人“不以為然”。曾氏正敏銳地看到了這一弊端，于是巧借為佛殿作記的機會，一澆胸中塊壘。他將滿腔憤怒傾泄于勞民傷財?shù)臑E建佛院，表現(xiàn)了對財政陷于嚴重危機的真誠關切。作者用行文的短小簡明，幽烈風趣，播發(fā)出強烈的反佛、辟佛的戰(zhàn)斗精神。曾鞏又以鮮明的對比手法，在敘事說理之中流露出對朝政的揭露、勸諷的本意，使《鵝湖院佛殿記》具有深刻的歷史背景和現(xiàn)實的針對性。而這正是與另幾篇寺院佛殿記文的最大區(qū)別。

文章雖以“記”體名篇，實際上是一篇以揭露、諷諭，駁難為主的雜論。短文以僧侶對國家的“不以為然”以及建“佛殿之費”的“廣不可知”為靶子。運用由此及彼的托喻手法，使被斥者在強烈而鮮明的對比之中裸露出本質，現(xiàn)形于曾鞏的筆下?！儿Z湖院佛殿記》僅二百余字，但結構非常精巧，全文明比暗寓，三轉九迭； 句式齊整且富于變化； 語辭淺顯、自然、準確； 而行文明白如話，既形象生動又談笑風生。更兼通篇文勢貫通，一氣呵成。曾鞏用一枝生花妙筆擊打出一片震聾發(fā)聵之聲，在“記”體文苑的花卉叢中，確是枝小巧別致的奇芭。

全文僅分為二節(jié)。首節(jié)敘“佛殿記”仍為“應請”之作，而且作者題署撰于慶歷的“某年某月日”，又詳明佛殿原是“信州鉛山縣鵝湖院”之寶剎，都是實指實寫，符合“記物敘事”一類文的格式。曾鞏特地指出此“記”是由于“僧紹元來請”。紹元者今不可考，以曾氏記中單題其名，或為鵝湖院的高僧主持也未可知。按一般“記”寺院佛殿文體的通例： 敘述建殿經(jīng)過，表彰主事者的功德，說明“記”文的始末。篇尾或歸結于人事之頌揚褒獎，或旨在宣傳佛學的普渡眾生，待其文雖成只不過通篇是溢美之辭。曾鞏偏別出心裁，單從“自西方用兵”落墨，將建造佛殿與國難當頭聯(lián)系起來。乍一看，似乎是風馬牛不相及，實際上作者用的是烘托映襯的手法。由首節(jié)的“記”文之通則，驟然轉人飛自天外而又是人人沉痛，無法逃避的現(xiàn)實。作者的筆鋒折轉入二節(jié)，又分作三層，而起勢即一跌宕處，“用兵”二字，語出驚人，曾鞏循“來龍結穴”的構思之妙，起筆并不將“記”文的主旨點明，而是著意于謀篇布局的巧妙引導，一心斂氣蓄勢。使行文釋理精微，思路暢達而又顯豁文意、章法多變。由一層折轉順勢引出三迭。

第一層轉折連用了三個“勞于”尤見作者之匠心；“勞于議謀”，“勞于力”、“勞于賦斂”。此處分述君、臣、庶民為國分憂的種種努力。明為褒辭，其實在講史實之中溶進了曾鞏的無比憤慨。一個“自”字，點明所“勞”之患由來已久。“西方用兵”只不過是個導火索。未“勞于”之前的北宋“三冗”積弊業(yè)已耗竭了國庫的存儲，所謂“州縣之地不廣于前，而官五倍于舊”(《上三冗三費疏》); 養(yǎng)兵百萬，卻“謂之兵而不知戰(zhàn)者”(《揮麈錄余話》)，以至號稱“精銳京師”的禁軍上陣，西夏人竟舉手額慶，以喜禁軍的不堪一擊； 至于“冗費”者，有稱天下六分之物五分養(yǎng)兵。而“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財取于萬民者”卻“不留其有余”。糜費若此，國庫的人不敷出，勢在必然。可見“自西方用兵”雖指患來之于外，而“三冗”之積弊早已植禍根于內了。大宋朝的“積貧積弱”非一日之寒，黎民百姓的“勞于賦斂”亦非始于“西方用兵”之時。國家的病人膏肓久矣，而君臣此刻的“勞于議謀”無異于臨陣磨槍的權宜之舉?！白h謀”“出力”均“勞于”用兵之后，而勝負與結局已裁定在未“勞”之前。這何嘗不是國家與人民的悲哀。可見此文雖一轉折處已暗起波瀾。

曾鞏行文長于委婉曲折，窮盡事理。三處“勞于”已給人以余味，但作者又輕靈地用了連接上下文的“而”字，順勢使文章頓然又有三迭。天子“減乘輿、掖庭諸費”，大臣“辭賜錢”;士大夫“暴露其身”、材武士“秉義而死”;庶民“失其業(yè)”。三迭的筆觸極細膩，具體實在，要言不煩。而用詞又極精確得體，顯得形象生動。天子唯“嘗減”;大臣“亦往往辭”;而士大夫、材武士，農(nóng)、工、商之民只能以“或”指代各成其時尚。作者選辭頗斟酌，“減費”、“辭賜錢”對于天子和大臣幾同蒙恥；而“暴露其身”、“秉義而死”、“失其業(yè)”無疑是一般士民的結局。曾鞏名為佛殿作記，卻一味寫君臣士民的應急之患，真是指佛殿而言它，卻又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二層的轉折是全文所揭示題旨的關鍵。“唯學佛之人”使筆墨終于指向佛殿與僧侶，但作者高屋建瓴，所指并不限于此“鵝湖”一院。同時不專提佛殿死物，偏講“學佛活人”，委婉迂回，步步逼近了題旨所在。以一組針對性鮮明的排比句揭露“學佛之人”的不以國難為患，“不勞于謀議”、“不用其力”、“不出賦斂”，只求“食與寢自如”的厚顏無恥。曾鞏曾作“本朝政要策”《佛教》篇，深刻地指出：“東南之俗，游隋不職者，跨村連邑，去而為僧”的貽害非淺，所謂“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餒者。今一夫耕，十人食，天下安得不重困，水旱安得無轉死之民？”僧侶寺院的過于興盛必將危及國泰民安。作者對“學佛之人”的卑視與駁難亦見于這一組排比句中。三個“不”字正對應于上文的三個“勞于”，而“食寢自如”四字仿佛勾勒出一幅“學佛之人”的漫畫，既一針見血又入木三分。曾鞏一生倡言辟佛。他作《梁書目錄序》即批判佛家“獨得于內”的觀點，他視“神壇凈土”的寺院如任人游覽處，以“自笑粗官偷暇日，暫攜妻子一開顏”(《大乘寺》)譏諷佛道。高僧紹之“來請記”，卻不料曾子固的筆觸一轉二轉，竟在佛殿記碑上雕出“學佛之人”的丑惡嘴臉來，真是神來之筆。

曾文不愧為大家風范，行文曲折自如，嘻笑怒罵皆成文章。二層的轉折中亦有三迭波瀾。以三“不”與“自如”為一迭，揭“學佛之人”的丑態(tài)本相；以“資其官之侈”而“天下皆以為當然”為二迭，痛斥“官侈”成習，而“天下皆以為然”，指出這就是學佛之人逞兇肆虐的根本。曾鞏應允作《鵝湖院佛殿記》，正是看清了這一點。作者此時揭示題旨緊隨斥指學佛之人的丑惡，正恰到好處。而“予不知其何以然”為三迭。感慨萬千一起泄出?！安恢我浴闭恰爸渌浴薄Ｔ挷徽f盡而以嘆代語，其意無窮令人尋味。

行文至此，仍無一字一句記佛殿。而層層轉折，處處迭起又都圍繞著、照應著“鵝湖院佛殿”。作者的運文之妙也正在此。這種致力于新角度、新題旨的筆法堪為曾鞏此文的風格。

作者的意猶未竟，短文的末層又作轉折。直筆寫“鵝湖院佛殿”之費：十萬、百萬、千萬累之而“不可知”。一邊是三“勞于”、“嘗減”、“亦辭”、“暴露其身”、“秉義而死”、“或失其業(yè)”;一邊是三“不”，“自如”，“官侈”，“皆以為當然”、“累之不可知”，果真是處處對比，褒貶分明。末層轉折仍作三迭，累十百千萬為一迭； 費廣而“記其日時”為二迭以對應于“西方用兵”;而為紹元請記遂有“故云”作三迭，曾鞏此文步步緊逼，又語出詼諧，寓笑罵憤怒于行文間，反而使短文收到奇效。修建佛殿?！捌滟M如是廣”，不記下這大興土木，耗費財物，愚弄百姓的“日時”，便不能安寧，反唇相譏，曾鞏此時已是出離了憤怒。所以三迭仍不忘那高僧紹元的“請記”，順手捎帶一筆，既使首尾呼應，又合乎記體文的要求，更不忘揭穿紹元的虛偽和無恥，真是“守著和尚罵賊禿”，一舉三得。

《鵝湖院佛殿記》雖是篇短小簡潔的雜論，但論述有力，觀點鮮明。作者文思奇特，竟能從財政錢物的或糜費，或節(jié)用入筆，角度新穎，構思精妙，不僅顯示了曾鞏散文的高超自如，亦可證曾子固還是位善于理財?shù)哪苁帧ｋy怪《宋史》本傳對此犬加褒獎，所謂“鞏以節(jié)用為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而贊語竟直接出自帝王之口，可見曾鞏對國家財政的“節(jié)用經(jīng)制”，“出入有度”確有獨到的見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