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鞏

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

“書序”文體向為曾鞏所擅專。所以方望溪稱道“南豐之文長于道古，故序古書尤佳。”(《唐宋文舉要》甲編卷七引) 林琴南也贊嘆“曾子固為目錄之序，至有條理?！?《選評古文辭類纂》) 其實，曾氏的善作“序”體，于“目錄”之外亦有名篇佳作傳世。舉如《范貫之奏議集序》、《李白詩集后序》、《張文叔文集序》、《齊州雜詩序》和《先大夫集后序》一類，無不是記人事論古今、語旨新穎； 而行文至理，情摯意深，以發(fā)人所未發(fā)更獨具一格。僅以末二篇所論，一是替自己的“拙者之適”、“閑為小詩”(《齊州雜詩序》) 作注，以志邑治“無事”; 一是用“勇言當世得失”六字，概括祖父曾致堯文如其人的悲劇一生。作者或“娛情寫物”，力顯“齊故為文學之國”; 或寓意人事，盡抒祖孫兩代的“直不見容”。(林琴南語) 兼以兩序文筆唱嘆有致，或平淡、或“雄渾” (茅坤語) 則更見曾子固以書序見長，以說理見長的“南豐”本色。

《先大夫集后序》是曾鞏“書序”文中的一篇力作?？肌靶颉斌w濫觴于漢，而“書序”或以《太史公自序》為佼佼者。左思《三都賦》雖經(jīng)十年磨礪而成，終因皇甫謐作《三都賦序》才得以名震于時，致洛陽為之紙貴。遂有后人文集求人作序的蔚然成風。雖如此，“書序最難工”卻顯而易見。所謂“宜平時窺涉博覽，適以精思，凡求序之書，尤必加以詳閱，果能得其精處，出數(shù)語中其要害”。(《選評古文辭類纂》)《先大夫集后序》是為乃祖文集作序，作為文集主人的嫡孫曾鞏自然是格外重視。不過曾子固深知“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的通病(見《寄歐陽舍人書》)，不但是銘碑一類文須防范，也是書序文體應警惕的。所以，作者能一反成法舊俗，對先祖的生平、仕宦、政績并不一一點列，卻緊緊抓住“勇言當世得失”六個字，抒思親之幽念，寄緬懷之深情，更將其滿腹悲憤，慨嘆于先祖的“卒以齟齬”，寄望于“追睎祖德”唯在宏揚“先大夫集”之要旨。作者以“勇言得失”貫穿全篇，凡謀劃布局、逐層敘論，遣詞用辭都能得體相宜，并不以夸飾取勝。后人有論此篇“委曲感慨，氣不追悔”者，(見《唐宋文舉要》甲編卷七引)似頗得其妙。

考“先大夫”曾致堯、字正臣、卒于北宋祥符五年(1012)五月，“公沒八年而博士子鞏生，生若干年，水漬墓，改葬公龍池鄉(xiāng)之原頭”(王安石《曾公墓志銘》)，遂有請王荊公“為我志而銘之”(同上)。而歐陽修作《曾公神道碑銘》亦云：“慶歷六年夏，其孫鞏稱其父命以來請曰：‘愿有述’”，所以曾鞏在本文的結語中說“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其實還應包括王安石寫的“墓志銘”。歐、王二人的一碑一銘已將曾致堯的生平事跡記述詳盡，因此，《先大夫集后序》唯出新意方能脫俗以醒人耳目。這既是作者提筆時的便利，亦是面臨的難處。所以曾鞏能獨出心裁，只以“勇言當世得失”勾勒全文，已足見其與眾不同。

“公所為書”，“總一百七十八卷”，且“皆刊行于世”;而“自為十卷，藏于家”者“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作者篇首的這一段記實既是“書序”文的要求，又是對作者下文提煉出“勇言當世得失”的注釋和依據(jù)。所謂“序貴精實，跋貴嚴潔，去其贅言，出以至理”(《選評古文辭類纂》)。曾鞏欲出語不凡，中其要害，唯有從“先大夫集”的“實”處，選得其“精”處。所以全文以“勇言當世得失”立意果然不落俗套，從文集的介紹考訂一變?yōu)樵⒑乱獾膶Ｕ摗?p>

曾鞏行文慣以委婉曲折，峰回路轉的手法。作者要辯析“勇言得失”，便先論“勇言”的經(jīng)過與結果；從幼時的“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到宋初的“言人所不敢言”;以至“切論大臣”，“所言益切”。至于結果則由“長于諷諭”，到“屢不合而出”，直至“皆不悅”、“不果用”，落得個“卒以齟齬終”。曾鞏要言不煩，一意翻作數(shù)層，從“后生小子”敘起，比及“公始出仕”。直至上“益以材見知”。從入仕的前后作層層跌宕，而給人以“勇言”愈盛愈堅的直言進諫之心。作者滿腔熱情，贊揚先祖的盡君臣之道，“疾當事者不忠”，“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曾鞏雖感慨太宗的“始見奇”，真宗的“終感其言”;卻又為先大夫的“不果用”，“卒以齟齠終”流露出深深的激憤。作者在闡述先大夫的一生悲劇時，指出他以天下治亂為大義，直言進諫的可貴；又對先祖忠諫，天子優(yōu)容，而朝臣齟齬的“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深表憂慮。曾鞏行文以時間為序，但記述先大夫的“勇言得失”卻處處是“天下之要”。后人有以二、三、四節(jié)分述“先大夫集”中的“五代時著作”、“仕宋后奏議”、“太宗、真宗時再進再絀”似過分拘泥于時間上的概念。其實“類次詩賦書奏”并不能區(qū)分先大夫“勇言得失”之信念的日益堅定。作者致力于記人事的新角度，將敘事、議論、抒情結合起來，行文極其自然，而筆端多有蘊藉。從時間可見出先大夫的仕宦生平，但更能得出乃祖“勇言得失”的始終如一。人物的秉性忠直，進諫益切讀來如聞其聲、如見其人，足使耳目一新。

“書序”巧妙地把“勇言當世得失”的言“其大者”放在“勇言”的經(jīng)過與結果之后，以針鋒相對的語辭，揭示出“公之言”的要旨。朝政弊端種種，“先大夫”每直言進諫，力矯其謬害。所謂“遵簡易”以除“多煩碎”;“罷筦榷”以抵“治財利益急”;“與民休息”以變“民窮久”;“天命不可專任”以斥符瑞；“黜奸臣”以“疾當事者不忠”;“修人事”以遠“道家之說滋甚”?！端问贰ぴ聢騻鳌贩Q“先大夫”“性剛率，好言事，前后屢上章奏，詞多激訐”。曾鞏在“序”文中稱“先大夫”力陳“罷苛稅”、“免民租”、“釋逋負”、或“反復至數(shù)百千言”，或凡奏“二百三十余條”，真是據(jù)理力爭，竭盡心力。作者論述至此，將“勇言”種種結以“主圣臣直”四字，堪為“文中遵王敬祖應有之言”(《選評古文辭類纂》卷二)。曾鞏敘記先大夫之“歷官行事”，“勇言得失”，雖處處皆不得志，但作者一筆歸之于“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其實贊先祖忠諫，唱嘆不盡； 而稱天子優(yōu)容，或隱寓作者的委曲感慨，為先大夫亦為自身的終不得志。所謂“嗚呼”二字，含無限不盡之意。有贊有嘆，有褒有貶，似有千言萬語。既為先大夫之“勇言得夫”而自豪，亦以其“卒以齟齬終”而懷無限的悲憤。作者的運筆之妙即使在細節(jié)處亦顯機警。所謂“以上敘奏議，在太宗時，不言財利，在真宗時，不言符瑞”(《唐宋文舉要》 甲編卷七) 曾鞏評論時弊，借“先大夫”之口“疾當事者不忠”，卻又處處小心，避開帝王所忌諱處，先“不言財利，”后“不言符瑞”，材料的運用與鋪排恰如其份，或大或小，或輕或重都選放在行文的當存之處當置之時?？梢娮髡唏{馭文字和精于謀篇的本領高出眾人一籌。

王安石的《曾公墓志銘》 中記曾氏以疾不起，有遺戒曰：“毋陷于俗，媚夷鬼以污我”?？芍跋却蠓颉币糟筱缶又?，直言進諫之士，求清白坦蕩于一世，疾“俗媚夷鬼”于身外。其理想、境界和言行一致的品格足以使后世敬重。作者對“先大夫”的闡揚“有大體”，而“文章措注處極雄渾”(茅坤語)，通篇充滿著一種低回環(huán)復的詠嘆抒情的氣氛，從“先大夫”的諍諫直切，“勇言得失”的新角度去表現(xiàn)文集的精神與大旨，更去展示人物的品質與風貌。在整飭統(tǒng)一的結撰之中，作者亦注意字、辭的選用和文句的章法。行文間的感嘆句、虛字和迭語的利用自然且適時、有力，舉如“嗚呼！公之盡忠，天子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圣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全文句式與字、詞選用都尤居特色。“嗚呼”發(fā)千般感慨，言不盡意；“何必”二字力稱臣君的一忠貞，一訥諫之可貴；而“主圣臣直”為這一復合句中的關鍵語，給人的印象極深刻。而迭語“何其盛也！何其盛也！”的用在句尾，是作者的直抒胸臆，其感情色彩最濃。它形象而生動地將曾鞏喜在心里，笑在臉上，盈溢于筆端的心理狀態(tài)和無窮寓意，刻畫得惟妙惟肖，使書序文有奇效。

后人每論此篇褒多貶少，雖“書序”而記人事、詳根由、明情狀，抒心懷；敘、記、議融合摻雜，使全篇“委曲感慨”，“渾然磅礴”，不由人不啟迪心志，愛不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