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著作。八卷。清康有為撰。成書于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撰者事跡參見“《新學偽經(jīng)考》”條)
《自序》中以為人之不同于禽獸，是因為有道與教。道、教始于孔子，孔子之道在六經(jīng)，六經(jīng)統(tǒng)于《春秋》,《春秋》“三傳”則又從公羊氏，惟《公羊》獨詳《春秋》之義。但《春秋》“僅二百余，脫略甚矣，安能見孔子數(shù)千之大旨哉？”因而治《春秋》就得依據(jù)于董仲舒，從董氏而窺孔子大道，即所謂“因董子以通《公羊》,因《公羊》以通《春秋》,因《春秋》以通“六經(jīng)”,而窺孔子之道本?！?br>在此思想基礎上，該書將董仲舒《春秋繁露》作了重新編排，以推衍孔子之意，并表達自己的政治思想主張。全書八章，春秋旨卷一，春秋例卷二，春秋禮卷三，春秋口說卷四，春秋改制卷五，春秋微言大義卷六(上、下),經(jīng)傳表卷七，董子經(jīng)說卷八。卷前有撰者自述，統(tǒng)說該卷要義，中間又插有撰者評述，書后附《史記·儒林列傳》與《漢書·董仲舒?zhèn)鳌范摹?br>該書以今文經(jīng)學為治學旨歸，因而提倡重在經(jīng)“義”。由此觀之，孔子作《春秋》,是因為“疾時世之不仁”,包含有一定的意義，即“明王道，重仁而愛人，思患而豫防，反復于仁于不仁之間?！痹圃?。在《春秋例》中以為《春秋》的例則“體微難知，舍例不可通曉”,如托王改制、五始、三世、內外、詳略、已明不著、得端貫連等等，如不弄通，則無法讀《春秋》,因而擇《春秋繁露》有關的要點而羅之?！洞呵锒Y》以為《春秋》是“改制”之書，其中禮的改制尤其重要，而董仲舒“盡得文質變通之故，可以待后王而致太平”,通過此，可以通孔子對禮的變化的態(tài)度?！洞呵锟谡f》中以為《春秋》之義，不在經(jīng)文，而在口傳，以致成《公羊春秋》,董仲舒能繼承前人做法，又口說而出于《公羊》之外，其目的是“發(fā)新王改制之非常異義?！薄洞呵锔闹啤芬詾椤洞呵铩返膶嵸|是述“改制”之義，而董仲舒發(fā)明此義，以至成為理解《春秋》的“金鑰匙”。接下，通過對董氏言論的引證，證明《春秋》改制，才開始建立文統(tǒng)。以下的各朝是漢文而晉質，唐文而宋質，明文而國朝質，然而“升平世，質家也，至太平世，乃大文也?！睆亩岢拔慕獭?并主張“變通”,以為這是《春秋》的第一大義。《春秋微言大義》篇以為孔子作《春秋》,含微言大義，董仲舒可謂是能解其中三昧的醇儒，將其中的諸人天人性命之故，三統(tǒng)三綱之義，仁義中和之德等等都盡極闡發(fā)，在下則援引為例。《傳經(jīng)表》篇是康氏門人王覺任所編制的董氏后學傳《公羊》者諸流表?！抖辖?jīng)說》篇附董仲舒有關《六經(jīng)》的注釋。由上可見，該書是通過董仲舒的學說而寄寓自己變法等的政治主張及有關的哲學思想。
該書始由上海大同譯書局刊于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其后由廣州演孔書局于光緒二十四年重刊。戊戌(1897年)、庚子(1900年)兩年中均奉旨毀版。一九一七年，出《萬木草堂叢書》本。又有一九九○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康有為全集》本(第二冊)等及中華書局單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