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附：褚斌杰·兩漢文體概述》

漢代文學是在先秦文學的基礎(chǔ)上產(chǎn)生和發(fā)展起來的。漢代文學也十分繁榮。在詩歌方面，繼《詩經(jīng)》民歌以后，又產(chǎn)生了一種新的配樂的歌詩——樂府詩；同時影響深遠的五言詩也正式進入文壇。在散文方面，則出現(xiàn)了以寫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散文和其他一些雜體散文。特別是出現(xiàn)了對兩漢來說極具代表性的文體漢賦。這些十分具有特色的文體，對后世都有很大影響。漢代文學是繼先秦文學之后我國文學發(fā)展史上第二個重要階段。

一

賦，是兩漢四百年間最為發(fā)達的文體，歷代文學史家往往把它與唐詩、宋詞、元曲和明清小說并舉，稱為“漢賦”，以記一代文學之盛。

首先我們談一談賦的主要特點和這一文體的來源。

先秦時代文壇，從大的方面說，只有詩文兩類?！对娊?jīng)》和楚辭是詩；諸子著作、歷史散文是文。從體制上看前者押韻，后者散行，極易區(qū)分。賦這一文體卻十分特殊，從篇章結(jié)構(gòu)和語言形式上看，它既有詩的某些因素，又不同于詩；也有文的因素，但又不完全同于文。如它句式大體說來較為齊整，押韻，重文采，接近于詩；但又經(jīng)常間雜著散文句式，用主客問答方式鋪陳事理，從而接近于文。因此它實在介于詩文之間，是一種半詩半文的文體。

賦這一文體名稱是怎樣來的呢？從字義上講，“賦”是鋪陳的意思。漢代鄭玄說：“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毛詩正義·關(guān)雎·疏》)南朝劉勰說：“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文心雕龍·詮賦》)所謂“鋪”或“鋪陳”，是指一種鋪張描寫的文學手法。另外，“賦”還有口誦的意思。例如《國語·周語》有“瞍賦矇誦”(瞍、矇都指盲藝人)的話。《漢書·藝文志》說：“不歌而誦謂之賦?！彼^“不歌而誦”，是指只適宜于誦讀而不能歌唱(古代的詩篇都是配樂可歌的)。賦作為一種文體的名稱，正包含了上述兩種意思，即在表現(xiàn)手法上鋪張揚厲，在體制上與詩不同，不屬于歌唱文學。

在中國文學史上，賦體作品的最早寫作者是戰(zhàn)國時代的荀況。據(jù)記載，荀況有賦十篇，現(xiàn)存的五篇(即《禮》、《知》、《云》、《蠶》、《箴》)。它的內(nèi)容主要是用鋪張的手法分別敘寫了五種事物，字句大體整煉，多用四言，散韻兼雜，具有半詩半文性質(zhì)。在構(gòu)思上采用了主客問答體。這些都是后來一般賦體作品的特征。荀況是文學史上第一個寫作賦體作品的作家，但可以推想這種新文體也并非荀況憑空創(chuàng)造的。荀況是當時的一位重視通俗文學功能、并且善于利用民間文體的作家。在文學史上，他不但是寫作賦體的第一人，也是寫作曲藝辭體的第一人。他的《成相篇》，曾被人譽為“后世彈詞之祖”(王先謙《荀子集解》引盧文弨語)。賦體的來源很可能也是這樣。荀賦的一個特點就類似先秦時代流傳的一種所謂“隱語”，隱語的特點是用“遁詞以隱意，譎譬以指事”的手法來代替直說，類似猜謎，是流行于民間的一種通俗文學。戰(zhàn)國時代，“隱語”傳入宮廷，成為策士說客，以至俳優(yōu)人物們的妙語解頤、能言善辯的一種辭令，有時并用于勸戒人主?！稘h書·藝文志·詩賦略》還載有《隱書》十八篇，說明戰(zhàn)國時已有文人留意于此。荀況大約正是根據(jù)、并且改造了“隱體”一問一對的格局和隱語語言特點，以及它巧言狀物的手法，創(chuàng)作出了他的《賦篇》。

荀況是一代大儒，因而他在改造社會上流行的俗體——“隱體”時，也能自覺地向《詩經(jīng)》學習。這一方面表現(xiàn)在語言形式上，他吸收《詩經(jīng)》的句法，他繼承了“詩言志”和“美刺”的傳統(tǒng)，運用賦篇“體物寫志”。如他所寫的《箴賦》，其主旨即在于諷喻君主不應(yīng)該慢待賢臣志士。東漢班固說：“大儒孫卿(即荀況)……皆作賦以諷，咸有惻隱古詩之義。”(《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序》)，就正是指的這一點。

荀賦出現(xiàn)以后，在一個很長時期內(nèi)并沒有引起人們多大的注意和積極仿作。賦體文學進一步發(fā)展得以盛行起來，那是受到戰(zhàn)國時期另一種新興文體——楚辭的影響以后的事。楚辭是戰(zhàn)國時代產(chǎn)生在江漢流域楚國的一種新文體，它以偉大詩人屈原的作品為代表。屈原的作品，以較長的篇幅，豐富的想像，華美富麗的辭藻，來抒情、敘事、寫物，從而打破了流傳幾百年的《詩經(jīng)》作品的格局，成為輝耀文壇的一株奇葩。以荀賦為開端的賦體，在楚辭的影響下開始得到了發(fā)展。劉勰在《文心雕龍·詮賦》中曾經(jīng)說：“及靈均(屈原)唱《騷》，始廣聲貌。然賦也者，受命于詩人，拓宇于楚辭者也?！笔O一時的“漢賦”，無論從體制結(jié)構(gòu)上，還是辭藻富贍上，都可以看到楚辭對它的影響。

賦體作品的形成和發(fā)展，同時還受到先秦諸子散文的影響。清代章學誠在他的《文史通義》一書中說：“古之賦家者流，原本《詩》、《騷》，出入戰(zhàn)國諸子?！彼J為先秦諸子散文中所慣用的“假設(shè)對問”、“恢廓聲勢”、“排比諧隱”、“征材聚事”等表現(xiàn)手法，也多為賦體作家所吸收，對于賦體體制的形成也起過重要作用，這一考察也是符合事實的。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應(yīng)該說先秦歷史散文《戰(zhàn)國策》，對賦體文學的影響更不容忽視?！稇?zhàn)國策》主要是記載當時縱橫家言談的書?；钴S在當時的一些縱橫之士，本來是來往于各諸侯國之間的一些政治家兼說客。他們的主要本領(lǐng)是侈談形勢，夸說利害，以危言聳聽和華辭美談來打動人主?！稇?zhàn)國策》中的某些篇章段落，與賦體已很相似或接近。如其中的《楚策》中《莊辛謂楚襄王》一章，清代學者姚鼐在編撰《古文辭類纂》一書時，干脆就將其歸為“辭賦類”。故章炳麟在論及“漢賦”時曾說：“縱橫家的話，本來有幾分像賦，到天下一統(tǒng)的時候，縱橫家用不著，就變作辭賦家?！?見《章太炎的白話文》)歷史上任何一種新文體的產(chǎn)生和形成，本來是會受到多種影響，以至互相滲透的?！皾h賦”的起源和形成也正是這樣。

“漢賦”的發(fā)展可以分為幾個階段：漢初的賦家追隨楚辭的余緒，這時流行的是“騷體賦”。所謂騷體賦是指在體制上極力模仿楚辭并且以賦名篇的作品；其特點是雖尚鋪陳但篇幅不長，且具有主觀抒情性。另外句式比較整齊，押韻，句尾襲用楚辭體的“兮”字聲調(diào)。如漢初的賈誼寫有著名的《吊屈原賦》的一篇。賈誼的生平遭際，與他以前的大詩人屈原有相似的地方。他的這篇賦也正是以屈原自況，是一篇表達他在政治上的不平和苦悶、很有真情實感的作品。這篇賦在思想、藝術(shù)上都是可取的，但也可以發(fā)現(xiàn)它雖名為“賦”，但又基本上并未擺脫掉楚辭體(騷體)的窠臼。其后則逐漸發(fā)展演變出具有獨具特色的漢大賦，其體制特征是篇幅長，規(guī)模大，句式參差不齊，韻散間出，以鋪陳敘事寫物為主體，“兮”字調(diào)已基本不用。因其散文的意味濃重，故又稱散體大賦。這是漢賦的主流，是漢代武、宣之世最流行的體制。后世所稱“漢賦”主要是指這類體制而言。最早出現(xiàn)的漢大賦作品是枚乘寫的《七發(fā)》。這篇賦采用主客問答形式，借賓客之口敘說了啟發(fā)太子的七件事，即音樂、飲食、車馬、游樂、田獵、觀濤和聽有學識之人講說天下是非之理，終于使太子“霍然病除”。作者寫各類事物時，均不惜筆墨地加以鋪陳，如其中觀濤一段，寫江濤的形狀、聲威、氣勢以及浪起潮落的過程，有時虛寫，有時實寫，極盡鋪排描寫之能事。這種構(gòu)思手法，正是漢大賦的典型特征。枚乘的《七發(fā)》雖未以賦名篇，但卻是標志著漢大賦正式出現(xiàn)的第一篇作品。從西漢武帝初年至東漢中葉，漢賦的創(chuàng)作達于鼎盛?！稘h書·藝文志》著錄漢賦九百余篇，作者六十余人，大部分產(chǎn)生于這一時期。從流傳下來的賦作看，內(nèi)容大部分是描寫漢帝國威振四邦的國勢，兩京和新興都邑的繁華，水陸物產(chǎn)的豐盛富饒，宮室苑囿的規(guī)模宏大和華麗，皇室貴族田獵、歌舞場面的壯觀等等。從思想感情上說，他們一方面對當時大漢帝國的聲威和一時文物之盛進行夸耀，充滿自豪；一方面又對統(tǒng)治者揮霍無度、追求享樂的行為流露出不滿，并進行委婉的勸說和諷諫。其代表作家和作品有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賦》、揚雄的《甘泉賦》、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二京賦》等等。而東漢中葉以后，漢賦從思想內(nèi)容、體制和風格上都開始有所轉(zhuǎn)變，那就是歌頌國勢聲威、美化皇帝功業(yè)，專以鋪采摛文為能事的散體大賦開始減少了，而反映社會、譏諷時事、抒情言志的短篇小賦開始興盛起來。這類賦篇幅比大賦短小，一般不采用大賦那種設(shè)為問答的形式，通篇用韻。在語言風格上華飾之風也有所收斂，而思想性有所加強。它與漢初騷體賦的不同，主要是“兮”字調(diào)已基本消失。其主要代表作家作品如張衡的《歸田賦》、趙壹的《刺世嫉邪賦》、禰衡的《鸚鵡賦》等。這就是漢賦發(fā)展演變的一個概貌。當然我們以上所說的，也只是賦體發(fā)展演變的大致情況，如散體大賦產(chǎn)生的同時，也同時流傳著騷體賦，司馬相如的《長門賦》、班彪的《北征賦》即均是騷體賦；同樣，抒情言志的小賦產(chǎn)生以后，散體大賦也同時還有人在寫作。實際上這三種體類的賦自產(chǎn)生以后，即同時流傳下來，只不過盛行的時期有所不同而已。漢代以后，賦體仍有新的演變，如六朝時產(chǎn)生了以排偶為特征的駢體賦，唐宋時又產(chǎn)生了接近古文體裁的文賦和講究嚴格韻律的律賦等?？傊x是中國古代的一種重要文體，也是中國文學中獨具特征的僅有的文體。在發(fā)展中有時受詩歌的影響，較多地接近于詩；有時又受散文的影響，而接近于文；但始終保持著一種非詩非文、半詩半文的性質(zhì)。

二

樂府詩作為一種詩體的名稱，是由漢代專門掌管音樂的一個官署名稱——“樂府”而來的。漢代人把當時由樂府機構(gòu)編錄和演奏的詩篇稱為“歌詩”，魏晉六朝時人才開始稱這些歌詩為“樂府”或“樂府詩”。如梁代劉勰著《文心雕龍》，在文體分類上，除所謂《明詩》、《辨騷》以外，另外還分立出《樂府》一篇。梁太子蕭統(tǒng)編的《昭明文選》，在對所選錄的詩文分體劃類的時候，于《賦》、《詩》、《騷》之后，也另外列出了《樂府》一門。從這以后，在中國古典詩歌中便有了“樂府”或“樂府詩”這一門類和名稱了。

“樂府”這一機構(gòu)，過去一直認為它是從漢武帝時開始設(shè)立的，但據(jù)最近考古的新發(fā)現(xiàn)，秦代已有樂府的設(shè)置。1977年，在秦始皇陵墓附近出土的編鐘，上有用秦篆刻記的“樂府”二字。但秦樂府的情況未見記載。又據(jù)《漢書·禮樂志》記載：“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等話，可知在秦和漢初已有樂府。但當時的樂府職能大約掌管的只是郊廟朝會的樂章，規(guī)模不大，特別是與民間歌辭還沒有發(fā)生關(guān)系。武帝時創(chuàng)立的樂府，曾大規(guī)模地做過采集各地民歌的工作，這一貢獻是不小的。據(jù)《漢書·藝文志》說：“自漢武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fā)，亦可以觀風俗，知厚薄云?！辈还墚敃r官方采詩目的如何，供政治借鑒也好，供娛樂也好，客觀上它起到了收集和保存民歌的作用，使當時四散于民間僅靠口頭流傳的許多作品得以集中和保存下來。這在文學史上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又據(jù)同書著錄，當時采詩的地域?qū)嵅幌抻谮w、代、秦、楚四地，而是北起燕、代，南至淮南、南郡，東起齊、鄭，西至隴西，也就是說是遍及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以至包括北方某些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其采集地域之廣，規(guī)模之大，可以說是繼周代《詩經(jīng)》以后又一次由官方下令廣泛收集各地民間詩歌的壯舉。據(jù)記載，當時采集到的詩歌總計一百三十八篇，已大致接近《詩經(jīng)》中“十五國風”的數(shù)目?？上н@些作品并沒有全部流傳下來，現(xiàn)在我們看到的漢代樂府民歌，多是后來收集到的東漢時期作品。

從當時樂府掌管的詩歌看，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部分是專供朝廷祀祖燕享使用的郊廟燕射歌辭，它們猶如《詩經(jīng)》中的《頌》詩或?qū)９┵F族宴樂時用的一部分《雅》詩，是屬于宮廷文學。一部分則是從全國各地采集來的“俗樂”，當時采其曲兼及歌辭，它們是流傳在民間的無主名作品，其作者大都是勞動人民或一部分出身于下層社會的士人。這部分詩歌后世一般稱之為“樂府民間歌辭”，它們真實地反映了當時廣闊的社會現(xiàn)實生活和人民的愛憎感情。不言而喻，它們是樂府詩中的精華，是最有價值的作品。

兩漢樂府詩在體制上有一些什么特點呢？

第一，漢樂府詩與基本上是四言體的《詩經(jīng)》不同，從句式上說，往往是三言、四言、五言、七言雜用，完整的五言體已不少見，但一般是雜言。如漢樂府中著名的《有所思》、《上邪》、《孤兒行》、《戰(zhàn)城南》、《烏生》等都是雜言體。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說：“詩之新制，亦復(fù)蔚起?！厄}》、《雅》遺聲之外，遂有雜言，是為《樂府》。”漢樂府中的雜言，句法自由多樣，整散不拘，自有一種跌宕起伏的氣勢，是我國文學史上的一種新體制，到了唐代則發(fā)展出自由奔放的所謂“歌行”體。另外，樂府民歌中產(chǎn)生了一部分思想和藝術(shù)性都很高的敘事作品，如《東門行》、《婦病行》、《陌上?！?、《孔雀東南飛》等，它們采用第三人稱來敘述故事，出現(xiàn)了人物對話和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某些長詩還有比較完整的故事情節(jié)。我國敘事詩(故事詩)的正式出現(xiàn)并趨于成熟始于漢樂府。

第二，漢樂府均屬入樂的歌辭，音樂的曲調(diào)在音樂上往往分為若干段落，每一段落稱為“解”，所謂“解”是指音樂曲調(diào)上的一個反復(fù)。例如《陌上?！贩譃椤叭狻?，《步出夏門行》分為“四解”，《短歌行》分為“六解”，《善哉行》也分為“六解”等等?！敖狻笔窍喈斢凇对娊?jīng)》里的“章”和后世詞中的“闋”?！敖狻?，一般用小字注明在歌辭段落的下邊。又樂府詩原既屬于配有樂調(diào)的歌詩，因此，最初在記錄歌辭時，往往把聲即樂調(diào)中的襯聲也用某些文學記寫下來。一般是用大字表辭，小聲表聲。這種聲、辭合寫在日后流傳的時候，有時就會產(chǎn)生聲辭相混在一起的現(xiàn)象，以至不易分清。例如《鼓吹曲·漢鐃歌》的《有所思》一首詩，其中有“妃呼豨”三字，《朱鷺》一詩中有“路訾邪”三字，就都是有聲無義的表聲詞。另外，還有“梁”、“奴”、“羊夷吾”、“伊那阿”等字詞，都是無關(guān)文義的樂曲里的襯音，如果不了解這一情況，對作品是很難理解或讀通的。

第三，古樂府命題多用歌、行、曲、吟、謠等。后人常常加以解釋說：“守法度曰詩，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悲如蛩螿曰吟，通乎俚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見姜夔《詩說》)另外，明徐師曾《文體明辨》等書也有類似的解釋。這樣的解釋，從字的表面上來說好像很有道理，但不一定完全符合原來命名的意思。大約這些名稱的不同，與當時的樂調(diào)有密切關(guān)系，古曲既已失傳不存，它們之間的區(qū)別也就很難說清楚了。

在漢代詩壇上還有值得稱道的事，就是新興詩體——五言詩的出現(xiàn)。

關(guān)于五言古詩的起源和產(chǎn)生，過去通行的說法是來源于《詩經(jīng)》和《楚辭》的。因為，在《詩》、《騷》作品中，已有五言的句式出現(xiàn)。如梁鐘嶸的《詩品》、明代吳訥的《文章辨體》等都是持這種意見。但中出現(xiàn)在《詩經(jīng)》、楚辭作品的五言，僅只是零章斷句，并沒有完整的五言詩篇。把古代某些作品中偶然出現(xiàn)的極個別現(xiàn)象認為后來某種文體的起源，這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否則從戰(zhàn)國到東漢五六百年間，詩壇上為什么并沒有五言詩出現(xiàn)呢？

那么五言詩究竟是何時產(chǎn)生的，以及它們是怎樣產(chǎn)生的呢？從歷史上考察，五言詩首先是在漢代民間歌謠中出現(xiàn)的，然后受到文人的注意而被引入文壇，逐漸成為詩體中的普遍形式。

從文學史上看，漢初詩壇(指文人創(chuàng)作)相當冷落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詩體的守舊缺乏創(chuàng)新也是一個重要因素。當時文人寫詩，主要因襲《詩經(jīng)》以來的四言體，或者模仿屈原的楚辭體。如被認為“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劉勰語)的韋孟《諷諫詩》，司馬相如的《封禪頌》，都屬模擬雅、頌之作，內(nèi)容既很平庸，形式亦復(fù)呆板，完全缺乏詩味。漢初另一批人則模仿楚辭，如東方朔的《七諫》、莊忌的《哀時命》、王褒的《九懷》等等，也是專以模擬為能事，思想、藝術(shù)均無新的開拓。又加當時許多文人都熱衷于寫賦，文壇上的詩歌創(chuàng)作遂落得一片冷清局面。但當漢代文人正在模擬《詩》、《騷》，在僵化的道路上難以前進的時候，廣大勞動人民卻真正從活生生的現(xiàn)實生活出發(fā)，以當時生動、豐富的口語為基礎(chǔ)，創(chuàng)造出從內(nèi)容到形式都嶄新可喜的新民歌。

我們知道，在文學史上民間文學常常是新的文學，以及文學中新體制的源泉。它們就像深山的清泉一樣，靜靜地、無窮無盡地流淌著，賦予各個時代的文學以新的生命。新穎完整的五言詩，首先是在漢代民歌中出現(xiàn)的。據(jù)現(xiàn)存的兩漢民謠和樂府民歌來看，西漢時代多雜言作品，但也出現(xiàn)了較多的五言句式，而至東漢則出現(xiàn)了較多的已成熟的五言詩。這說明五言詩的形成，在民間歌謠中也經(jīng)歷了一個逐漸延進的過程。

樂府民歌中的《鐃歌十八曲》，是現(xiàn)存的西漢古辭。這組作品是以雜言的形式出現(xiàn)的。但其中五言已占有相當?shù)谋壤?。如《?zhàn)城南》十八句，五言句式四句；《君馬黃》共十句，五言句式四句，《有所思》共十七句，五言句式九句；而《上陵》共有二十句，五言句式十二句，其比例已超過其他句式。至于流傳下來的西漢民間徒歌歌謠，許多已是接近五言體的作品。如收入《漢書·呂后傳》中的一首《戚夫人怨歌》：<

br>子為王，母為虜。

終日舂薄暮，

常與死為伍。

相離三千里，

當誰始告女？

又如西漢武帝時樂工李延年有歌一首：

北方有佳人，

絕世而獨立。

一顧傾人城，

再顧傾人國。

寧不知傾城與傾國？

佳人難再得！

前一首六句，四句五言，兩句三言，而三言又是構(gòu)成五言三字尾的重要因素。后一首去掉“寧不知”三個字，即全首五言。而“寧不知”乃為襯字，故《玉臺新詠》引錄此詩時沒有這三字?！稘h書·五行志》載成帝時歌謠《邪徑》一首，全詩已為整齊的五言體：

邪徑敗良田，

讒口亂善人。

桂樹華不實，

黃爵巢其顛。

昔為人所羨，

今為人所憐。

從以上看來，五言詩在西漢時代正在民間醞釀之中。同時也可以看出，繼《詩經(jīng)》的四言體詩以后，并未直接出現(xiàn)五言詩，而是經(jīng)過了一個雜言體的過渡階段。雜言體詩的出現(xiàn)也是必然的。當一種舊形式已經(jīng)僵化不能滿足反映現(xiàn)實的需要時，必然會產(chǎn)生一個探索的階段。經(jīng)過一段探索、實踐以后，會逐漸歸為一種或幾種適合需要、較為優(yōu)越的新形式。至于東漢樂府民歌，雖仍有不少的雜言體，但完整的，語言技巧相當成熟的五言詩已出現(xiàn)不少，如《陌上桑》、《上山采靡蕪》、《十五從君征》、《艷歌行》、《隴西行》、《江南》和《孔雀東南飛》等，在東漢樂府中均屬名篇之列。它們形式完整，語句圓熟，通達流暢，有很強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力。而且我們今天誦讀起來還瑯瑯上口，這說明它是在當時口語的基礎(chǔ)上加以提煉的，與當時語言(語法、詞匯)的發(fā)展狀況相適應(yīng)。

為什么四言詩會演進到五言，而五言一經(jīng)出現(xiàn)和形成，就很快地代替了四言的地位而風行于整個文壇，以至歷久不衰呢？南北朝詩論家鐘嶸在他所著的《詩品》序中曾對五言詩勝于四言詩的情況作了一些說明。他說：“(四言)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倍矣种赋鑫逖浴爸甘略煨?，窮情寫物，最為詳切。”這話說明了四言詩不如五言詩優(yōu)越。但為什么五言詩只比四言詩多了一個字就表現(xiàn)出如此優(yōu)越呢？這是由于四言體主要是兩字一拍、四字一句構(gòu)成、節(jié)奏雖然鮮明，但句式短，拍節(jié)太單調(diào)，特別是使單音詞和雙音詞的配搭受到限制。它既限制了內(nèi)容充分自由的表達，在韻律上也過于呆板，不能表達出抑揚頓挫之美。所謂“每苦文繁而意少”，即是說四言詩要充分地表達感情，就必須靠增加篇幅、章節(jié)，以至于重復(fù)吟詠。五言由五個字組成，既可方便地容納雙音詞，也可以容納單音詞，以至三音詞。它的二、三結(jié)構(gòu)即通常所說的“三字尾”，在一句詩的拍節(jié)上可以起到有奇有偶、奇偶相配、有變化、不呆板、不單調(diào)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適應(yīng)了當時語言中雙音詞逐漸增多的情況，使詩歌更易接近口語，從而也容易獲得生活氣息。我們只要讀一讀像樂府《江南》、《陌上?！贰ⅰ妒鍙能娬鳌愤@些五言詩，就可以明顯地感受到這一點。

當時的民間歌謠既已開風氣之先，表現(xiàn)了五言的優(yōu)越性，從而啟發(fā)了文人，他們開始學習、模仿，這樣五言詩就被引進文壇，普遍流行起來了。

文人創(chuàng)作的五言詩究竟產(chǎn)生于什么時期？ 它的首創(chuàng)者又是誰？前人的看法頗不一致。有人認為枚乘、卓文君、班婕妤、李陵等人是文人五言詩的始創(chuàng)者，但是考察當時詩歌發(fā)展的情況，證明這種說法并不可靠。劉勰在《文心雕龍·明詩篇》中已經(jīng)說過：“至成帝品錄，三百余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于后代也?！笨芍獎③臅r代，這些五言詩已經(jīng)被懷疑了。實際上，經(jīng)后人研究，所謂蘇(武)、李(陵)的詩，班婕妤的《怨詩》一首，均屬魏晉時代人的偽托之作；而枚乘、卓文君的詩也屬誤傳。從現(xiàn)存的史料看，最早將五言詩這一新形式引入文壇的作家應(yīng)是東漢明帝前后時人班固和應(yīng)亨。班固有五言《詠史》一首，應(yīng)亨有《贈四王冠》一首，但從藝術(shù)上看，都古拙僵直，“質(zhì)木無文”(鐘嶸語)，成就不高。這說明當時文人作家運用這種新體還很不熟練，不免質(zhì)樸幼稚。但從形式上看，已經(jīng)是典型的五言體了。

班固、應(yīng)亨以后，作這種新體詩的逐漸多起來，如張衡的《同聲歌》、秦嘉的《贈婦詩》、趙壹的《疾邪詩》、蔡邕的《翠鳥詩》等，比起班、應(yīng)的詩已有長足的進步。這些都是有姓名的完整的五言體作品。另外還有無名氏作品如《古詩十九首》，題材多樣，藝術(shù)純熟，說明五言詩已成為文人作者得心應(yīng)手的新形式。從此，五言詩作為一種代替四言詩而起的重要體裁，在我國文學史上興盛發(fā)達起來。

三

漢代散文是在先秦散文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起來的。先秦散文在晚周百家爭鳴的促使下已趨于鼎盛。諸子各家思想不同，文章風格亦各具異彩。歷史散文也從古樸的巫史記事發(fā)展出《左傳》、《戰(zhàn)國策》等那樣結(jié)構(gòu)宏大、語言生動、氣勢充沛的史家之文。這真如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所說：“愈出愈奇，不可思議”(《易教下》)。而漢代作家在此基礎(chǔ)上卻又有所開拓。那就是紀傳體散文的出現(xiàn)和雜體文(奏疏、書牘、政論、碑銘等)的勃興。

我國先秦史書只有編年和分國記事兩體，而紀傳體史學散文的出現(xiàn)則創(chuàng)始自西漢大史學家、文學家司馬遷。《史記》是我國第一部以寫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通史。它記載了從黃帝傳說時代至漢武帝太初年間大約三千年的歷史，是一部有五十二萬多字的巨著。全書共一百三十篇，由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等五部分組成。而其中本紀、世家、列傳三部分，都是以寫人物為主的，這樣用紀傳體來寫歷史是司馬遷的開創(chuàng)。

《史記》開創(chuàng)了我國紀傳體史學，同時也開創(chuàng)了我國的傳記文學。司馬遷以前的歷史著作或系年記事，或分國記事，雖然也寫到許多人物，但一般都流于片斷，不夠集中，而且在更多的情況下，人物是作為某一歷史事件的附庸而出現(xiàn)的，目的只在記述某一時期發(fā)生了某事，在某事件中有某些人物在活動而已。因此，它們雖然也寫到一些人物，甚至在某些篇章里也較為生動地刻畫了人物性格，但總的說來是分散而不完整的，給人的印象不夠深刻的。而司馬遷的《史記》則采取以寫人物為中心，即用記錄人物一生事跡的辦法來反映歷史情況，這樣，它就有可能更充分、更集中地刻畫人物性格，并較為完整地寫出人物的一生和命運。因此，司馬遷的這種主要以寫人為對象的紀傳體的創(chuàng)立，就更接近作為“人學”(高爾基語)的文學，也就是說，它與文學的主要靠集中描寫人物來反映生活的這一特征，在精神上有更多的一致性。

《史記》寫人物的生平，并不一般地、概括地途述，而是通過人物生活經(jīng)歷的具體描寫，即通過人物的言行，通過人物活動場面的具體描寫，來再現(xiàn)出歷史人物的生動面貌。這種對歷史人物具體、生動、形象的描寫，顯然使之增強了文學特征。不僅如此，作者還善于通過他對某一歷史人物主要思想、主要貢獻的認識，對歷史資料進行精心的取舍，把能夠表現(xiàn)人物主要特征的活動加以詳細地記述和描寫，把不能表現(xiàn)主要特征的活動加以摒棄或簡單帶過。這樣，就使得人物的思想和性格突出出來，而且一般都帶有鮮明的個性色彩。因此，《史記》中所寫的歷史人物眾多，但面貌并不雷同，即使是同一類別或職業(yè)的人物，其性格、心情也各有特點。這也是《史記》人物傳記富有文學特征和文學色彩的一個原因。

史文并茂，本來是先秦許多史學名著的特點，但傳記文學是從《史記》開始的。它因人立傳，集傳成史，多方面運用文學手段來表現(xiàn)歷史人物，使歷史內(nèi)容與藝術(shù)表現(xiàn)相結(jié)合，達到相當完美的程度，這是司馬遷《史記》獨具的成就。由于《史記》描寫人物生動，能引人入勝，明人茅坤曾寫自己讀《史記》后的某些感受說：“讀《游俠傳》即欲輕生；讀《屈原賈生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力斗；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即欲好士。”這種動人心弦、移人性情的效果，并不是一般史書所能達到的。這正是司馬遷《史記》一書所特有的成就，是它獨具的被視為傳記文學的條件。

紀傳體是司馬遷的開創(chuàng)，他除將全書分為本紀、世家、表、書、列傳五大部分外，在“列傳”一類，又有不同的類型。據(jù)后人歸納，大致有分傳、合傳、寄傳、雜傳四種。分傳為人各一篇，單獨立傳；合傳為二人或幾人合為一篇立傳，例如《屈原賈生列傳》、《廉頗藺相如列傳》、《樊(噲)酈(商)滕(滕公夏侯嬰)灌(嬰)列傳》等等；寄傳為以一人的生平事跡為主而兼附他人某些事跡，如《李將軍列傳》主要寫李廣，最后又附寫其孫李陵事跡。雜傳是指篇名不署人物姓名而以類相歸，如《游俠列傳》、《儒林列傳》、《刺客列傳》等。由此可見，司馬遷對傳記文體例也做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創(chuàng)造。

《史記》以后，我國歷代正史基本上都沿襲了這一體例，一部二十四史，史傳文占有其最大篇幅。《史記》傳記文的出現(xiàn)，也啟發(fā)了史書以外的傳記文的寫作，如西漢末年劉向所撰的《說苑》、《新序》、《列女傳》等著作，其中都寫些人物故事，雖未必完整，但已是以人物為中心來寫其生平事跡，是屬于史傳文以外的人物傳記了。另外，《史記》中的《太史公列傳》也開啟了自傳體散文，開始有人寫自傳文，如揚雄的《自敘傳》和王充《論衡》一書中的《自紀》，就是我國早期出現(xiàn)的自傳性質(zhì)的文章。

漢代也是我國各類雜體散文初步得到發(fā)展的時代。先秦散文主要是歷史散文和諸子散文。雖然其中也包含了和孕育了各種文章體類，但往往并非獨立性文章。而至漢代，特別是到了東漢時期，一些文人則開始往往以善寫某類文體著稱，如據(jù)載，賈誼除寫賦外，還善寫論，晁錯善寫奏疏，蔡邕善寫碑文等。另外，建安時代的孔融、曹植、王粲、阮瑀等，或善書記，或善表文，或善哀誄，這樣，就使散文各體都得到發(fā)展，并在文學史上占有地位。

漢代雜體文章的發(fā)展還需上溯到秦代的李斯。秦代是我國始建的第一個中央集權(quán)制的大帝國。但秦朝年代很短，僅歷十五年而亡；又如秦始皇在世時在思想文化上實行了許多極端政策：焚書坑儒，滅絕文化，從而秦代文學幾同空白。據(jù)著錄秦文學只有始皇命秦博士作《仙真人詩》和秦時雜賦九篇，但均已亡佚不傳。因此魯迅說：“由現(xiàn)存而言，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漢文學史綱要》)李斯著名的作品是一篇奏議文《諫逐客書》和若干紀功碑文?！吨G逐客書》為諫秦王不顧國家后果，排斥他國入秦人才而寫。作者針對當時秦宗室大臣“請一切逐客”的錯誤論調(diào)，抒發(fā)了自己的見解，實際是一篇帶有駁論性質(zhì)的議論文。文章以“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一語開端，起始便接觸本題，亮明態(tài)度，警動讀者，置對方以被駁斥的地位。接著作者便議論風發(fā)地論述了對方的“過”在何處。最后則剖析了實行“逐客”會給秦國帶來的嚴重后果。李斯的這篇散文寫得論據(jù)充分，說理周密，在鋪敘寫物、抑揚開合方面又有縱橫家的氣勢。這對漢初賈誼、晁錯等人的奏議文、政論文是很有影響的。

另外，李斯還為秦始皇巡游各地時撰寫了一些碑文，這些碑文當時稱作“刻石”。這些碑文的主要內(nèi)容，是歌頌秦始皇滅六國，統(tǒng)一天下，建立新制的功業(yè)的。它們是我國現(xiàn)存最早的紀功碑文。如著名的《會稽刻石》，用四言韻語寫成，語約義豐，聲調(diào)鏗鏘，具有一種渾樸、清峻的風格。劉勰說：“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澤?！?《文心雕龍·箴銘》)魯迅評說：“質(zhì)而能壯，實漢晉碑銘所從出也。”(《漢文學史綱要》)漢班固寫有著名的《封燕然山銘》，蔡邕的諸多碑文如《光武濟陽宮碑》、《太尉楊秉碑》等，均據(jù)李斯刻石的體制而又有新的開拓。

漢代的雜體散文主要是論議、奏疏、對策，雖然屬于公牘文范疇，但內(nèi)容大都是論形勢，表政見的，實際都是一些頗有見解的政論文。

漢初，天下初定，百業(yè)待興，求治心切。一些從政的士人，繼承戰(zhàn)國諸子的優(yōu)良傳統(tǒng)，能夠關(guān)心國家社會的一些重要實際問題，表達自己的政治見解。他們的政論文，往往借古證今，論證深刻，并富有熾烈的感情，很有可讀性。賈誼的《過秦論》是西漢散文的名篇，主要論述了秦何以速亡，以企使?jié)h統(tǒng)治者從中吸取歷史教訓(xùn)。文章不僅說理透徹，而且感情充沛，魯迅先生曾稱這篇文章為“西漢鴻文”，并說它“沾溉后人，其澤甚遠”(見《漢文學史綱要》)。其次是漢景帝時的政治家晁錯，他的代表作品是陳述政見的《論貴粟疏》、《言兵事疏》、《守邊勸家疏》和《賢良文學對策》。晁錯的文章雖然文采不如賈誼，但體現(xiàn)了奏疏類文章所要求的“理既切直，文亦通暢”(《文心雕龍·奏啟》)的特點。策文有制策、對策之分。制策又稱策問，是朝廷選士時所出的考問題目；對策，是應(yīng)試士子根據(jù)所問而陳述的政見，晁錯的《賢良文學對策》寫得理足詞暢，是古代“對策”文的范例。明代徐曾《文體明辨》說：“夫策士之制，始于漢文，晁錯所對，蔚為舉首?！?br>
另外，值得提到的是漢代出現(xiàn)了一批有名的書牘文，即親朋間交往的書信。它們實際是列國士大夫之間的通問和交涉，是外交辭令的書畫化，略等于列國之間交往的“國書”，實在具有公文的性質(zhì)。這種情況到戰(zhàn)國時代也沒有大變化，戰(zhàn)國時代著名的《樂毅報燕惠王書》、荀卿《與春申君書》等，實際上是奏書的性質(zhì)。我國的書牘文完全脫離公牘的性質(zhì)而成為個人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當始于漢代。著名的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楊惲的《報孫會宗書》、馬援的《誡兄子嚴敦書》，當推為這方面的代表。

總的說來，西漢文學在先秦文學的基礎(chǔ)上對詩、文兩大領(lǐng)域都有新的開拓，特別是專門重視構(gòu)思和辭采的賦體作品的產(chǎn)生和各體單篇文章的興起，促使人們開始意識到學術(shù)和文學的界限，如當時人往往用“學”或者“文學”稱博學和學術(shù)，用“文”或者“文章”稱文學作品。這雖然還只是初步的認識，但對后世各體文學的獨立發(fā)展卻有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