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張溥文《五人墓碑記》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義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賢士大夫請于當?shù)溃闯骈帍U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為。嗚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為時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眾矣，況草野之無聞者歟？ 獨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為士先者，為之聲義，斂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緹騎按劍而前，問：“誰為哀者？”眾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厲聲以訶，則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吳民之亂請于朝，按誅五人： 曰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fā)五十金，買五人之脰而函之，卒與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為五人也。嗟乎！ 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 而五人生于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 且矯詔紛出，鉤黨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發(fā)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于猝發(fā)，待圣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于遠近，而又有剪發(fā)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 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于朝廷，贈謚美顯，榮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于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發(fā)其志士之悲哉！ 故予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為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賢士大夫者： 冏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也。

(據(jù)明刊本《七錄齋詩文合集·古文存稿》)

張溥(1602—1641)，字天如，號西銘，太倉(今江蘇省太倉縣)人。崇禎進士，授庶吉士。復社發(fā)起人之一，力反宦官專權。

封建社會的“墓志”，一般是為達官貴人或其親屬寫的。張溥的這一篇，卻是為下層人民寫的，“五人”本無令人艷羨的世系、功名、官爵，作者擺脫舊框框的束縛，突出重點，集中地寫他們轟轟烈烈的反閹黨斗爭及其歷史意義，從而為我們留下了明末市民暴動的珍貴文獻。在表現(xiàn)方法上，傳統(tǒng)的“墓志”文要求“唯敘事實，不加議論”;偶有稍加議論的，就被認為是“變體”。張溥的這一篇，卻夾敘加議，甚至以議論為主，在善與惡的搏斗、正與反的對比中對下層人民的正義行為和崇高品質給予充分的肯定和熱情的贊揚。這實質上是一篇戰(zhàn)斗的小品文。

這篇“碑記”在敘述“五人”之死的原因時說：“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厲聲以呵，則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吳民之亂請于朝，按誅五人”?！皡敲瘛睘槭裁磿春廾机樁橹茼槻?？這是因為周順昌為人剛方貞介，嫉惡如仇。反對閹黨、同情人民，因而得到人民支持。在當時，反對閹黨和同情人民是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的。

明代后期，江南地區(qū)開始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工商業(yè)和城市經(jīng)濟都有一定程度的發(fā)展和繁榮，這就引起了把持朝政的閹黨對這一地區(qū)進行更殘酷地掠奪的野心。以江南中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政治集團東林黨，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東林黨人主張開放言路、改良政治、反對閹黨對江南地區(qū)實行殘酷地政治壓迫和經(jīng)濟掠奪的斗爭，既代表了江南中小地主階級的利益，也符合江南工商業(yè)者和廣大市民及其他人民的要求，因而也得到他們的支援。閹黨因逮捕周順昌而激起“五人”為首的市民暴動，就是典型事例之一。人民群眾對閹黨恨入骨髓，而對東林黨人卻抱有一定的同情，所以當閹黨逮捕敢于為人民的冤抑和利益說話的周順昌時，就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市民暴動。

明思宗即位，鎮(zhèn)壓了閹黨，起用了東林黨人。但這時候朱明王朝的統(tǒng)治機構已經(jīng)腐爛不堪，而階級矛盾又異常尖銳。加上被起用的東林黨人都是一些空談家，只斤斤于派別斗爭，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以挽救危亡。閹黨殘余又乘機卷土重來，相繼入閣執(zhí)政，一面打擊東林黨人士和正派人物，一面鎮(zhèn)壓人民起義。張溥于是聯(lián)合各地文社，于崇禎二年(1629)組成“復社”，和閹黨作斗爭。他之所以能夠寫出一篇熱情洋溢地歌頌蘇州人民反閹黨斗爭的《五人墓碑記》，是和他反閹黨的政治目的分不開的。

這篇文章在寫作方法上的特點是： 夾敘夾議，層層對比，步步深入，前后照應，反復唱嘆，熔敘事、議論、描寫、抒情于一爐。而這一切，又都服務于主題思想的表達。這個主題思想，作者直到文章的結尾才明確地說出來，那就是：“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

作者提出的這個主題思想，本身就包含著許多對比的因素：“死”與“生”，當然是對比；有“大”就有“小”，有“重”就有“輕”，有“匹夫”就有“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縉紳”以至“高爵顯位”，這里都有強烈的對比。

為“五人墓”作“碑記”，當然得寫出“五人”是怎樣的人。但這也可以有各種寫法。按照“墓志”文的格局，一上來就得敘述他們的姓名、籍貫、世系、行事等等，但張溥卻另辟蹊徑，只用“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義而死焉者也”一句話，對“五人”作了判斷性的說明。以一個判斷句開頭，說明“五人”是“激于義而死”的，這里已包含著對“五人”的頌揚。“激于義而死”有其對立面，例如“不義而生”、“不義而死”等等。按照作者在篇末點明的主題思想的邏輯，“激于義而死”，“死”的意義就“大”;如此而死，雖“匹夫”也“有重于社稷”。那么與此相對照，那些“不義而生”、“不義而死”的，又怎么樣呢？對于這些，作者暫時沒有發(fā)議論，然而諷刺的鋒芒，也已經(jīng)從對“五人”的頌揚中露出來了。

點出“五人”“激于義而死”，讀者滿以為該寫怎樣“激于義而死”了；但是，作者卻按下不表，由“死”寫“葬”、由“葬”寫“立石”，給讀者留下懸念。

寫“葬”、“寫“立石”，用的是敘述句，但并非單純敘事，而是寓褒于敘?！百t士大夫”們“除魏閹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為”，這不是對“五人”的褒嗎？所以緊接著，即用“嗚呼，亦盛矣哉”這個充滿激情的贊頌句收束上文，反跌下文，完成了第一段。

有褒必有貶。第一段雖然只是從正面褒“五人”，但其中已暗含了許多與“五人”相對比的因素，為下文的層層對比留下了伏筆。第二段，就“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的“死而湮沒不足道”與“五人”的死而立碑“以旌其所為”相對比，實際上已提示出“疾病而死”與“激于義而死”的不同意義。但作者卻引而不發(fā)，暫時不作這樣的結論，而用“何也”一問，使本來已經(jīng)波瀾起伏的文勢涌現(xiàn)出軒然大波。

如前所說，在一開頭點出“五人”“激于義而死”之后，原可以就勢寫怎樣“激于義而死”。但作者卻沒有這樣做，而是寫“墓而葬”、寫立碑“以旌其所為”、寫在“五人”死后的“十有一月”中無數(shù)“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死于疾病，從而在兩相對比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尖銳問題： 凡人皆有死，但一則受到賢者的旌表，死而不朽，一則與草木同腐，“湮沒不足道”，這是什么原因呢？在這尖銳的一問使文勢振起之后，才作為對這一問的回答寫“五人”怎樣“激于義而死”。文情何等曲折！ 文勢何等跌宕！ 然而這一切，都是為更有力地歌頌“五人”之死蓄勢。對“五人”的歌頌越有力，對其對立面的暴露、批判也就越深刻，對表現(xiàn)“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主題也就越有利。

寫“五人”之死用了兩段文字，敘事中有說明、有描寫，而且處處與前面的文字相照應，其目的不在于敘述市民暴動的全過程，而在于通過寫“五人”為什么而死來表揚他們的正義行動。

和全文開頭的“當蓼洲周公之被逮”相照應，這一段從“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寫起。“周公之被逮”，與“五人”之死又有什么關系呢？作者在追述了“緹騎按劍而前，問‘誰為哀者？’……”的情景之后告訴讀者：“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厲聲以呵，則噪而相逐?！绷攘葦?shù)語，表明周公與閹黨形同冰炭，互不相容；那么兩相對比，周公是怎樣一個人，也就不言而喻了。還表明“吳之民”痛恨閹黨而同情“周公”，那么因閹黨逮捕“周公”而激起的這場“民變”的正義性，也就不容歪曲了。正面寫市民暴動只有四個字：“噪而相逐”。但由于明確地寫出“逐”的對象是“魏之私人”，因而雖然只用了四個字。卻已經(jīng)把反閹黨斗爭的偉大意義表現(xiàn)出來了。

“吳之民”與“五人”是全體與部分的關系。不單寫“五人”，而寫包括“五人”在內的“吳之民”“噪而相逐”，這就十分有力地表現(xiàn)出民心所向，正義所在，從而十分有力地反襯出閹黨以“吳民之亂”的罪名“按誅五人”的卑鄙無恥，倒行逆施。

在前面，只提“五人”，連“五人”的姓名也沒有說。直等到寫了“五人”被閹黨作為“吳民之亂”的首領被殺害的時候，才一一列舉他們的姓名，大書而特書，并用“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一句，與首段的“墓而葬”拍合。其表揚之意，溢于言外。

這還不夠，接著又用了一小節(jié)文字描寫了“五人”當刑之時“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而死”的英雄氣概和“賢士大夫”“買五人之脰而函之”的義舉，然后又回顧首段的“墓而葬”，解釋說：“故今之墓中，全乎為五人也?！焙苊黠@，這里既歌頌了“五人”，又肯定了“賢士大夫”，而對于“賢士大夫”的肯定，也正是對“五人”的歌頌。

第三大段寫“五人”怎樣“激于義而死”，五、六兩段，則著重寫“五人”之死所發(fā)生的積極而巨大的社會影響。

第四段是這樣開頭的：“嗟夫！ 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閹黨把“亂”的罪名加于“吳民”，作者針鋒相對，把“亂”的罪名還給閹黨，恢復了歷史的本來面目。“大閹”不過是皇帝的家奴，憑什么能“亂”朝廷、“亂”天下？這固然由于皇帝的寵信，但在很大程度上還由于“縉紳”的助紂為虐。作者以十分感慨的語氣指出：“四海之大”能夠在“大閹之亂”中不改其志的，并沒有幾個人！ 我們只要翻一下《明史》，就知道這并非夸張。然而這樣說，是要得罪成千上萬的“縉紳”的。作者不怕樹敵，敢于揭露真象，表現(xiàn)了卓越的膽識。

在“縉紳而能不易其志……”這個句子中，“而”字用于主語和謂語之間，表示一種特殊的轉折關系。全句的意思是： 作為讀書明理的“縉紳”，本來應該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改變高潔的志操，但在“大閹之亂”中，普天下的無數(shù)“縉紳”能不改變高潔的志操的，竟然沒有幾個人，豈不令人憤慨！ 以“嗟夫”開頭，以“有幾人歟”煞尾，表現(xiàn)了作者壓抑不住的憤慨。

“縉紳”如此，那么“匹夫”怎樣呢？于是用“而”字一轉，轉而歌頌“五人”，闡發(fā)“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主題?！翱N紳”都是“讀詩書”、“明大義”的，卻依附閹黨，危害國家，“而五人生于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這個疑問，他不可能作出正確的回答。以“縉紳”助紂為虐、禍國殃民為反襯，揭示了以“五人”為首的市民暴動在打擊閹黨的囂張氣焰、使之終歸覆滅這一方面所起的偉大作用。在《明史·周順昌傳》里，也有“忠賢大懼”，“自是緹騎不出國門”的記載，但張溥講得更全面：“且矯詔紛出，鉤黨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發(fā)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于猝發(fā)。待圣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卑堰@一切都歸功于“吳之民”的“發(fā)憤一擊”和“五人之力”，是看出了、而且高度評價了人民群眾的力量的。

第五段也用對比手法，以“由是觀之”領頭，表明它與第四段不是機械的并列關系，而是由此及彼、層層深入的關系。從第四段所論述的事實看，仗義而死與茍且偷生，其社會意義判若霄壤。作者以飽含諷刺的筆墨，揭露了“今之高爵顯位”為了茍全性命而表現(xiàn)出來的種種“辱人賤行”，提出了一個問題： 這種種“辱人賤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輕重固何如哉”?茍且偷生，輕若鴻毛，仗義而死重于泰山： 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對比之后，作者又從正反兩方面論述了“五人”之死所產(chǎn)生的另一種社會效果。從正面說，由于“五人”“發(fā)憤一擊”“蹈死不顧”而挫敗了濁亂天下的邪惡勢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睆姆疵嬲f，假使“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于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發(fā)其志士之悲哉？”應該指出： 這僅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榮方面說的，而且是就“五人”死后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產(chǎn)生的積極影響方面說的。四方之士“過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發(fā)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現(xiàn)了對“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們學習的崇高感情嗎？而號召人們向“五人”學習，繼續(xù)跟閹黨余孽作斗爭，正是作者寫這篇文章的目的。所以接下去就明白地告訴讀者：“予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為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br>
這篇文章題為《五人墓碑記》，歌頌“五人”當然是它的主要內容。但社會是復雜的，事物是互相聯(lián)系的，要孤立地歌頌“五人”，就很難著筆。張溥在這篇文章中，與“五人”相對比，不僅指斥了閹黨，還暴露批判了“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縉紳”、“高爵顯位”等等；與“五人”相映襯，不僅贊美了周順昌，還肯定了“郡之賢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這一系列的對比和映襯，才充實了歌頌“五人”的思想內容，加強了歌頌“五人”的藝術力量。

在文章的前一部分，提到“賢士大夫”的共有兩處： 一處是“郡之賢士大夫請于當?shù)?，即除魏閹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為”;另一處是“有賢士大夫發(fā)五十金，買五人之脰而函之，卒與尸合”。從行文的需要看，在這兩處列出“賢士大夫”的姓名，顯然不太適宜。但這些“賢士大夫”不僅在對待“五人”的態(tài)度上值得稱道，而且和寫這篇文章也直接相關。沒有這些“賢士大夫”買“五人之脰”、為之修墓、為之立碑，哪有可能寫這篇《五人墓碑記》呢？所以在文章的結尾，又用特筆補出了“賢士大夫”的姓名。用特筆補出，既避免了前半篇行文的累贅和重點的分散，又加重了褒揚的分量。

這篇文章在結構上的一個顯著特點是： 先以洗練的筆墨敘述了“五人”死后賢士大夫為他們修墓、立碑的盛況，接著與此相對照，寫了“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的“死而湮沒不足道”，從而提出了一個問題：“獨五人之皎皎，何也？”這一問，是貫串全篇的主線。它承上而來，又領起以下各段。第三大段樹立“五人”大義凜然、威武不屈的形象，固然是對這一問的回答；四、五兩段揭示“五人”之死所發(fā)生的社會影響，也是對這一問的回答。正因為以一線貫串全篇，所以文筆既活潑，結構又謹嚴。作者之所以要用這樣的一問作為貫串全篇的主線，又是從有利于表現(xiàn)他確定的主題出發(fā)的。回答了“五人”為什么那樣“皎皎”的問題，不就自然而然地闡明了“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主題嗎？

張溥等人之所以組織“復社”，是因為“世教衰，此其復起”，故“名社曰復”。其宗旨是“興復古學，務為有用”。他們要“復起”的“世教”、要“興復”的“古學”，不外是儒家的一套，他們所說的“務為有用”，指的是能夠“致君”、“澤民”，即輔佐時君實行“仁政”，減輕對人民的剝削和壓迫。他們代表江南中小地主階級和工商業(yè)者的利益反對閹黨，這也符合江南人民反剝削壓迫的要求，江南地區(qū)反閹黨的市民暴動，又有利于他們的反閹黨斗爭，因而出現(xiàn)了相互同情、相互支援的局面。在《五人墓碑記》里，張溥反映了這種相互同情、相互支援的事實，并以依附閹黨的“縉紳”為反襯，贊揚了以“五人”為首的蘇州市民暴動，這是有進步意義的。同樣是反對閹黨，其實質卻各不相同。蘇州人民反對閹黨，主要是由于不能忍受封建的剝削壓迫具有明顯的反封建意義，而東林、復社的反對閹黨，則是為了挽救朱明王朝的危亡。正因為這樣，張溥在《五人墓碑記》里贊揚“五人”“激于義而死”，主要著眼于對東林黨人的支援，卻無視于市民暴動反封建剝削的實質。和這一點相聯(lián)系，他高度評價了市民暴動打擊閹黨勢力的威力，卻歸結為“有重于社稷”。他對“縉紳”的依附閹黨和“高爵顯位”的茍且偷生，給予了無情的揭露和批判，但沒有、也不可能從階級本質方面找原因；在他看來，那只不過是“世教衰”、“古學廢”的惡果，救之之道，在于“復起世教”、“興復古學”。

《五人墓碑記》歌頌了當時蘇州人民或人民的反閹黨斗爭，其進步意義不容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