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
安閑和理想越來越深
牛羊無事、百姓下棋
科舉也大公無私
貨幣兩地不同
有時還用谷物兌換
茶葉、絲、磁器

在清朝
山水畫臻于完美
紙張泛濫、風箏遍地
燈籠得了要領
一座座廟宇向南
財富似乎過分

在清朝
詩人不事營生、愛面子
飲酒落花、風和日麗
池塘的水很肥
二只鴨子迎風游泳
風馬牛不相及

在清朝
一個人夢見一個人
夜讀太史公、清晨掃地
而朝廷增設軍機處
每年選拔長指甲的官吏

在清朝
多胡須和無胡須的人
嚴于身教，不苛言談
農(nóng)村人不愿認字
孩子們敬老
母親屈從于兒子

在清朝
用款稅激勵人民
辦水利、辦學校、辦祠堂
編印書籍、整理地方志
建筑弄得古香古色

在清朝
哲學如雨、科學不能適應
有一個人朝三暮四
無端端的著急
憤怒成為他畢生的事業(yè)
他于1840年死去

以儒家道統(tǒng)為核心的中國封建文化，到了清代，尤其是晚清，已是氣息奄奄。它不但不能促進中華民族的發(fā)展，甚至連維系其生存也成了問題。那真正是一個危機四伏的、總爆發(fā)的時刻。柏樺的這首詩，在處理這類題材的詩中是很有特色的。寫一個時代的矛盾，詩人沒有選用大開大闔的語勢和激烈的情感去詛咒、去吶喊、去評判； 而是用了冷靜的，甚至有些清新的語象，輕挑慢點出一個個細節(jié)。這些細節(jié)看似微不足道，但連續(xù)起來卻活活畫出了一個時代漸漸腐爛掉的過程。所以，這首詩的出色之處不在于它的主題，而是它的語言和結構。
魯迅先生在《墳·娜拉走后怎樣》中說過，“中國太難改變了，……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正是這樣，中國社會的變革，往往是滯緩沉重的，它不是轟隆一聲的突變，而是一點一點地爛到不可收拾。這首詩深深地體現(xiàn)出了這種“民族特色”。古代“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儒家進取精神，此時已很少見到；以審美態(tài)度對待人生的莊子哲學也徹底淪為“風箏”、“燈籠”,以及養(yǎng)鳥、觀魚之類的低下的“玩世”;不否棄生命的中國佛教禪宗，這時也成為統(tǒng)治者愚弄百姓、尋找依恃的擺設；而執(zhí)著于美好理想和不屈情操的屈騷傳統(tǒng)，這時只是“一個人夢見一個人”,讀太史公的《史記》,竟是夜里撫胸長嘆的事情！這一切，詩人都有所暗示，但他有意用了輕描淡寫式的語言和七種類型的意象，用意在于告訴人們，當時只有孱弱的“齊家修身養(yǎng)性”,而“治國平天下”已蕩然無存！在那個“哲學如雨、科學不能適應”,“朝廷增設軍機處/每年選拔長指甲的官吏”的時代，為民族而憂患的巨大心靈，只被看做“朝三暮四”,只能“無端端的著急”,只能讓那些“憤怒成為他畢生的事業(yè)”。全詩的結句是雙關的： “他于1840年死去”,既是指鴉片戰(zhàn)爭的戰(zhàn)火燒盡了國人那點可憐的妄自尊大，同時也是指國人的開始覺醒，對科學、對政治變法的初步覺醒。
這首詩，選材相當精嚴，每一個意象都在全詩的整體結構中彼此呼應，彼此作用。詩人仿佛站在歷史的高處，以輕蔑又慨嘆的眼睛望著那逝去年代的塵煙，他用平淡表現(xiàn)譏嘲，用冷靜表現(xiàn)內(nèi)心的痛楚。對歷史的痛切反思，就是這樣輕松自如地完成的，它帶給我們的思索是勝過那些憤怒式的評判文學的。這首詩用了克制陳述的手段 (understatement),詩人故意把話說得輕松，甚至反話正說，在含混的言說中實際暗指強烈的情緒。這種深度反諷，表現(xiàn)了柏樺的底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