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方孝孺

吳士好夸言，自高其能，謂舉世莫及。尤善談兵，談必推孫吳。遇元季亂，張士誠稱王姑蘇，與國朝爭雄，兵未決，士謁士誠曰：“吾觀今天下形勢莫便于姑蘇，粟帛莫富于姑蘇，甲兵莫利于姑蘇。然而不霸者，將劣也。今大王之將，皆任賤丈夫。戰(zhàn)而不知兵，此鼠斗耳。王果能將吾，中原可得，于勝小敵何有？”士誠以為然，俾為將，聽自募兵，戒司粟吏，勿與較贏縮。士嘗游錢塘，與無賴懦人交，遂募兵于錢塘，無賴士皆起從之，得官者數(shù)十人，月糜粟萬計(jì)，日相與講擊刺坐作之法，暇則斬牲具酒，燕飲其所募士，實(shí)未嘗能將兵也。李曹公破錢塘，士及麾下遁去，不敢稍格。搜得，縛至轅門誅之。垂死猶曰：“吾善孫吳法?！?/p>

——《遜志齋集》

《吳士》這篇諷刺小品，像投槍，像匕首，像一團(tuán)熊熊的烈火，既刺中了夸者的要害，也燒掉了好大喜功、缺乏知人之明者的官氣。讀完了它，吳士之夸夸其談，如縈耳際；士誠之摯摯求功，如在目前，刻畫之妙，可謂入木三分了。

趙括、馬謖都是“善談兵”的，在紙上談得頭頭是道，娓娓動(dòng)聽，一旦指揮實(shí)戰(zhàn)，則茫然不知所措，以致身敗名裂，為天下后世所指目，這是軍事上的教條主義所導(dǎo)致的悲劇。至于“談必推孫吳”的吳士，則是無賴，是騙子，只知“斬牲具酒”，呼朋燕飲，于用兵之道，一無所知，而乃大言不慚，“自高其能”，以惡戰(zhàn)為“鼠斗”，以強(qiáng)兵為“小敵”，以宿將為“賤丈夫”，吹噓什么“中原可得”，勝算在握，騙取了張士誠“聽自募兵”，“月糜粟萬計(jì)”而不“較贏縮”的絕對(duì)信任，及其聞金鼓之音，見旌旗之色，即辟易遠(yuǎn)遁，“不敢稍格”，垂死猶曰：“吾善孫吳法”，叫人笑掉了牙，非夸而近乎癡，夸而近乎狂么？

然而張士誠非但聞其夸辭而不疑，見其忲色而不憎，而且居然推之以誠，信之以專，縻之以官，委之以兵，像漢高解衣推食于淮陰一樣，其用才之心切，進(jìn)賢之意決，非雄才大略之主，其孰能如是？然而士誠確實(shí)被蒙蔽了，吳士確實(shí)誤了乃公的大事，其蔽就在于急近功而無遠(yuǎn)慮，好諛辭而失考察。張士誠一聽到“形勢莫便于姑蘇，粟帛莫富于姑蘇，甲兵莫利于姑蘇”的話，便躊躇滿志，夜郎自大，以為形勢之便，粟帛之富，甲兵之利，皆在掌握之中，加上“吳士”這員猛將，便可以指揮若定，得勝有日；而不知所任之將，乃承意迎合之小人，非戰(zhàn)勝攻取之大材，與二世之任趙高，哀平之任王莽，異世而同調(diào)，宜乎敗亡之速，覆巢之慘，無異于二世、哀平也，嗚呼，像張士誠這樣好大喜功的，史不絕書，而沒有引起人們“覆轍之鑒”的原因何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