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胡酒

唐代是中外酒文化交流異?；钴S時期。在歷史上，內(nèi)地的葡萄酒，一直是斷斷續(xù)續(xù)維持下來的。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zhàn)幾人回？”在唐代以夜光杯盛滿葡萄美酒，說明葡萄酒的珍貴。對自然發(fā)酵的果酒記載，見于《隋書·赤土國傳》：赤土國“以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赤黃，味亦甘美?！敝撂拼陀辛岁P(guān)于葡萄酒的明確記載，《新修本草》說：“作酒醴以曲為，而蒲桃(葡萄)、蜜獨不同曲。”在敦煌藏經(jīng)洞發(fā)現(xiàn)的數(shù)萬件文書中有相當(dāng)一部分為唐五代時期當(dāng)?shù)氐纳鐣?jīng)濟類文書，其中記載了許多與敦煌人的飲食相關(guān)的資料。據(jù)記載，敦煌因與西域接近，其栽培葡萄釀酒史要早于唐代，而且敦煌釀的葡萄酒質(zhì)量很好。在《下女夫詞》中說“千錢沽一斗”雖系夸張，但也說明了葡萄酒在當(dāng)?shù)氐牡匚?。另?jù)記載，葡萄園中結(jié)葡萄時，人們還要舉行賽神儀式。在唐五代敦煌壁畫中有四十多幅婚宴圖，這些圖中婚禮宴飲多在幃帳中舉行。一般每張食床(桌)坐8—10人。儀式中除新郎、新娘為客人敬酒外，可以看到客人列坐在食床旁。床上盤置蒸餅等食物，客人手持酒杯，作喝酒狀。

唐代時，中原地區(qū)對葡萄酒是一無所知。唐太宗從西域引入葡萄，長安人才知道葡萄酒的滋味?！赌喜啃聲繁碛涊d：“太宗破高昌，收馬乳葡萄種于苑，并得酒法，仍自損益之，造酒成綠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長安始識其味也?！蓖患?，宋代類書《冊府元龜》卷九七〇也有記載，說道高昌故址在今新疆吐魯番東約二十公里，當(dāng)時其歸屬一直不定。唐貞觀十四年(641)，唐太宗派侯君集發(fā)兵：“破高昌，收馬乳葡萄實，于苑中種之。并得其(釀)酒法，帝自損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即頒賜群臣，京中始識其味。”大喜過望的太宗宣布長安“賜脯三日”。唐太宗在長安百畝禁苑中，辟有兩個葡萄園。西城如大宛、龜茲諸國的葡萄酒，漢魏以來，中國就已經(jīng)知道，而在中土用西域法仿制西域酒，卻是開始于唐太宗。

著名園丁郭橐駝為種葡萄發(fā)明了“稻米液溉其根法”，記載在他的《種樹書》里，一時漢地風(fēng)行。長安原來有個皇家葡萄園，后來改作光宅寺，寺中有普賢堂，因尉遲乙僧所繪的于闐風(fēng)格壁畫而聞名。唐人段成式在《寺塔記·光宅坊光宅寺》里記載：“本(武則天)天后梳洗堂，葡萄垂實則幸此堂?！贝撕笃咸丫圃趦?nèi)地就有較大的影響力，從高昌學(xué)來的葡萄栽培法及葡萄酒釀法在唐代可能延續(xù)了較長的歷史時期，出現(xiàn)許多吟誦葡萄酒的膾炙人口的詩句。劉禹錫(772—842)也曾作詩贊美葡萄酒，詩云：“我本是晉人，種此如種玉，釀之成美酒，盡日飲不足?！边@說明當(dāng)時山西早已種植葡萄，并釀造葡萄酒。白居易、李白等都有吟葡萄酒的詩。唐朝是我國葡萄酒釀造史上很輝煌的時期，葡萄酒的釀造已經(jīng)從宮廷走向民間。李白詩《對酒》中寫道：“葡萄酒，金叵羅，吳姬十五細(xì)馬馱……”說明了葡萄酒已普及到民間，也說明了葡萄酒的珍貴，它像金叵羅一樣，可以作為少女出嫁的嫁妝。

中國本是酒之國。然而區(qū)別于傳統(tǒng)米酒的外來酒——高昌釀法的葡萄酒和波斯釀造的甜酒，使得唐人醒也美哉，醉也美哉，無論醉醒全是別樣的滋味。唐太宗平定高昌時，宮中所飲慶功之酒，都是太宗李世民親自監(jiān)制的，看來酒也是外來的受寵。玄奘在《大唐西域記》卷二載，古印度風(fēng)俗貴葡萄酒而輕米酒，“若其酒醴之差，滋味流別；蒲萄甘蔗，剎帝力飲也；醵檗醇謬，吠奢等飲也?！碑?dāng)時的印度婆羅門貴族戒酒，以飲葡萄果漿為風(fēng)尚，西域各國也傳為風(fēng)俗。630年玄奘自西域前往印度取經(jīng)，一路上西域各國，如屈支(龜茲)國和突厥的素葉水城(碎葉)，都以葡萄漿款待法師。

唐代與西域飲食文化的交流異?；钴S，西域酒在長安非常流行。唐初有高昌之蒲萄酒，其后有波斯之三勒漿，又有龍膏酒，大約亦出于波斯。西市及長安城東至曲江一帶，有胡姬侍酒之酒肆，李白諸人也曾買醉其中。

唐朝中外文化交流發(fā)達(dá)，外國酒的輸入也更加增多，如有“三勒漿”之稱的訶梨勒、庵摩勒、毗梨勒，還有龍膏酒、煎澄明酒、無憂酒等等，唐蘇鶚《杜陽雜編》就有有關(guān)記載。李肇《唐國史補》記當(dāng)時名酒又有三勒漿類，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謂庵摩勒、毗梨勒、訶梨勒。

庵摩勒梵文作āmalaka，波斯文作amola;毗梨勒梵文作vibhitaka，波斯文作balila;訶梨勒梵文作harītaki，波斯文作halila。據(jù)《舊唐書·波斯傳》，波斯產(chǎn)訶梨勒。三勒漿當(dāng)即以此三者所釀成之酒耳。訶梨勒樹，中國南部也有。鑒真和尚到了廣州大云寺，曾看見訶梨勒樹，謂：“此寺有訶梨勒樹二株，子如大棗。廣州法性寺亦有此樹，以水煎訶梨勒子，名訶子湯?！北彼五X易《南部新書》記載三勒漿這種飲料的制作方法，并且說明當(dāng)時“士大夫爭投飲之”，可見受到廣泛的歡迎：“訶子湯：廣之山村皆有訶梨勒樹。就中郭下法性寺佛殿前四五十株，子小而味不澀，皆是陸路。廣州每歲進(jìn)貢，只采茲寺者。西廊僧院內(nèi)老樹下有古井，樹根蘸水，水味不咸。僧至訶子熟時，普煎此湯以延賓客。用訶子五顆，甘草一寸，并拍破，即汲樹下水煎之。色若新茶，味如綠乳，服之消食疏氣，諸湯難以比也。佛殿東有禪祖慧能受戒壇，壇畔有半生菩提樹。禮祖師，啜乳湯者亦非俗客也。近李夷庚自廣州來，能煎此味，士大夫爭投飲之?！比站浦兄X梨勒酒，其釀法或煎法是否亦如訶子湯，今無可考。

2. 胡姬酒肆

唐代，胡人來我國經(jīng)商開店，除做珠寶雜貨生意外，經(jīng)營酒肆也是主要行業(yè)。在都城長安，胡人酒肆主要開設(shè)在西市和春明門到曲江一代。胡姬酒肆里的酒大都是從西域傳入的名酒，像高昌的“葡萄酒”，波斯的“三勒漿”“龍膏酒”等。順宗時，宮中還有古傳烏弋山離(伊朗南路)所釀的龍膏酒。酒肆的服務(wù)員，即是西域的女子，被稱為“胡姬”。她們是促使胡酒在唐代城市盛行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我國古代青年女子當(dāng)壚不多的情況下，這些“胡姬酒肆”曾為唐代長安飲食市場開創(chuàng)了新的局面。

胡姬在正史中沒有記載，但唐詩卻全面反映了這方面的情況。初唐詩人王績曾以隋代遺老身份待詔門下省，每日得酒一斗，被稱為“斗酒學(xué)士”，他在《過酒家五首》中最先描寫了唐代城市里酒肆中的胡姬“酒家胡”：“洛陽無大宅，長安乏主人。黃金銷未盡，只為酒家貧。此日?；栾?，非關(guān)養(yǎng)性靈。眼看人盡醉，何忍獨為醒。竹葉連糟翠，葡萄帶曲紅。相逢不令盡，別后為誰空。對酒但知飲，逢人莫強牽。依爐便得睡，橫甕足堪眠。有客須教飲，無錢可別沽。來時常道貰，慚愧酒家胡?！比ズЬ频觑嬀疲谔拼鞘欣锸且环N世風(fēng)，張祜有一首《白鼻》寫得很清楚：“為底胡姬酒，常來白鼻。摘蓮拋水上，郎意在浮花?！薄昂Ь扑痢背ＴO(shè)在城門路邊，人們送友遠(yuǎn)行，長在此餞行。岑參在《送宇文南金放后歸太原郝主簿》中寫道：“送君系馬青門口，胡姬壚頭勸君酒?！本扑林谐嗣谰疲€有美味佳肴和音樂歌舞。賀朝《贈酒店胡姬》詩生動描寫了“胡姬酒肆”里的情景：“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鏘鏘。紅毾鋪新月，貂裘坐薄霜。玉盤初鲙鯉，金鼎正烹羊。上客無勞散，聽歌樂世娘。”

所有詩人中似乎是李白最愛與胡姬談笑了，所以他的詩作中描寫胡姬的地方甚多。他的《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二首之一》指出胡姬常在酒店門口招攬顧客：“何處可為別，長安青綺門。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焙苷袛埖筋櫩?，一憑異國情調(diào)的美貌，二憑高超的歌舞技巧。李白在《醉后贈王歷陽》中寫道：“書禿千兔毫，詩裁兩牛腰。筆縱起龍虎，舞曲指云霄。雙歌二胡姬，更奏遠(yuǎn)清朝。舉酒挑朔雪，從君不相饒?！彼诹硪皇自姟肚坝幸婚拙菩卸字分杏謱懙溃骸扒僮帻堥T之綠桐，玉壺美酒清若空。催弦拂柱與君飲，看朱成碧顏始紅。胡姬貌如花，當(dāng)壚笑春風(fēng)。笑春風(fēng)，舞羅衣，君今不醉將安歸？”可見當(dāng)時長安以歌舞侍酒為生的胡姬為數(shù)不少。李白在《少年行之二》寫道：“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fēng)。落馬踏盡游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彼诹硪皇住栋妆?img align="absmiddle" src="../../../113.59.122.171_3A8000/CRFDPIC/R201707040/146(TP).JPG" style="padding: 0px; margin: 0px; border: 0px; cursor: pointer;" />》中也寫道：“銀鞍白鼻，綠地障泥錦。細(xì)雨春風(fēng)花落時，按鞭直就胡姬飲?！焙淼街性?，克服了大量旅途的艱辛。為此，她們在酒肆里強歡作笑時也在思念自己的家鄉(xiāng)和親人，如李賀《龍夜吟》所述：“卷發(fā)胡兒眼睛綠，高樓夜靜吹橫竹。一聲似向天上來，月下美人望鄉(xiāng)哭。直排七點星藏指，暗合清風(fēng)調(diào)宮徴。蜀道秋深云滿林，湘江半夜龍驚起。玉堂美人邊塞情，碧窗浩月愁中聽。寒貼能搗百尺練，粉淚凝珠滴紅線。胡兒莫作隴頭吟，隔窗暗結(jié)愁人心?！?/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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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jù)可靠記載，胡女在中國做酒家招待，可追溯到漢代，漢辛延年《羽林郎》詩即云：“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diào)笑酒家胡?！闭f西漢大將軍霍光的家奴馮子都，倚仗主子的權(quán)勢在酒店里調(diào)戲胡人女招待。在我國古代的酒娛中，還有用“酒胡”勸酒娛樂的習(xí)俗。宋人張邦基在《墨莊漫錄》中對此有較詳細(xì)的記載。唐代的胡姬酒肆是唐代酒文化的重要特色，也反映初唐代酒文化交流的興盛。

3. 中西酒文化交流之物證

這一物證就是鎏金胡人頭像銀執(zhí)壺。該執(zhí)壺1983年于寧夏固原出土，長頸，圓腹，高足，足下呈喇叭狀，圈足邊緣飾一周聯(lián)珠紋。單鋬，鋬上有一胡人頭像，深目高鼻，八字短胡，短發(fā)向后梳理，是西域“胡人”的典型形象。口上有敞流。更具特色的是，器腹部鏨雕有三對浮雕人像，均男女相對，似在向?qū)Ψ奖砺稅垡?。皆深目高鼻，頭發(fā)鬈曲，袒胸露腹，有的干脆全身裸露。每人均戴披肩。

據(jù)著名考古學(xué)家夏鼐先生研究，中國和薩珊王朝波斯(今伊朗)這兩個文明古國，至遲從漢代即有來往，唐時關(guān)系更為密切。早在唐代以前，薩珊王朝的金銀器便傳入中國，中國的金銀匠人也模仿制作。一般地說，國人制造的仿制品，器形和伊朗人所制大致相同，但是花紋的風(fēng)格則往往是中國式的。寧夏出土的這件銀壺，器形與薩珊王朝銀壺?zé)o異，足緣的聯(lián)珠紋也是薩珊式執(zhí)壺的常用紋飾，那個胡人頭像甚至與今天的伊朗人非常相像。因此，有人認(rèn)為它可能是由古伊朗輸入的薩珊王朝銀器。

除寧夏的這件鎏金胡人頭像銀執(zhí)壺外，在內(nèi)蒙古李空營子村還出土了一件胡人頭銀執(zhí)壺，兩者形制極為相似。據(jù)學(xué)者研究，它們均為典型的西域銀器。它們在中國的出土，是中西酒文化交流之物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