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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文 | (十七) 儒雅風(fēng)度 清秀明麗——趙叔孺、王福庵、陳巨來諸家印章 |
| 釋義 | (十七) 儒雅風(fēng)度 清秀明麗——趙叔孺、王福庵、陳巨來諸家印章在中國藝術(shù)史上,向來有兩種不同的審美趣味存在。鮑照比較謝靈運的詩與顏延之的詩,謂謝詩如 “初日芙蓉,自然可愛”,顏詩則是 “鋪錦列繡,雕繢滿眼”。《詩品》亦謂: “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詩如錯采鏤金。顏終身病之?!边@可以說是代表了中國藝術(shù)史上的兩種不同美感的表現(xiàn)。宗白華在《中國美學(xué)史中重要問題的初步探索》一文中認為: 楚國的圖案、楚辭、漢賦、六朝駢文、顏延之詩、明清的瓷器,一直存在到今天的刺繡和京劇的舞臺服裝,這是一種美,“鏤金錯采,雕繢滿眼”的美。漢代的銅器、陶器,王羲之的書法、顧愷之的畫、陶潛的詩、宋代的白瓷,這又是一種美,“初日芙蓉,自然可愛” 的美。 這兩種美的劃分同樣也體現(xiàn)在中國印章藝術(shù)史之中。然而,元朱文印章的藝術(shù)風(fēng)格,卻可以說是這兩種美的類型的合璧。從制作手法上說,元朱文精工而典雅,不似那種被破壞過的零亂、混雜、斑駁的印象,而是鮮明燦爛、光艷照人的,就像是精心鏤刻過一樣。 就一般而言,元朱文印風(fēng)的創(chuàng)立,被普遍地認為是由趙子昂開始的。沙孟海在《印學(xué)史》中說: “趙孟頫所篆印文,純用小篆,朱文細筆圓轉(zhuǎn),姿態(tài)柔美,世稱 ‘圓朱文’。陳鏈說: ‘其文圓轉(zhuǎn)嫵媚,故曰圓朱。要豐神流動,如春花舞風(fēng),輕云出岫?!?這話說得淋漓盡致”。 古人對趙子昂的書法曾做過這樣的評價——這同時也可以看作是對他的 “元朱文”風(fēng)格的評價: “窮極精密” (黃溍語); “結(jié)體妍麗,用筆遒勁” (倪瓚語); “風(fēng)格整暇,意志清和” (姚安道語); “筆意流麗,而神藏不露,愈玩愈覺其妍”(宋濂語); “《大通閣記》,豐麗遒逸,肉骨停整”(王世貞語); “文敏篆書,配割勻整,行筆秀潤,出規(guī)入矩,無煩造作。恍若所謂殘雪滴溜、蔓草含芳之狀”(同上); “大較高處在肉不沒骨,筋不外透,雖姿韻溢發(fā),而波瀾老成,譬之豐肌玉環(huán)作霓裳舞,誰不心醉”(同上); “寬和流利,不甚莊栗,有輕裘緩帶之風(fēng)” (顧仲瑛語) 趙子昂的書法果然是這樣的,而他所創(chuàng)立的元朱文印章所具備的印風(fēng),在感覺上也是如此細微與豐富,精密、妍麗、遒勁、停整、秀潤、緊密、雍容……一言以蔽之,元朱文的印風(fēng),總是力求清晰,懂得節(jié)制,對渺茫、平淡與抽象幾乎是不感興趣的,排斥怪異,討厭含糊隨便,而喜歡明確的固定的輪廓,使人人都能了解,人人都能喜愛。 的確,如果我們在元朱文風(fēng)格的印章中看得太久的話,我們再來看秦漢古印、吳昌碩、齊白石等人的作品,就會嫌他們的表現(xiàn)太草率、太不完美和太不夠完整了。當然,一旦我們習(xí)慣了秦漢古印、吳昌碩、齊白石之后,又會覺得元朱文一路的作品,太清淺、太單純、太沒有深度了。因為在文人藝術(shù)中,渾樸的、迅疾的、零亂的東西,也往往是最富于詩意的。瓦薩里 (Giorgio Vasari) 曾寫道: “藝術(shù)家應(yīng)對此給予更多的注意,因為經(jīng)驗表明,所有遠離我們的東西,不管是繪畫、雕塑還是別的什么,當它們是一件精彩的草稿時總是比完成時更美而且更有力量”,“速寫只用幾筆便表現(xiàn)了一種觀念,而一種認真作出的效果,和過分的雕琢,有時會使那些在工作時手從來不能離開作品的人失去力量和技巧”(同時參見E. H. 貢布里希的 《藝術(shù)與錯覺》)。 但是,雄渾是一種美,清麗同樣也是一種美——它們在審美價值上是一樣的。元朱文的風(fēng)格是嫵媚,是溫雅,是清麗,是婀娜,是輕盈,是風(fēng)流——這種種的感覺,更準確地說,是形式的,而不是心靈的,即由作品的形式因素所表現(xiàn)的、構(gòu)成的和諧所產(chǎn)生的美感,靠了圓潤與溫醇來媚悅我們的感官。 所以自趙子昂首先以說文篆入印,并留下了“趙氏子昂”的印章之后,這種被稱為 “元(圓)朱文”的印章風(fēng)格,就在中國印章藝術(shù)史上留下了它光輝的一頁。明代文、何而后,在印章創(chuàng)作中直接以秦、漢印為宗,元朱文反倒顯得有衰落之勢。陳巨來 《安持精舍印話》 中說:“今之談印者盛稱浙派、皖派,而于徽中諸印人,若程穆倩邃、巴予藉慰祖、汪尹子關(guān)、胡長庚唐等,其名反不及丁敬身、蔣山堂、鄧頑伯、吳讓之之隆,是可異焉。徽派諸家所作一以漢印為法,以余所見,穆倩、予藉之渾穆,長庚之遒勁,而尹子所作最多,亦最為工穩(wěn),之數(shù)子者試以其所作并列漢印中,殆亦可亂真,非前之文三橋、何雪漁,后之浙、皖二派諸家名曰仿漢而實非漢所得比擬也。”所以,無論是趙叔孺、王福庵,還是陳巨來,他們的目的都在于恢復(fù)這樣一種以精工為美的印章藝術(shù)。陳巨來曾經(jīng)說道: “宋、元圓朱文,創(chuàng)自吾、趙 (吾丘衍、趙子昂),其篆法章法,上與古璽漢印,下及浙皖等派相較,當另是一番境界,學(xué)之亦最為不易,要之圓朱文篆法純宗《說文》,筆劃不尚增減,宜細宜工,細則易弱,致柔軟無力,氣魄毫無,工則易板,猶如剞劂中之宋體書,生梗無韻。必也使布置勻整,雅靜秀潤……” 其中所謂的“布置勻整,雅靜秀潤”,正是元朱文印的最大特色。陳巨來曾將元朱文比作書法中的虞世南與褚遂良。日本的伏見敬沖在《中國歷代書法》中對虞世南的 《孔子廟堂碑》這樣分析過: “從組織安排上說其結(jié)構(gòu)完全是合理的,而且精神能很好地灌注于每一處,用筆也是盡量地單純化,在運筆上則始終保持端肅靜穆。這樣的書體,一反過去以技巧為本位的作法,而將重點放在精神內(nèi)容上,這是基于對書法藝術(shù)的理解方面的進展而取得的成果吧?!蓖瑯?,我們也可以把這幾句話移來用作對元朱文風(fēng)格的注解。 在文人印章史上,旖旎工致的細朱文一路,在它的始創(chuàng)者趙子昂那里與后來的文彭所作小篆印那里,或多或少還有一些質(zhì)樸之氣;接著,明末清初的汪關(guān)、林皋,以及晚清的胡唐、趙之謙等人,對小篆元朱文印的創(chuàng)作,也始終保持著濃厚的興趣,并使元朱文印更趨精細、完美,雖然它可能并不是特別的引人注目,但是其魅力卻是迷人的,并一直在文物鑒藏與圖書印記上占據(jù)著主要的地位。在此基礎(chǔ)上,遂有以擅長于元朱文印的幾大家崛起于印壇之上——其中最為著名的是趙叔孺、王福庵、陳巨來三人。 趙叔孺(1874—1916),名時,字叔孺,一字紉萇,浙江鄞縣人。他的父親趙佑辰,是清代的顯宦,官至大理寺正卿,曾督署鎮(zhèn)江府,趙叔孺即出生在鎮(zhèn)江。他的印章曾拓有《二弩精舍印譜》,著有《漢印分韻補》;繪畫曾輯為《趙叔孺先生畫冊》。1956年,他的門弟子又將他的篆刻、書法、繪畫及年譜匯編為 《趙叔孺先生遺墨》。他的篆刻,繼承了清人汪關(guān)的傳統(tǒng),以元朱文與朱白文小璽最為擅長。 在1898年,他攜眷赴閩,居岳父家達三年。岳父林氏富收藏,所庋商周秦漢及宋元明清之金石書畫甚夥。趙叔孺于是寢饋其中,鉆研臨摹,日夜不倦,寒暑不輟,于古銅器及秦、漢璽印用力尤勤。他自己曾有一方印,上刻“平生有三代吉金之好”,就是源于此。 在清末,趙叔孺曾官福建同知;辛亥革命之后,他掛冠歸里,不久又移家滬上,以書畫、篆刻應(yīng)世,一時間聲譽鵲起。在繪畫方面,他擅長于山水、人物、花卉,而尤以畫馬為精,有“一馬黃金十笏”之稱。他的書法取法于“二趙”,即趙子昂與趙之謙——像通常學(xué)習(xí)趙子昂的書法的人一樣,趙的書法并沒有給趙叔孺帶來多大的成就;然而,趙子昂與趙之謙的印章卻給他帶來了一種靈感。無論是在風(fēng)格上,還是在境界上,趙叔孺的篆刻都達到了一種很高的造詣。在他所擅長的藝術(shù)門類中,也以他的篆刻成就為最高。 趙叔孺早年對秦、漢印所下功夫甚深,盡管在印章藝術(shù)領(lǐng)域中,他也同時擅長于多種風(fēng)格的篆刻,但是他的元朱文是最好的一種。 他的元朱文印,基本上是承襲元明以來的細朱舊法,同時,他也偶爾用鄧石如、趙之謙的新體入印。他的印作光整堅挺,精到之處,前人亦有所不及。 王福庵也是以元朱文印擅長。 王福庵(1880—1960),原名壽祺,字維季,號福庵,自稱印庸,晚號持默老人。浙江杭州人,精數(shù)學(xué),工篆隸書。他在刻印方面,初學(xué)浙派,得其神髓;后轉(zhuǎn)學(xué)皖派,有吳讓之、趙之謙之風(fēng)。他是西泠印社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著有《麋硯齋印譜》正續(xù)集,并輯各家刻印為《福庵藏印》。 王福庵印 他畢生的精力都是集中在細朱文的創(chuàng)作上,創(chuàng)作甚豐,成績斐然。其所刻印章結(jié)構(gòu)妥貼精妙,刀法凝練。他所作多為詞句印與鑒藏印,也更見其超凡脫俗的本領(lǐng)。 陳巨來(1904-1984),號塙齋,又號安持,浙江平湖人。他是趙叔孺的學(xué)生,生前是上海中國畫院畫師、上海文史館館員。以善于刻制元朱文印章而馳譽于世。當代著名的書畫家如張大千、吳湖帆、溥心畬、葉恭綽等人的名章、書藏印、閑章,多出自其手。 1926年,年輕的陳巨來結(jié)識了海上名家吳湖帆。在吳湖帆的指點下,他在秦、漢印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在元朱文方面尤下苦功,所取得的成就也最大。 如果說,在趙孟頫那里,元朱文印尚有些質(zhì)樸;如果說,在汪關(guān)、巴慰祖那里,元朱文印風(fēng)已經(jīng)是趨向于成熟與完美;如果說,在趙之謙那里,元朱文印已變得雍容華貴,那么,從趙叔孺開始,元朱文印則走向了它的頂峰,表現(xiàn)出一種和平、一種溫文、一種嚴謹和華貴。 無論是趙叔孺、王福庵,還是陳巨來,其美學(xué)趣味,不是質(zhì)樸、古拙、慘淡、直率,以及粗服亂頭的,而是富麗、堂皇、華貴、精致。他們都醉心于這種精致的趣味之上,即他們迷戀于細微的、小巧的、玲瓏剔透的審美趣味的表現(xiàn)。在結(jié)構(gòu)上,他們最喜歡致密和巧妙;在技巧上,他們要求精益求精——他們的眼光完全集中于此,并且因此手段也日益精巧,無與倫比。在這些方面,他們無論是在什么時候,永遠表現(xiàn)出精明、巧妙的機智,以及那種看起來就像是光輝燦爛的智慧一樣的優(yōu)雅品味。 他們既不沉溺于神秘的沉思默想似的觀照,也不墮入粗暴蠻荒之中。他們永遠平和寧靜,即使是屢遭喪亂,也生活在溫和的境界之中,靈巧、輕盈、和諧、優(yōu)雅。于是那些對于太多的幻想、不安的猜測、抽象的、渺茫的、無邊無際的和隱約含糊的一切,幾乎是與他們無緣的——這就是形成他們的藝術(shù)精神的底子,并已為他們的面目清楚的藝術(shù)打下了基調(diào)——輕清雋永的趣味,精工熟練的技術(shù),絕不輕易放過的棱角,明凈無比的線紋,穩(wěn)實的結(jié)構(gòu),就有如一幅筆力遒勁而干凈利落的白描,無論在什么時候,也不能忘記講究線條的穩(wěn)健與精確;而絕不含糊的處理方式,則使它具有一種亭亭玉立的姿態(tài),一切都清清楚楚地映現(xiàn)在視覺之內(nèi)。從這個角度來說,這一切都遠非其他的篆刻家所能比擬,人們對他們的既敬且畏,也正在于此。 陳巨來印 他們的性情無疑都是安靜寧和的。例如,陳巨來的朋友施蜇存在為他的印譜《安持精舍印最》作序時所說最具代表性: “余與安持交既久,投分日深,又知其為貞介絕俗之士。初膺遷謫,再罹浩劫,妻女饑寒,身病幾死,其遭際可謂酷矣。而安持夷然自若,默而無忤?!?br>也許正是這種心境,才使他們的元朱文能全無火氣,而呈一派平夷恬靜的氣象吧。 屬于這一派的人往往都顯示出驚人的毅力,埋首于刻苦的磨練,希冀通過卓絕的技巧,以達到他們的理想的高度。他們的勇氣表現(xiàn)在他們超脫于世俗社會之外,而想挽住一種屬于永恒的形式,雖然歷史依然在前進。 我們知道,如果想增加印面的效果,只要將印文稍稍加以變化,或疏或密,或斜或正,或者必要時將印面用刀敲擊幾下,以增加其效果——但是,在元朱文印的創(chuàng)作中,卻絕不能如此。它必須不能有任何的 “做”、“敲”、“削”等,而是要在最為平實的技法中刻出最高超的東西來。陳巨來在《安持精舍印話》中曾對趙叔孺與吳昌碩做過一個比較: 邇來印人能臻化境者,當推安吉吳昌碩丈及先師鄞縣趙叔孺時先生,可謂一時瑜、亮。然崇昌老者每不喜叔孺先生之工穩(wěn),尊叔孺先生者輒病昌老之破碎,吳趙之爭迄今未已,余意觀二公之所作,當先究其源,昌老之印乃由讓之上溯漢將軍章,朱文常參陶文,故所作多為雄渾一路;叔孺先生則自?叔上窺漢鑄印,朱文則參以周秦小璽,旁及幣文、鏡銘,故其成就開整飭一派。取法既異,豈能強同。第二公法度精嚴,卓然自振,不屑屑隨人腳后則一也。 他們不僅從古璽印中尋找一切清晰的、明確可見的形式與風(fēng)格來作為自己的典范,而從對點線的準確無誤中體現(xiàn)他們的雅人深致。 這種雅人深致,具體地表現(xiàn)在運刀之隱鋒匿跡、細膩輕巧,風(fēng)格之清新淳美方面。 他們雖然以元朱文風(fēng)格為唯一的形式,但是他們在取法上,卻是非常寬廣的,從一切古璽印中尋求能豐富他們印章藝術(shù)語言的營養(yǎng),如先秦古璽,如漢印中的各種風(fēng)格的印作,如明清流派等等。例如,在趙叔孺或王福庵那里,他們的印章就不專以元朱文擅長,而是能刻各種風(fēng)格與流派。只有陳巨來,才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元朱文的創(chuàng)作上,并努力豐富其表現(xiàn)與意境。 值得一提的是,陳巨來臨過巴慰祖的“下里巴人”一印,如果對照一下原作與臨作,就會發(fā)現(xiàn),陳巨來的印更為圓潤,更為豐腴,雅人深致也更為明顯。換言之,陳巨來達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輕快與典雅秀麗,而最難能可貴的,則是他能夠在最為平實的技巧中即精雕細刻之間,增進作品的深度與意境。 他是趙叔孺的學(xué)生,但是與趙叔孺卻不盡相同,他可能和趙叔孺一樣,對線條的明快勻凈有一種特殊的愛好,具有令人難以措置的可靠而準確的造型能力,以及精美而微妙的刀法,在作品里顯現(xiàn)出一種至為純凈明澈的美境。他循規(guī)蹈距,不越元朱文的雷池半步——但,他的實際成就已超出了元朱文的束縛,而成為一種“獨創(chuàng)”。在他的印作中,直線、曲線、挺健的線、柔潤的線,形狀、變化、用法與從屬關(guān)系,都在盡量襯托出他所要表現(xiàn)的和諧與特征,構(gòu)成其風(fēng)流蘊藉的意味。 同王福庵比起來,王氏在章法的安排、用刀的精微方面,并不比陳巨來遜色,但是,里面卻多有自己的創(chuàng)造意圖在內(nèi)。因此就印章的創(chuàng)造性而言,王福庵可能是超過陳巨來的。但是,就元朱文風(fēng)格之純粹而言,卻終要讓陳巨來獨步。 概而言之,無論是王福庵,還是陳巨來,他們的印章在氣息上都是以平和典雅見長。但是,他們在細微之處卻有著明顯的不同。如果說,在王福庵的印章中,除平穩(wěn)妥貼之外,還有一絲的動感,或者某些地方還未見精到;在陳巨來的印章中,則將一切不符合于元朱文的東西都凈化殆盡了,寧靜而深沉。 可能像趙叔孺?zhèn)冞@樣的篆刻,最擅長的,是對于每一種節(jié)奏,每一種結(jié)構(gòu),每一個點畫,每一條線紋,每一種處理方式,都是清清楚楚地有意識地運用著。于是元朱文印給人的印象,有時是很高雅的,有時又非常一般;有時很豐富,有時又是枯燥的;有時是神采奕奕的,然而有時又是暗淡無光的……他們的藝術(shù)并不是建立在什么偉大的思想之上,而是在于一種小小的認真的實現(xiàn)上,在一種屬于技巧的能力上。從這點上來說,他們的印也最為人欣賞,然而卻絕不學(xué)習(xí)。人們更愿意從事那種驚心動魄的東西。 趙叔孺、王福庵、陳巨來雖然是屬于同一種風(fēng)格,但是他們之間卻有著微妙的差異。概而言之,趙叔孺的印在風(fēng)格上比較豐富,不純以元朱文取勝,故而生動而嚴謹;王福庵的印以蕭散勝,陳巨來則以專精勝。 陳氏在世的時候,他已有“元朱文為近代第一”的稱號——也許,從陳巨來而后,中國的元朱文印章,真的成為 “文陵散”式的絕響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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