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同書(1723-1315),字元穎，號山舟，晚自署石翁、新吾長翁，浙江錢塘人，乾隆十七年(1752)進士，官侍講。善書，與同時翁方綱、劉墉、王文治齊名，書法初學顏、柳，中年用米法，七十以后愈臻變化，純任自然?！堵膱@叢話》中說：“先生博學多文，尤工于書，日得數(shù)十紙，求者接踵，至于日本、琉球、朝鮮諸國，皆欲得片縑以為快。年九十，尚為人書碑文墓志，終日無倦容，蓋先生以書見道者也?！敝小额l羅庵遺集》,后人鉤稽其中與人論書之語為《頻羅庵論書》,又選錄其書畫題跋為《頻羅庵書畫跋》。
山舟之書在于善變前人而能得自然之趣，故其論書之精義也在提倡學古而不囿于古，主張變化成法而有自家面貌，要求 “不似而似”:
山舟曰： “帖教人看，不教人摹，今人只是刻舟求劍，將古人書一一摹畫，如小兒寫仿本，就便形似，豈便有我。試看晉、唐以來多少書家，有一似者否，羲、獻父子不同；臨 《蘭亭》者千家，各各不同；顏平原諸帖，一帖一面貌，正是不知其然而然，非有一定繩尺，故李北海云：學我者死，似我者俗。正為世之向木佛求舍利者痛下一針?！?《頻羅庵論書 ·與張芑堂論書》)
葦間先生每臨帖多佳，能以自家性情合古人神理，不似而似，所以妙也。(《頻羅庵論書·復孔谷園論書》)
凡人遇心之所好最易投契，古帖不論，晉、唐、宋、元雖皆淵源書圣，卻各自面貌，各自精神意度，隨人所取，如蜂子采花，鵝王擇乳，得其一支半體，融合在心，皆為我用，若專事臨摹，泛愛則情不篤，著意一家則又膠滯。所謂琴瑟專一，不如五味和調之為妙，以我之意迎合古人則易，以古人之法束縛我則難，此理易明，無所為何者為先，何者為后也。( 《頻羅庵論書·答陳蓮汀論書》)
可見梁氏主張學習古人之書不求形似，也不滿專學一家，因為他以為隨著時代的變遷，個人遭際的不同，書法也就產(chǎn)生了各種不同的面貌，就時代而言，晉、唐書家無一面貌雷同者，唐人不同于晉，宋人不同于唐，明、清又不同于宋、元，故一時有一時之風會；就書家而言，羲、獻父子相異，同時臨《蘭亭》者雖眾，而各家有各家的面貌；即使就一家而言，顏真卿之書一帖有一帖的特點，可見書法是隨時隨人而異的，關鍵在于能有自己的風格。因而梁氏不強求學某家某派，而主張擇取與自己性之相近者加以臨習，然后化古人為己有，融合于心，使古人為我所用，故他標舉“有我”與“不似而似”的境界。因而他示人學書的門徑說： “語云：為高必因邱陵。學書一道，除兒童時描寫 ‘上大人’仿本外，方圓平直粗能自書矣。即當盡心作楷，或日書三五百字，不可間斷，至半年一年之后，自然漸熟，熟則骨力強，步伐齊，心膽大，性靈出，然后以心之所好，無論晉、唐，把玩之，領會之，略得其趣，再講臨摹。所謂高之 ‘邱陵’具矣。然政不須描頭畫角，較短論長，求中郎之似，鄰兒童之見也。何以言之？我輩生千百年后，視古人不啻九天下之上，萬里而遠，欲以地下人接謦欬于圓穹，能乎？跬步間探消息于遼闊，能乎？此不待智者而知也。古人何等伎倆，何等才力，而況氣運有厚薄，興會有淺深，宋不如唐，唐不如晉，古人且然，又況今人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今人只寫得自家手腕熟，或于高遠有小分印合處，若一味臨摹，如俗工寫真，耳目口鼻，尺寸不失，生氣盡而神氣去矣。仆嘗謂帖宜置幾案以自表發(fā)，不宜刻畫以自縛者，此也?！?《頻羅庵論書 ·與溫一齋論書》)所謂“為高必因邱陵”,就是要求作書須有深厚的基本功，能于前人的作品有所領會。然而，梁氏不求與古人似，他以為古人不可求似，也不必求似，因書隨興會、氣運而變，也隨各人之才情、伎倆而異，今人已非古人，硬求形似反而失去生氣與神氣，故今人之書宜立足于自己的性情才力，由自家手腕去通古人精神，庶幾可及前人。梁同書這里雖然也以為古人不可企及，似有厚古薄今的傾向，但他只是從時世之變遷不可復追的角度立論，未必對前人是丹非素，妄下評判，故他反復說學書“無論晉唐”,即意在說明不必拘于今不如古的陋習。他于《復孔谷園論書》中論之最詳：“古今人不相及，自晉、唐、宋、元以來便歷歷如是，非人不相及，乃古今不相及也，必欲盡以古人衡之，則無完膚矣。即如南宮之妙，若云古穆兩字，便已隔塵。蓋運會為之，性情為之，不可強也。設使強而至于古穆，則墨豬木算子等流弊百出，又孰得孰失耶？”他以為書法出乎性情、運會，故不可強求一律。他明確地提出不必以古人為標準來衡量后人，米芾之書以沉著痛快為特點，如質之以古穆的標準，則自然以為他不如前人； 褚逐良以我法臨 《蘭亭》,而遂成自家之《蘭亭》,如在古人后面亦步亦趨地一味仿效，勢必成為墨豬、木算子一般缺乏生氣的作品。
山舟既提倡書宜有自家面目，故不斷斷于有意求工而主張自然率真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他評張照《楞嚴修釋序稿》云：“后幅更勝前，紙尾數(shù)語尤妙，蓋作意不作意之分，不作意處自然之妙流出。”(《復孔谷園論書》)以為張照此書前半稍拘謹而后半佳妙，原因即在于能漸漸放開筆墨，灑脫而無作意，惟其 “不作意”,故能表現(xiàn)個性，具有自然之妙。梁氏進而以為張照的書凡刻意求者反不佳，而率意自然者能臻妙。他論前人之書也說： “古人作書，惟無名心，故能成大家，看其精神到底不懈，其性情自在流露處，豈復他人所能仿擬?！?《頻羅庵書畫跋·董文敏書楊魯源墓志銘墨跡跋》) “無名心”也即 “不作意”,要求天機流露，不求工而自然能工，這正是古人之所以高妙處，故梁氏論書不重法而重氣，他說： “寫字要有氣，氣須從熟得來，有氣則自有勢，大小長短高下欹整隨筆所至，自然貫注，成一片段，卻著不得絲毫擺布，熟后自知?！?《與張芑堂論書》)氣歷來被視為藝術創(chuàng)作的一個要素，韓愈論文就說過 “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皆宜”。(《答李翊書》)氣盛則文章遣詞造句、聲調格律都可一任其驅遣。同樣梁氏認為若能氣盛，則書之大小長短、欹整高下也能運用自如，梁氏的觀點顯然本于韓愈之論。
梁同書重天機自然，故強調學書中天資的作用。其《答陳蓮汀論書》中云： “學書一道資為先，學次之，資地不佳，雖學無益也。”又說：“華亭彈琴著指便韻之說，即是筆資之說，足下并不拙鈍，又何慮此?！笨梢娝苤匾曎Y質稟性。其《跋陳句山太仆書冊》云：“董華亭論書云：臨摹最易，神氣最難傳，蓋非識趣高遠，卷軸古厚，以我神智會合古人精神，雖虎賁之貌中郎，衣冠之肖優(yōu)孟，去而萬里矣。句山先生性與學俱臻絕頂，故筆墨之外別有一種色香味，不求工而自工，不必定似而自似。”(《頻羅庵書畫題跋》)要求書之神氣就不是單靠摹擬可得，其間有性分的因素，也有學力的原因，可知其注重天資與其對書學的主張是一致的。
梁同書論書的另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力倡以軟毫作書，乾隆年間的書家欲變清初習董書者的勁挺枯淡風格而紛起用軟毫筆，而梁氏倡之尤力，其言曰：
芑堂曰：腕力如何用法？山舟曰：使極軟筆自見。譬如人持一強者使之直則無所用力，持一弱者欲不使之偃則全腕之力自然來集于兩指端。(《與張芑堂論書》)
山舟曰：柳誠懸《玄秘塔》是極頓筆所寫，米公斥為惡札，過也。筆愈軟愈要掇得直，提得起，故每畫起處用凝筆，每水旁作三點，末點用逆筆踢起，每直鉤至末一束再踢起，下垂若鐘乳，不則畫如笏，踢如斧，鉤如拘株矣。柳公云心正筆正，莫作道學語者，正是不得刻刻把持，以軟筆故。設使米老用柳筆，亦必如是。(同上)
山舟曰： 筆要軟，軟則遒，筆頭要長，長則靈，墨要飽，飽則腴，落筆要快，快則意出。(同上)
梁氏以為用軟筆則腕力自生，筆自然正，筆正即可保持中鋒，所謂 “筆得起自然中”,故他再三提倡軟筆，意在通過自然調節(jié)，使得運筆用力達到剛柔相兼的藝術效果。這種主張與當時的梁??異趣。梁??在 《評書帖》中說： “予用軟筆七八年，初至京猶用之。其法以手提管尾，作書極勁健，然太空浮，終屬皮相。不如用硬筆，其沉著蒼勁處，皆真實境地也。”梁對用筆的不同主張說明他們對書法的不同要求， 梁同書欲以軟筆求腕力， 梁??欲以硬筆求蒼勁，故在用筆問題上也體現(xiàn)了他們論書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