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蔡元培為會長的光復會是東南地區(qū)的反清革命團體。
因受“《蘇報》案”的打擊，以上海為中心的東南地區(qū)的革命運動，暫時無法繼續(xù)向群眾性斗爭的方向發(fā)展，但革命活動并未中斷?！短K報》被封僅月余，另一宣傳反清革命的報紙《國民日日報》即于1903年8月7日發(fā)刊。該報由謝曉石、章士釗、陳由己、張繼、何枚士、陳去病、蘇子谷(曼殊)等主持，號稱“蘇報第二”。9月上旬，蔡元培自青島返滬。10月，沙俄軍隊重占奉天，國內重新掀起拒俄高潮，蔡元培等在滬發(fā)起了拒俄同志會，力爭領導這一運動。12月，他們發(fā)刊了報紙《俄事警聞》?！抖硎戮劇反媪艘淹？摹秶袢杖請蟆贰?904年2月，日俄戰(zhàn)爭爆發(fā)，蔡元培等又適時地將拒俄同志會改名爭存會，號召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的瓜分政策，爭取中華民族的生存?！抖硎戮劇芬惨酌毒娙請蟆贰?月1日，中國教育會舉行第三次大會，蔡元培重新出任會長。7月，蔡又任愛國女學校校長。愛國女學校補訂章程，標明“以增進女子之智德體力，使有以副其愛國心為宗旨”^[1],增強了政治性。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女學校仍被各地革命黨人當作秘密聯(lián)絡機關。東南地區(qū)革命運動的基礎是良好的，但當?shù)氐母锩h人，一時還沒有考慮到組織秘密革命團體，發(fā)動武裝起義。
1904年暑假，日本東京的幾個留學生秘密地組織了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這個組織成了不久以后在上海成立的光復會的前身。暗殺團的組織極為嚴密，最初成員僅楊篤生、蘇鵬(鳳初)、周詠曾(來蘇)、何士準(海樵)、胡鎮(zhèn)超(晴崖)、湯重希(仲祚)等六人，以楊篤生為首。他們跑到橫濱鄉(xiāng)間，專心鉆研化學，聘請馬君武、梁慕光、李植生教授制造炸藥。梁、李都是興中會里制造炸藥的行家。暗殺團決心刺殺清廷首要，選中西太后為第一個目標。楊篤生利用?；庶h人對后黨的仇恨，從梁啟超手中撈到一筆錢，便和蘇鵬、周來蘇將炸彈運到天津，設立據(jù)點，何海樵則先到上海，把張繼從湖南邀來，一同赴津。他們潛入北京，探測形勢，制訂計劃；蟄伏月余，沒有找到下手機會，經(jīng)費告匱，掃興返滬。
何海樵經(jīng)過上海時，發(fā)展蔡元培加入暗殺團，請他為暗殺團來滬作準備。暗殺團抵滬后，即住入新閘余慶里。在上海，暗殺團又發(fā)展了鐘憲鬯、章士釗、劉光漢(師培)、陳由己等加入，分別在幾個地點學習制造炸彈。當時，華興會正準備起義，張繼返湘，楊篤生、章士釗、蔡元培等組織愛國協(xié)會，聯(lián)絡東南志士作響應準備。暗殺團、愛國協(xié)會、爭存會和吳春陽辦的青年學社等機構都設在余慶里，這里一時成了革命黨人在滬活動的要地。不久，長沙起義流產(chǎn)，愛國協(xié)會解體，但暗殺團仍在繼續(xù)活動。
1904年11月，《警鐘日報》揭載前廣西巡撫王之春在滬發(fā)表主張割地聯(lián)俄言論的消息，惹起社會公憤。11月19日，發(fā)生萬福華刺王之春事件。萬福華(1865—1919)字紹武，安徽合肥人，清候補知縣，曾為粵閩大吏董理錢財，日俄戰(zhàn)爭爆發(fā)，他激于愛國心而辭職。萬得知王之春的賣國言行后，即與同鄉(xiāng)吳春陽、高蔭藻等商量行刺，經(jīng)劉光漢、林獬設計，布置了一個誘王上鉤的圈套。他們偽造吳葆初的親筆信，請王到英租界四馬路、湖北路口金谷香西餐館赴宴。王至時登樓，見情景不對，急忙退出。萬在店門口持槍迎擊，可是他沒有打開保險栓，彈不出膛，當即被扭送捕房。萬福華被會審公廳判處十年徒刑，至上海光復后方才出獄。
“萬福華案”造成的局部破壞，并未嚴重妨礙上海地方革命活動的開展。東南地區(qū)的革命黨人被華興會、暗殺團引入了暴力革命的軌道，但是暗殺團的狹小圈子無法獨立領導大規(guī)模和大范圍的斗爭。蔡元培采納一些人的建議，將暗殺團擴大改組為光復會?！肮鈴蜁闪⒅畷r正萬福華槍擊王之春不中之時也”^[2]。光復會又名復古會，會址設上海，推蔡元培為會長，光復會成立后，爭存會、暗殺團等組織都歸并于光復會，但暗殺團名義并沒有立即取消。陸續(xù)加入光復會的著名人物，除前列者外，還有趙聲、吳春陽、徐錫麟、龔寶銓、蔡谷清、陶成章、孫毓筠、林獬、黃韌之(炎培)、俞子夷、秋瑾、陳去病、柳人權(亞子)、陳伯平、馬宗漢等。尚在獄中的章炳麟，曾與聞光復會的創(chuàng)立。光復會和東南各地的革命小團體保持著密切的聯(lián)系。流亡的華興會員，也和他們聲氣相通。
光復會成立時擬定的章程，沒有流傳下來。但是，光復會的成員卻發(fā)表了大量的主張。這些人善于著書立說，自己辦有報刊、書局，制作了大量革命宣傳品。光復會成員對于革命宣傳所留下的勞績，在所有的革命小團體里首屈一指。他們積極地宣傳了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思想，提出了朦朧的社會經(jīng)濟改革要求，但各自的思想成分很復雜。章炳麟認為光復會“不離呂(留良)、全(祖望)、王(夫之)、曾(靜)之舊域”、即單純排滿，代表了一部分成員對光復會宗旨的看法。徐錫麟自稱“蓄志排滿有十余年”,他認為中國人民的開化程度不能實行立憲，但可以革命，即排滿。但是，也有人(包括章炳麟)對排滿作過很好的解釋，他們認為排滿并不是排斥一切滿族人，而是反對滿洲皇帝，反對滿漢官僚；反對滿洲皇帝，也并不因為他是異族，而是因為他實行專制統(tǒng)治。光復會中有人主張大力發(fā)展民族資本主義，還有人曾對農(nóng)民的土地問題表示過關心，但也有人認為，社會黨主義在中國，“其必不能行，即使能行，亦必大亂”^[3]。不過，在各種成分中，反對滿洲貴族統(tǒng)治，反對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建立共和政治的宣傳仍然占著主導的地位。光復會成員在宣傳民族、民主思想時，有一個顯著的特點，那就是他們愛從古典文獻中尋章摘句，把新思想打扮成先人之教。這種手法適應著新舊交替之際的知識分子的口味。
蔡元培認為“革命止有兩途，一是暴動，一是暗殺”。光復會繼續(xù)著華興會和暗殺團未完成的實踐。
蔡元培一流書生，除了跟知識分子打交道外，不善于接觸更廣泛的群眾，特別是下層群眾，他們習慣于文字宣傳和利用科學技術專長。蔡元培等把革命熱情主要傾注于暗殺活動，暗殺團的事業(yè)被繼承下來了。他們在報刊上介紹俄國虛無黨人的歷史，宣傳暗殺的功用。制造炸彈的秘密小組因之擴大。蔡元培另在愛國女學講授外國資產(chǎn)階級革命史，增設理化課，挑選女生加入小組。此外，還開辦了速成訓練班，招收社會青年學習理化和催眠術，引導他們參加暗殺活動。不過，這批人始終沒有進行過一次暗殺。與光復會有關的一次著名的暗殺活動，是一位安徽青年吳樾干的，地點則在遠離上海的北京。
楊篤生在萬福華事件后避往日本，1905年回滬，繼續(xù)與蔡元培等研制炸彈。為了搞所謂“中央革命”,他于同年去北京活動，以譯學館教習身份作掩護。楊篤生在京得到趙聲的信，催他去保定，原來，趙聲在保定與安徽人吳樾等相結納，因故離保，便要楊去從事組織。楊篤生為吳樾等主盟，成立了軍國民教育會保定支部(一作北方暗殺團)。這個組織，被光復會認為是自己理所當然的一部分。吳樾(1878—1905)字孟俠，安徽桐城人，保定高等師范學堂學生。吳家是桐城大族，父親由官入商，結交的多是官僚、幕客。吳樾早年曾應科舉，庚子之后，因愛國而主張改革，由贊成立憲轉而擁護革命。他認為：“排滿之道有二：一曰暗殺，一曰革命。暗殺為因，革命為果，暗殺雖個人而可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時代，非革命之時代，實暗殺之時代也?！彼J為鐵良是將來亡漢族的巨魁，一心先刺殺鐵良。楊篤生帶來炸彈讓吳樾等看，經(jīng)過試驗，性能良好，吳等喜出望外。1905年8月，吳樾赴京，恰逢清廷實行立憲騙局，選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他認為立憲騙局施行，必將阻礙革命的發(fā)展，想以刺殺五大臣來阻止這一行動。9月24日，五大臣啟程，吳樾在沒有引爆器材的情況下，身攜炸彈前往車站行刺。在擠入車廂時，炸彈受震爆炸，吳樾當即犧牲，五大臣中的載澤、紹英受輕傷。刺五大臣一案，震動全國。
暗殺活動是資產(chǎn)階級革命運動中并不罕見的現(xiàn)象。因對反動統(tǒng)治者極端仇恨而產(chǎn)生的這種暴烈行動，顯示了資產(chǎn)階級革命家無畏的犧牲精神，但也暴露了他們的根本弱點。由于中國歷史上把仗義的刺客看作英雄人物，因此把暗殺作為革命的一種輔助手段，用以懲兇除頑，滅敵人威風，長自己志氣，是可以起到與戰(zhàn)場殺傷不同的政治作用的。但是革命黨人夸大了它的作用，甚至認為暗殺可以阻止和改變敵人的政策。他們無法認識革命產(chǎn)生的根本原因在于階級的對立，而清朝統(tǒng)治者的政策是滿漢封建地主階級利益的體現(xiàn)，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政策，只有用革命消滅滿漢封建地主階級的統(tǒng)治。資產(chǎn)階級革命家不去組織群眾性的斗爭，過于相信個人英雄的作用。由于這種弱點，革命黨人的暗殺活動經(jīng)常不表現(xiàn)為革命進攻中的輔助手段，而是孤立的行動，甚至是絕望的拼命。有遠見的資產(chǎn)階級政治家也不贊成這種辦法，孫中山就認為暗殺手段“不免有缺光明，其結果定不良也”^[4]。不過，光復會始終堅持這一辦法。1905年春《警鐘日報》被封后，劉師培逃往蕪湖公學任教，化名金少甫，他組織了一個團體，叫黃氏學校，專門準備暗殺，吸引革命分子和青年學生參加。
蔡元培并沒有放棄舉行革命暴動的準備。要暴動就需要聯(lián)絡會黨，他找到三個人來從事這方面的活動，他們是陶成章、徐錫麟、敖嘉熊。
陶成章(1878—1912)字煥卿，浙江會稽人。父親要他幫助經(jīng)營石灰店，他不愿意，說是要使天下窮人都有飯吃。1903年他留學日本，正逢拒俄運動高潮，他的密友龔寶銓加入了軍國民教育會，可是，陶并不關心龔的活動，龔也不告訴他。1904年初，他偕魏蘭返國運動會黨。他們在杭州探訪了關在獄中的白布會首領濮振聲，濮介紹他們去見各地會黨頭目。他們經(jīng)富陽、建德、龍游、建昌等地，到達魏蘭家鄉(xiāng)云和，了解了白布等會情況。隨后，魏蘭留在內地活動，陶成章由溫州返滬，再去嘉興聯(lián)絡敖嘉熊。蔡元培此時正在滬準備響應華興會的長沙起義，邀陶運動浙江會黨參加。魏蘭在處州、金華認識了龍華會首領沈英、張恭等人后，又赴滬找陶成章。10月，他們同去金華布置龍華會響應起義。由于長沙起義事泄，響應事只好作罷，但龍華會從此成了與陶成章關系最密的會黨組織。隨后，陶又入永康、天臺、黃巖等地，完成了對金、衢、嚴、處、溫、臺六府會黨的聯(lián)絡。
陶成章等調查了會黨、兵營、貧富戶、錢糧等情況，傳布革命書報進行宣傳，并組織會黨響應革命。但是，陶的浙江之行還與?；庶h有密切關系。當時，梁啟超也積極在國內從事軍事活動，通過蔣觀云派陶回浙。事后，陶通過蔣向梁作了匯報，并親自寫信給梁，梁夸他“堅固刻厲，今之墨子也”,邀他到日詳談。1904年冬，陶成章在上海應蔡元培之請加入了光復會，次年初，赴日。
徐錫麟(1873—1907)字伯蓀，浙江山陰人，也是商人的兒子。1901年，他在紹興府學堂任教。不久升為副監(jiān)督，掌握該校實權。當時，學堂初興，新舊斗爭激烈，他依靠官府辦學設施保守，受到進步人士的指責。1903年，他游歷日本，適逢拒俄運動高漲，與革命分子接觸后，深受感動，轉向革命，回鄉(xiāng)開設學堂、書局，宣傳新思潮。1904年冬，到上海，應蔡元培邀加入光復會。陶成章這時也在蔡處，便將自己聯(lián)絡會黨的情況告訴了徐。1905年春，徐率弟子數(shù)人，漫游諸暨、嵊縣、義烏、東陽、縉云等縣，結納當?shù)貢h。
敖嘉熊(1874—1908)字夢姜，浙江平湖人，出身地主家庭。戊戌變法后，關心時事，研究經(jīng)世致用之學。1903年入上海愛國學社，參加中國教育會，旋回嘉興倡設愛國女學社、演說會、教育會，被清吏解散。1904年7月，他倡議組織溫、處、臺會館，計劃倡辦團練以掌握地方兵權，又準備代當?shù)乜兔窭U納租稅，保護客民，以掌握財權。這時，龔寶銓介紹陶成章同他認識，三人一同商議了召集會黨在浙江起義的計劃。同年秋，會館成立，陶成章薦魏蘭為總理，派人至江浙一些地方調查。敖嘉熊還創(chuàng)立了一個“祖宗教”。蔡元培邀請敖嘉熊加入光復會，敖不愿，但答應有事相助；實則，敖以后的活動與光復會難于分割。
通過陶成章、徐錫麟、敖嘉熊的關系，光復會與浙江會黨建立了密切的聯(lián)系。1905年夏，溫處臺會館因敖嘉熊家庭變故，經(jīng)費不支而停辦。這時，徐錫麟又開始籌辦學校，陶成章、龔寶銓參與其事。9月23日，大通學校開學，校內設體操專修科，以訓練兵操、倡辦團練為名，訓練革命人材。他們招來金華、處州、紹興三府會黨入學。陶成章厘定規(guī)約數(shù)條，規(guī)定“凡本學堂卒業(yè)者，即受本學堂辦事人之節(jié)制，本學校學生，成為光復會會友”,他們想通過這種辦法，加強對會黨的教育和約束?？墒?，大通學校成立時，陶成章又倡議“捐官學習陸軍，謀握軍權，出清政府不意，行中央革命及襲取重鎮(zhèn)二法，以為搗穴覆巢之計”^[5]。徐錫麟贊成這個主意，于是徐、陶、龔等五人很快就離校捐官去了。陶成章、徐錫麟等雖然進行了許多聯(lián)絡會黨的活動，但是不耐煩做艱苦細致的工作，而急于尋找捷徑。體操班修業(yè)期滿時，陶成章主張停辦，但平陽黨首領竺紹康等將它繼續(xù)辦了下去，廣招會黨入校訓練。大通學校的活動為后日秋瑾在浙江密謀起義，準備了較好的條件。
光復會組織較為龐大，成員較多，活動區(qū)域較廣，規(guī)章嚴密，不過它也存在著很嚴重的缺點。光復會始終沒有形成強有力的領導中心，以統(tǒng)籌全局。它的領袖蔡元培是一位思想激進、品質優(yōu)秀的革命家，可是在政治斗爭方面缺乏魄力，而他所親近的骨干也多半是些文弱書生，都不足以彌補他的弱點。從事于實際行動的光復會領導人和社會下層有著廣泛的聯(lián)系，但是他們在社會上號召力不夠。由于個人經(jīng)歷和活動的地域、歷史不同，這些領導人之間的聯(lián)系和團結也不夠，有些人甚至表示出瞧不起蔡元培。這種情況，使得光復會的組織比較松散，行動不夠一致，它始終沒有能集中自己的力量，進行統(tǒng)一的重大行動。辛亥革命時期，光復會成員領導的起義和斗爭，幾乎都是區(qū)域性的。
光復會獨立的活動，一直延續(xù)到中國同盟會成立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