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中華革命先”①的保路運動又稱鐵路風潮，是辛亥革命前夕爆發(fā)的中國人民反抗清政府向帝國主義出賣鐵路主權的愛國運動。
19世紀末葉，世界資本主義已經(jīng)發(fā)展到帝國主義階段，資本輸出成為其對外侵略的主要特征。而伴隨著與清政府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和勢力范圍的劃分，列強在中國爭奪投資的焦點日益集中于鐵路和礦山。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1906至1908年三年間，先后完工的有京漢鐵路、道清鐵路、正太鐵路、滬寧鐵路、潮汕鐵路；繼續(xù)興筑的有京奉鐵路、粵漢鐵路、滇越鐵路、京綏鐵路、隴海鐵路；開始興筑的有漳廈鐵路、新寧鐵路、廣九鐵路、滬杭甬鐵路、南潯鐵路、津浦鐵路等。其中，除京綏等少數(shù)幾條鐵路外，幾乎都是外國投資或控制的。路權喪失所造成的禍患，時人有過清醒的認識：“中國大陸鐵路之敷設，久為歐美人視線所交集。其擴張路權，為惟一之主義者，非僅望收鐵道上資本金所生之利益而已，蓋瓜分切實之根據(jù)，不得不著手于鐵道線之延長，……夫外國人之恒言分割支那大陸而盤踞之，莫如奪其重要之鐵路，則不必顯居分割之名，而陰享分割之實。比年以來，各國勢力范圍之劃定，實借攘奪鐵路礦產(chǎn)為張本?！雹谟终f：“鐵路為全國命脈，從經(jīng)濟上論，則關于財政；從調(diào)運上論，則關于兵政。若鐵路為外人所有，不啻舉財政、兵政之權，全授之外人也。兵權、財權全在外人之手，國尚能自立乎？”③可見，路權的喪失并非僅是經(jīng)濟利益問題，而是直接涉及到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性大問題。
正是在此危殆處境下，國人倡議自籌股份，修筑鐵路，以保主權而救危亡。迫于輿論，清政府商部于1903年9月奏準招商設立鐵路、礦務、工藝、農(nóng)務各項公司。11月，奏定《鐵路簡明章程》,允各省官商自集股本興修干路或支線，得商部批準后即可籌辦。當年，僑居印尼的華僑商人張煜南向清政府具呈，請求“招香港、南洋各華商及洋籍人等，集股一百萬兩”④,承建潮州至汕頭全長90華里的鐵路，得到商部批準。隨后，各省商辦鐵路公司接踵而生。到1910年，共約有16家⑤。這些組織成立后，即著手進行集股、勘路、興修等事項，并逐漸成為一股抵制列強掠奪路權的力量。在此前后，湖南、湖北、廣東三省收回粵漢鐵路主權，江、浙兩省爭取商辦滬杭甬鐵路的斗爭，也都相繼取得一定程度上的勝利。
列強自然不能容忍中國人民的正義行動，千方百計地對清政府施加壓力，唆使它取締商辦鐵路。他們批評清政府“將建筑并設立鐵路之權歸于各省自辦，真政府之一大錯誤”⑥。 1909年10月，鑒于湖南、湖北兩省拒借外債，堅持自辦粵漢鐵路的運動日漸高漲，美國駐華代辦費萊齊在致國務卿的報告中指出：“這兩省對舉借外債正展開著強烈的反抗。……我想中央政府(指清政府——引者注)不應該向這種地方的反抗屈服?！@然，這條鐵路應該，也只能由中央政府修筑，如果中央政府向這種叫囂讓步，即將是一個莫大的政治錯誤。”⑦
清政府當年準許各省自辦鐵路本系不得已之策，隨著經(jīng)濟上的危機，日益依靠舉借外債維持。但所有能夠作為抵押債款的稅收業(yè)早已告罄，只好專以出賣路、礦主權乞貸。1910年，東三省總督錫良與湖廣總督瑞澂合詞上奏，提出“財政日窘，外禍日迫，惟有實行借債可為第一救亡政策”。而這個“第一救亡政策”的內(nèi)容就是“借債造路”,“凡百生利，莫如鐵路之速”⑧。一些督撫亦隨聲附和。在此情況下，清政府認為“欲救其弊，舍借債辦法， 目前實無良圖”⑨,遂決心將鐵路收歸國有。
1911年1月，清政府任命盛宣懷為郵傳部尚書，令其與英、美、法、德四國公使就借款事項加緊磋商。至4月底，借款合同細節(jié)“皆已妥協(xié)議定”。5月9日，清政府頒布鐵路國有的上諭：“以前規(guī)劃未善，并無一定辦法，以致全國路政，錯亂分歧。不分干支，不量民力，一紙呈請，輒行批準商辦。乃數(shù)年以來，粵則收股及半，造路無多；川則倒賬甚巨，參進無著；湘鄂則開局多年，徒資塵耗?！謺鐣r愈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貽誤何堪設想！用特明白曉諭，昭示天下，干路均歸國有，定為政策。所有宣統(tǒng)三年以前各省分設公司集股商辦之干路，延誤已久，應即由國家收回，趕緊興筑。除支路仍準商民量力酌行外，其從前批準干路各案，一律取消。……如有不顧大局，故意擾亂路政，煽惑抵抗，即照違制論?！雹怆S后便任命端方為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令他“迅速前往會同湖廣、兩廣、四川各總督，湖南巡撫恪遵前旨，妥籌辦理”(11)。 5月20日，清政府與英、美、法、德四國銀行團在北京簽訂了《湖北湖南兩省境內(nèi)粵漢鐵路、湖北省境內(nèi)川漢鐵路借款合同》。合同規(guī)定：借款總額600萬英鎊，年息五厘，以兩湖厘金鹽稅收入作擔保，四國銀行團享有兩湖境內(nèi)粵漢鐵路、湖北境內(nèi)川漢鐵路的修筑權，以及該路在延展時繼續(xù)投資的優(yōu)先權。
清政府悍然劫取已準備商辦的鐵路，“奪之所親而予其敵”,“務國有之虛名，生引狼入室之實禍”(12)的反動政策，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堅決反對?！爱敃r一般輿論，都認為外國人掌握著我們的鐵路礦山，就和掌握著我們的生命一樣”(13)。一些清廷官員也認為政府所為“乃舉吾國之國權、路權，一畀之四國，而內(nèi)亂外患不可思議之大禍，亦將緣此合同，循環(huán)發(fā)生”(14)。此外，清政府劫收商辦鐵路公司，也和各省人民及地方紳商、立憲派的經(jīng)濟利益發(fā)生了尖銳的沖突。路權的得失，直接關系到四省持有股票民眾和紳商的經(jīng)濟利益，故保路風潮瞬間就席卷了長江中游。
率先起來反抗的是湖南省。5月9日的上諭發(fā)布后，湖南“通省人士，奔走呼號，開會研究，……輿情激昂，萬眾一致”(15)。號召共同力爭取消“國有”政策。5月14日，長沙各界群眾萬余人集會，一致主張堅持“完全商辦”,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聲稱“如不得請，將來或外人或督辦到湘強事修筑，立即全力抵抗，無論釀成如何巨案，在所不顧”。長沙、株洲一帶的萬余名筑路工人進城示威，表示“如撫臺不允上奏挽回，商須罷市，學須罷課，一般人民須抗租稅”(16)。把持湘路公司的紳商也要求巡撫楊文鼎“請命朝廷，明降上諭，收回成命，仍遵歷次諭旨，準與商辦”(17)。湖北省諮議局也于5月9日召集數(shù)千人集會，反對鐵路國有政策，留日學生江元吉割肉血書：“流血爭路，路亡流血，路有國存，存路救國”(18),激勵愛國民眾奮起。漢口《大江報》主筆詹大悲，發(fā)表題為《大亂者，救中國之藥石也》的時評，指出“中國時勢，事事皆現(xiàn)死機”,和平改革“為理所必無”,號召人民拋棄一切幻想，準備與清政府決戰(zhàn)。何海鳴也撰寫了《亡中國者和平也》的文章，揭露清政府賣國媚外的罪行，號召人民采取革命行動。湖廣總督“瑞澂閱報大怒，即逮捕海鳴、大悲入獄，并封閉《大江報》。于是輿情更為憤激，革命空氣，異常濃厚，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19)。宜昌數(shù)千名筑路工人手持鐵錘、棍棒與彈壓的清軍搏斗，打死清兵二十余人。
廣東“自定歸國有后，輿論頗多反對”。6月6日，粵漢鐵路公司召開股東大會，一致要求維持原案，力爭商辦。會議還通過了“政府如有甘愿違背先朝諭旨，破壞商辦之局，派人來粵強占，我股東力籌對待”,設立機關部“辦理一切事務，以保全商辦目的”,“萬眾一心力爭商辦”等決議。同時致電湘、鄂、川三省，表示“唇齒相依，希予支持”(20)。時值廣州黃花崗起義后不久，總督張鳴岐非常緊張，派兵到場彈壓。民眾乃改變斗爭方式，拒用官發(fā)紙幣，持票擠兌白銀，一日達數(shù)十萬，以致市場危險，不可終日(21)。當清政府下令實行鎮(zhèn)壓時，公司股東及許多保路團體領導人被迫逃亡香港，并于9月3日成立了廣東保路會，規(guī)定“以破債約，保路權，維持完全商辦，聯(lián)合川、湘、鄂三省，一致進行為宗旨”(22)?；浡饭蓶|中以南洋、美洲華僑最多，他們反對清政府的鐵路國有政策非常堅決。海防華商會館致函粵路公司表示：“粵路國有，誓死不從?！甭暶鳌拌F路國有，必須政府自有筑路能力，今大借外債，絕非國有；藉曰國有，直為各國所有”, “路亡國亡，政府雖欲賣國，我粵人斷不能賣國”,并提出“有劫奪商路者，格殺勿論”(23)。
四川的保路斗爭尤為熾烈。粵漢、川漢路路股雖來自民間，但四省并不一致。其中粵省是以商款為主，而川、湘皆是以租股、捐股為主。特別是四川，“款靠租捐，專虐農(nóng)民，且小戶零畝，非數(shù)十年不能湊成一股”;“路款系由川民按畝加捐，敲筋擊髓而來，竭小民之脂膏汗血”(24),四川省地主階級中的絕大多數(shù)人也都是川漢鐵路公司的股東。郭沫若曾回憶說：“我記得好像是百元一大股，十元一小股，由各州縣的知事按照地租的多少攤派到各地方的鄉(xiāng)紳。在這可以說是地主階級的資本主義化，四川的大小地主都成了鐵路公司的股東了?！?25)據(jù)統(tǒng)計，在川路公司截止1911年所征集的1 645萬兩路股之中，“租股”計有950萬兩，占總額的57%以上。在這種情況下，川路路權的得失，同全川各個階級，包括很大數(shù)量的農(nóng)民在內(nèi)的經(jīng)濟利益有著密切的牽連。故此，清政府賣路借債的消息傳到四川后，立即“函電紛馳，爭議囂然”。但立憲派紳商的最初態(tài)度只是希望清廷“俯順民情”,“保存現(xiàn)有之款，求還已用之款”,幻想清政府收回鐵路國有之成命。而清政府對他們的請求置若罔聞，盛宣懷還威脅說：“欲舉現(xiàn)存，已用之款，一律填給股票”,如川省定要籌還路款，朝廷“必復借外債，必以川省財產(chǎn)作抵”(26)。立憲派和平保路的幻想遂成為泡影。
1911年6月17日，川漢鐵路股東代表集會成都，“到會者二千余人，演說合同對于國家與鐵路存亡之關系，哭聲動地，有伏案私泣”。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派兵彈壓，“巡兵聽者亦相顧揮淚”(27)。會議決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會，推選蒲殿俊、羅倫為正副會長。會議發(fā)表的宣言中稱：“我新內(nèi)閣(指皇族內(nèi)閣——引者注)之野蠻專橫，實貫古今中外而莫斯為甚。”“政府借款合同，實葬送人民死地之合同也。六百萬鎊湖廣鐵路借款合同，……實將三省三千六百里路政全權，完全授與外人。”會議還確立了“破約保路”的宗旨，并派員分路出動游說宣傳。
保路同志會成立后，四川的保路運動逐漸形成高潮。當時全川142個州縣的民眾紛紛投身于運動之中，僅成都一地，四天之內(nèi)入會者即已超過十萬人。半月之中，成都保路會開會十余次，到會群眾“激昂悲壯，熱血噴涌”。各地的分會也猶如雨后春筍般相繼建立，如女子保路同志會、學界保路同志會、商界保路同志會、小學生保路同志會等等。至“夏秋間，保路同志會遍布全川”(28)。川西北地區(qū)的少數(shù)民族也加入了保路風潮的洪流，他們的斗爭情緒激烈，“忠憤所播”,“則下等社會貧苦人，發(fā)言之精當，忠悃之純摯，有為士大夫所不到”(29)。
立憲派對于群眾運動的迅速發(fā)展感到不安，他們派出大批講演員分赴各地，宣傳“罪在盛宣懷一人，與我皇上無干，與四川及他省官吏無干，與洋人無干”(30)。并規(guī)定“不可以此罷市、罷課”,“不得以此牽涉外人”,“不要有野蠻抗官府、打教堂的無理的暴動”(31),仍試圖把斗爭局限于文明爭路的范圍內(nèi)，招致了愛國民眾的反感。“每當演說時，憤激不顧前后，則聽眾歡迎，若果瞻前顧后，研究辦法，則眾極不滿?！比藗冏R破了立憲派的嘴臉后，更加堅定了保路的信念。
為撲滅群眾的反抗運動，8月，清政府任命趙爾豐為四川總督，對保路運動“嚴行彈壓”。盛宣懷、端方等還收買川路公司宜昌分公司總經(jīng)理強行接收川漢路宜萬段，使川漢路權利喪失，路、款并送。消息傳來，民眾愈發(fā)怒不可遏。8月24日，保路同志會迫于民眾的強大壓力，決議罷市、罷課。成都大街小巷一律閉戶，百業(yè)停頓。各縣留省人員也都“雇快馬捷足走告本埠”,數(shù)日之內(nèi)，“南坫邛、雅，西迄綿州，北臨順慶，東抵榮隆，千里內(nèi)外，府縣鄉(xiāng)境，一律閉戶，風潮所及，勢及全川”(32)。與此同時，各地搗毀經(jīng)證局、自治局、巡警分署、外國教堂等事件也此伏彼起。川督趙爾豐雖以兇悍著稱，無奈省城兵力單薄，且顧忌新軍、警察多為本土之人，難免有“眷懷桑梓之念”,“欲其捍衛(wèi)盡力，實難憑信”,故此尚不敢輕舉妄動，只是向清廷求援。端方、盛宣懷等痛恨趙爾豐“庸懦無能”,不能“嚴行彈壓”,對其連續(xù)參劾。8月30日，趙爾豐受到“倘或辦理不善，以致別滋事端，定惟總督是問”(33)的申飭。同一天，他還收到內(nèi)閣來電，表示查款、收路的政策，決不改變，并決不交資政院與諮議局去討論。四川民眾得知這些消息后更為激憤，立憲派的態(tài)度也漸為強硬。9月1日，川路股東會議決不納正糧，不納捐輸，不買賣田房，不認外債分厘。以上決定除由諮議局呈資政院外，還通電全國。此舉使清政府“二千數(shù)百萬之歲入，頓歸無著。四川一切行政固惟束手，而京都洋償，解協(xié)籌款，全無所出，……湘、黔、新、甘、邊疆，向皆仰給于川者，亦皆坐困”(34)。清政府連續(xù)采用高壓政策，一面急命端方率鄂軍人川“認真查辦”;一面嚴令川督趙爾豐“切實鎮(zhèn)壓”,“迅速解散”。
9月6日，川路公司再次召開股東大會，商討應對辦法。有人在會場上散發(fā)了《川人自保商榷書》,提出要“竭盡赤誠，協(xié)助政府”,“共挽時局之危，厝皇基于萬世之安”。雖也有刺痛清政府的語言，但又帶有明顯的討好清政府的傾向。但趙爾豐卻藉此指斥《商榷書》“儼然共和政府之勢”、“隱含獨立”、“逆謀日熾”(35),決心實行鎮(zhèn)壓。9月7日，他以邀請議事為名，將保路同志會、諮議局和鐵路公司首領蒲殿俊、羅綸、顏楷、張瀾、鄧孝可等誘至督署逮捕，同時查封了保路同志會、鐵路公司和鐵道學堂。
消息傳出，全城震動，“人心大憤，鬼哭神號。各街坊傳告各鋪家坐戶，勿論老幼男女，各出一人”(36),前去請愿。為示和平請愿，成千上萬的人手舉香火，頭頂光緒牌位，擁向總督衙門，要求釋放蒲、羅等人。趙爾豐悍然下令開槍，頓時槍聲四起，“督署院壩，陳尸累累”。受傷者則匍匐載途，光緒牌位拉雜亂拋。趙爾豐又令馬隊出擊，橫沖直撞，往來踐踏，民眾死傷愈重。當場被打死者，經(jīng)查明登記的有32人，傷者不計其數(shù)。死難者中有機匠、刻字匠、裁縫、學徒、攤販、店員、手工業(yè)者，多系勞動群眾。據(jù)時人記載：“奔赴南院求情之街正、商民被槍擊斃者眾尸累累，橫臥地上，猶緊抱先皇牌位在手不放。趙帥下令三日內(nèi)不準收尸，眾尸被大雨沖后腹脹如鼓。先皇牌位本系紙寫，經(jīng)雨沖壞，各尸首內(nèi)猶執(zhí)神牌本座，其幼尸僅十三歲云?！?37)是為成都血案。
血案發(fā)生后，趙爾豐下令實行戒嚴，四門緊閉，封鎖消息，城內(nèi)各街加兵防守，一片恐怖。同盟會本已介入保路運動，并與在四川擁有較強勢力的哥老會聯(lián)系密切。尚在8月4日，同盟會員龍鳴劍即同黨人王天杰、陳孔白等，邀集哥老會首領秦載庚、羅子舟、胡重義、孫澤沛、張達三等人，在資州羅泉井秘密開會，研究敵情和起義方略。會議決定將同志會改稱同志軍，設總部于華洋和新津，推崇秦載庚、侯寶齋主持東路、南路，張達三、侯治國主持川西北的起義。羅泉井會議是同盟會把保路運動轉變?yōu)槲溲b推翻清朝統(tǒng)治的一個重要步驟，為遍及全川的同志軍起義作了重要的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趙爾豐的瘋狂鎮(zhèn)壓開始后，為了揭露清政府的暴行，號召人民起義，龍鳴劍縋城而出，在城南農(nóng)事試驗場與朱國琛、曹篤等裁木片數(shù)百，上書“趙爾豐先捕蒲、羅，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38)涂以桐油，制成“水電報”投入錦江。適值江水上漲，“水電報”順江而下，“不一日幾遍傳江南”,秦載庚、侯寶齋定時分別發(fā)檄起義，9月8日即率部進抵成都東門。10日，“四方應召者萬余人”,與清軍大戰(zhàn)于城郊琉璃廠一帶，各路義軍紛至沓來，“未幾眾逾二十余萬”。他們奮勇戰(zhàn)斗，屢挫清軍，同時截斷交通，設伏守險，扼守要道，陷趙爾豐“于坐困之地”,只得飛速向北京求援。清政府一面命端方率鄂軍火速入川，“一支直達嘉定以搗中間，一支迅赴成都以固根本?！?39)一面督派湘、滇、粵等六省援軍赴川，同時又起用開缺兩廣總督岑春煊前往會同辦理剿撫事宜。
端方入川，仿佛為清軍注射了強心劑，各地反動勢力卷土重來。秦載庚所部在城東激戰(zhàn)數(shù)日后退至簡陽。龍鳴劍、王天杰率部苦戰(zhàn)十余日，終于攻克仁壽縣城，旋即與秦載庚部會師，成立了東路民軍總部。公推秦載庚為東路軍統(tǒng)領，王天杰副之，龍鳴劍為參謀長，會合同盟會員陳孔白所率井研民軍、胡御階所率威遠民軍轉戰(zhàn)于中興場、中和場、煎茶溪一帶。稍后，王天杰、龍鳴劍率部進取嘉定，再攻敘府。龍鳴劍因積勞成疾，離隊休養(yǎng)，王天杰乃率部回師榮縣。此地早有同盟會員吳玉章主持大計，遂與王天杰商議，于9月25日宣布榮縣獨立，推舉同盟會員蒲洵主持縣政。榮縣獨立先于武昌起義半月，是辛亥革命時期由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建立的第一個縣政權，且成為全川獨立的先導，為東路民軍提供了可以依托的根據(jù)地，極大地鼓舞了各地人民。
進攻城南的侯寶齋部于9月16日撤離省垣，回師新津途中與清軍反正之周鴻勛部會合于雙流。9月下旬，合力攻克新津，南路民軍陸續(xù)匯集于此地，統(tǒng)稱南路軍，公推侯寶齋、周鴻勛為正副統(tǒng)領。10月1日，趙爾豐命陸軍統(tǒng)制官朱慶瀾和提督田振邦分左右兩路合擊新津。南路軍苦戰(zhàn)十余日后被迫放棄新津，分路向外州縣轉移。為期半月的新津保衛(wèi)戰(zhàn)有力地抗擊和牽制了四川清軍的主力，推動了全川革命形勢的發(fā)展。
除以上兩支同志軍主力外，成都平原各州縣“均各聚眾盈千累萬，號稱民團，大張旗幟”。清軍“東馳西擊，防內(nèi)攻外，刻無暇晷”,疲于奔命，到處挨打。川西邊地滎經(jīng)、天全、蘆山等地同志軍以雅州為中心活動，推羅十舟為統(tǒng)領。9月19日，羅十舟率部占領滎經(jīng)，士氣大振，來附者亦日眾，遂號稱川南同志會水陸全軍都督，并派兵扼住通往成都要道大湘嶺上的大關，清軍傅華封、葉荃部萬余人四十日內(nèi)“屢次沖突，均不得度大關一步”,使趙爾豐的精銳部隊無法抵達川西平原。是役至關重要，“趙督之所恃，在西建兩軍，同志軍之強，亦視大關之守為強弱?！?40)趙爾豐連連呼救：“由新津以西，直至清溪、滎經(jīng)，地為匪據(jù)，前調(diào)邊軍阻于雅州，關外文報，月余不通，聞土司地方，匪有連結之說?！?41)后傅華封部雖以大量傷亡進至雅安，但已不能挽救趙爾豐的滅亡，隨即被同志軍圍殲于雅安。
少數(shù)民族同胞也積極投身于保路運動。川西彝族人民以西昌為中心，馳騁于洪雅、夾江；川西北藏族同胞在汶川縣解除了清軍武裝，李維明還率漢藏民軍南下，與清軍交戰(zhàn)于灌縣、崇寧等地；會理彝、漢、西番族民眾也宣布起義，攻打會理城，擊斃法國天主教司鐸賈元貞，在反清的同時展開了“滅洋”的斗爭。是時，四川各路著名民軍已不下三四十路，散而復合，前去后來，竟成燎原之勢，猛烈地燒向清王朝的反動統(tǒng)治。它極大地鼓舞和增強了資產(chǎn)階級革命黨人進行武裝斗爭的信心，感到“近以蜀路風潮激烈，有人主張急進辦法，現(xiàn)殆有弦滿欲發(fā)之勢”(42)。湖北革命黨人“急謀起義”,派居正、楊玉如去上海中部同盟會“共商進行方法”,并請黃興“回鄂省主持軍務”。湖南焦達峰等亦約軍界人士，“計劃加緊發(fā)難方法”。而端方率鄂軍入川，造成武漢清軍兵力空虛，為武昌起義的勝利創(chuàng)造了條件。故孫中山曾說：“若沒有四川保路同志會的起義，武昌革命或者要遲一年半載的?！?43)親身參加過辛亥革命的董必武亦指出：“有廣大群眾參加的四川保路斗爭，對辛亥革命起了直接的推動作用。”(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