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芳同志逝世以后，我就不時渴想傾吐一下悼念之情。一些熟人，也認為我應該寫。他們知道我同其芳有相當久的關系，而且是非同尋常的關系：我們是30年代末一道去延安的，一道在“魯藝”教書，一道隨同賀龍同志去晉西北和硝煙彌漫的冀中平原，……

但是， 由于時間太久， 自己的記憶力又日益衰退，總擔心寫不準確， 寫不好。有時候， 一些回憶片段紛至沓來， 又不知從哪里寫起，因而老是動不了筆?，F(xiàn)在，其芳的選集要出版了， 出版單位希望我寫點題記之類的東西，我感到無可推諉，也不能拖延了，我得借此了卻一樁心事，減輕一點思想負擔。

其芳和我都是30年代初發(fā)表作品的。但是， 直到30年代后期，我們才得相識。抗戰(zhàn)開始后，我們于1937年分別由上海和華北回到四川，1938年同在成都作中學教員。由于組織上的安排，教課之余，我和其他同志在當地文藝界作些聯(lián)絡工作。就這樣，我和其芳也相識了。最初兩三次見面，他給我的印象比較一般：長袍、眼鏡、身材不高，油黑的臉顯得胖胖的，書生氣質相當重。

開始引起我注意的，是其芳在他和卞之琳等同志合編的那份小型刊物《工作》上連續(xù)發(fā)表的散文《論工作》和長詩《成都，讓我把你搖醒》。因為如果說他的《還鄉(xiāng)雜記》 已經表明他從“刻意” “畫夢”開始面向現(xiàn)實， 那么， 經過“一二·九”運動和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新的革命形勢的震撼，上述兩篇作品表明，他對黨所領導的民族解放戰(zhàn)爭是積極擁護的。因而這年將近暑假，他在聽到我將去延安的消息時跑來找我， 也就很自然了。

這是他第一次到我家里， 同他一道的還有卞之琳。其芳這次給我的印象跟以往不同，開展多了。爽直熱情，沒有絲毫客套、拘泥的痕跡。他們共同提出來的要求是，希望能同我一路到延安去， 到華北八路軍抗日根據地去！那時候， 到延安去是需要足夠的勇氣的， 因為到了廣元以后，沿途都會遭到盤查、留難，甚至有被抓、失蹤的危險。我答應立刻向組織反映， 而不久我們就一道出發(fā)了。

我們是憑著去二戰(zhàn)區(qū)川軍李家鈺部隊工作的一張護照，從成都動身的。可以說，這次旅行的開始，也是我進一步認識其芳的開始。到了梓潼，我才發(fā)覺他對舊社會了解得比較少，一些商人在棧房里玩弄女性的丑惡行為竟然使得他那樣大驚小怪；而在寧強遭到盤查的時候， 因為那些“丘八”懷疑我們是到延安住“抗大”的， 萬沒料到他會用一種玩世不恭的態(tài)度和語調，摸一摸下巴說： “都長胡子了還去讀書？!”幸而我們帶得有那張護照， 倒還沒有引起更多麻煩。

我們本來都想很快就到前線去的。到了延安不久， 由于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缺教員，學院負責同志邀我和其芳留下教書。我呢，推脫不得，想不到其芳也爽快地承允了。而他對人的誠懇、爽直， 對工作的認真負責，很快在“魯藝”贏得了同志們普遍的贊揚， 因而不久就由院部的黨組織接受他入了黨。大約就是這段時間，他寫了他到延安后的第一篇散文《我歌唱延安》。這篇文章曾經傳誦一時， 受到革命根據地、特別是國統(tǒng)區(qū)知識界的重視， 因為作者在當日的大是大非問題上旗幟鮮明， 響亮地喊出了一代進步青年的心聲。我們不妨說這是其芳政治思想上和創(chuàng)作道路上的一個飛躍。

毛主席曾經賞識過其芳同志的工作作風，說他做事認真。而據我所知，他那種事無巨細都不肯馬虎的精神，真也值得學習。比如說，文學系的同學要辦墻報，他就積極支持， 為他們看稿、改稿，設計版式。有時嫌他們抄寫得不像樣，他還親自動手幫他們抄寫！至于對他們的習作，哪怕一首十來行的小詩，他也會寫上幾百字、千把字的評語。有關其芳這一類事跡， 曾經在“魯藝”工作、學習過的同志一定比我知道得多。

我記起我們一道參加秋收的經過來了。組織上分配給我們勞動的地點是二十里鋪。下去之前，我們就動員準備隨同我們下去的同學，作為寫作實習，每個人這次勞動回來都得寫篇文章， 其內容則是描寫自己在勞動中熟識的革命根據地的新型農民。對于如何選擇、觀察自己的寫作對象，我們曾經作過多次討論， 而其芳更把它們逐條寫成文字，刻印出來發(fā)給大家。等到各自住定下來，我們每天晚飯后又分頭到他們所在的農民家里進行一次檢查，給以必要指導。

在這一段時間里， 其芳給我的印象，進一步改觀了。他已不復是一個文人學士， 而是一個精明能干的社會活動家。走起路來， 只見他足板翻！情緒非常愉快，盡管有時碰見麻煩事兒，他會一頭撞來，苦著臉呻喚道：“老楊呀，你看咋個做??！”但這仍然掩蓋不了他的愉快情緒。有時候， 就連較為合格的訴苦， 也會往往叫你感到， 他之訴苦， 只因為他太愉快了， 需要換換口味。而且， 并非偶然， 長時期來他仿佛都是這樣。

當然，這不是說他只有愉快， 沒有別種感情。他也有苦惱的。初到冀中那段時間， 由于不斷的戰(zhàn)斗和夜行軍， 又沒有固定工作， 我們就都感到過苦惱。而為了排遣，一有空他就埋頭抄寫他抗戰(zhàn)前所作詩歌。字跡又小又極工整。這個手抄本我曾經一一拜讀， 盡管它們的內容同當時的環(huán)境很不相稱，但我多么欣賞其中那篇《風沙日》??！ 當然，這種情緒很快也就被克服了， 因為當部隊結束了大曹莊的戰(zhàn)斗，轉移到留班寨的時候，他就主動去師政治部參加了編輯工作。

從無數事實看來， 其芳是從不輕易讓時間溜掉的， 總想有所作為。而直到病勢垂危他都念念不忘工作！ 1977年冬，我跟高纓同志去看其芳的家屬。這是我10年來第一次到北京， 沒料到決鳴同志去了南方，孩子們也不在家， 門鎖住了。我們在文學研究所一位同志家里待了下來， 等候他兒子辛卯。這位同志告訴我們，他在醫(yī)院看護過其芳，說是動了手術，清醒過來以后，其芳的第一句話是： “清樣送來沒有啊！ 我還要看……”

誠懇直率，平易近人，這是人們對其芳同志的共同看法。但是，只要同他相識較久， 在另外一點上看法卻也相當一致：在是非面前，或者聽到什么人胡說八道， 他會立刻激動起來， 直言無隱。有時還會弄得對方下不了臺。在“魯藝”一次紀念一位世界名人的座談會上，因為一位同志的發(fā)言不大像樣， 他惱怒了， 于是一條一款進行批評。而且， 照例用他那感情激動時迅猛、高昂的語言洪流淹沒了對方， 以致舉座為之失色。

事后， 有的同志專門找他談心，承認他的意見不錯，但卻對他的態(tài)度、措詞進行了批評，認為那樣對待一位長期僑居國外的同志，而且在大庭廣眾中， 就不大恰當了。對于其芳， 企圖一次談話就說服他，也不容易。但是， 自從那次談話以后，他的態(tài)度是逐漸改變了。當然，碰到意見分歧，卻也照舊敢于直言，把問題擺出來進行論爭。而這正是一個黨的干部應該具備的品質：光明磊落，從不唯唯諾諾，口是心非。

而且，其芳同志不僅敢于正確進行批評，并虛心接受同志式的批評， 同時也經受得住尖銳、乃至過火的批評，不會因為碰見這樣的批評就氣餒了， 背上思想包袱。1960年初， 他就遭受到過這樣的批評。當時我早回四川了， 不了解詳情， 只知道反應相當強烈。而在中宣部接著召開的座談會上， 他卻照舊侃侃而談， 無所顧忌。在舉行座談會期間， 周總理曾經接見過一批來自外地的同志，我把自己對其芳的觀感談了，周總理微笑道：“何其芳是一個好同志。”

一位具有這樣革命品質的同志， 能夠在原則問題上不會對任何以“權威”自命的角色讓步，更是非常自然。這里我想起了這樣一件事情：在文化大革命中， 當有人憑借“四人幫”的淫威， 采用遺尸詐害、要功諉過的惡劣作法，不止一次在《紅樓夢》問題上對其芳同志進行誣陷、打擊的時候， 即使早已被剝奪了發(fā)表文章的權利， 而且隨時都會遭到“揪斗”，他也從不屈服，每次對熟人談起， 總要義正詞嚴地駁斥一通！

1976年他到成都， 我們曾經見過兩次， 這中間他提到過這事沒有，我記不清楚了。但他曾經說過這樣的話： “身經百余斗，現(xiàn)在還有什么怕的！?”說時浮上一種頗為自豪的微笑。盡管我們將近10年不見面了，經常都想念他，但我沒有詢問過我們分手后他的遭遇，也沒有提出任何有關他的傳聞，這不是因為當時“四人幫”尚在繼續(xù)肆虐，我自己還不怎么自由， 他的健康情況叫人不能不回避開這些問題。

現(xiàn)在想來， 在兩次會見中， 盡管沒有發(fā)現(xiàn)過他意識中斷的病象，且還照舊有點口若懸河，但當第一眼瞧見他時，我可就忍不住在心里驚叫道：“怎么顯得這樣老啦！”他小我7歲??！ 因為他身肥體胖， 步態(tài)蹣跚，是由辛卯和他一個小外甥扶著他走進院子里來的。閑談中間，他曾雄心勃勃地大談他的長篇小說計劃。而他回四川的主要目的，正是為創(chuàng)作這個長篇增補資料。這不是他第一次向我談到他這個計劃。但我破例沒有向他說掃興話：“還是用其所長，寫成散文吧！……”

聽說， 大約是澳大利亞吧， 一位中國文學研究者正在對其芳的思想轉變問題進行探討。我以為這個選題不錯，一個因為對現(xiàn)實不滿而逃避現(xiàn)實的青年詩人，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會轉變成為無產階級革命戰(zhàn)士，而且一經入黨， 不管生活多么艱苦，斗爭多么尖銳復雜，也不管是戰(zhàn)爭年代抑或和平時期，一直積極工作，數十年如一日，這在中國知識界是有代表性的， 值得研究。

我這里只是零碎地寫了點其芳同志的為人和我個人對他的一些樸素的看法。至于他在詩歌、散文和理論批評方面的成就， 國內早就有人研究， 國際上也頗注意，還是讓專家們來進行合乎實際的科學評價吧！我只希望我這篇題記能對讀者多少有點幫助。

(《何其芳選集》第1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

賞析 本文側重在記事。沙汀和何其芳不僅是同鄉(xiāng)(原籍四川)、同行(一起從事文藝工作)和同事(曾在四川、延安等地共事)，而且還是志同道合的戰(zhàn)友。因此，在何其芳逝世后，出版社很自然地約請沙汀為他的選集寫題記。而沙汀為了“傾吐一下悼念之情”，也為了“能對讀者有點幫助”，便“無可推諉”地把它接受下來了。

這篇題記有兩點特別值得我們注意。

其一，文章雖然只有四五千字，但時間的跨度卻長達半個世紀：從30年代直到“文革”以后，從國統(tǒng)區(qū)寫到解放區(qū)直到新中國，從何其芳的青年、中年寫到他的晚年，可以說是對何其芳的生活道路和思想發(fā)展作了一個輪廓式的描繪。但文章的重點則是何其芳在延安時期的表現(xiàn)，因為這是他“政治思想上和創(chuàng)作道路上的一個飛躍”的時期。沙汀之所以這么寫，主要目的是從中國現(xiàn)代思想發(fā)展史的角度上，對何其芳進行一個科學定位：“一個因為對現(xiàn)實不滿而逃避現(xiàn)實的青年詩人，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會轉變成為無產階級革命戰(zhàn)士，而且一經入黨，不管生活多么艱苦，斗爭多么尖銳復雜，也不管是戰(zhàn)爭年代抑或和平時期，一直積極工作，數十年如一日，這在中國知識界是有代表性的?！边@個評價既是實事求是的，也為人們理解何其芳、研究何其芳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其二，這篇題記雖然“只是零碎地寫了點其芳同志的為人和我個人對他的一些樸素的看法”，但這些珍貴的材料對于全面地研究何其芳是極有價值的。文中寫到，在“一二九”運動和西安事變前，何其芳的“書生氣質相當重”;到了延安之后，“他對人的誠懇、爽直，對工作的認真負責，很快在‘魯藝’贏得了同志們普遍的贊揚”;經過下鄉(xiāng)鍛煉， “他已不復是一個文人學士，而是一個精明能干的社會活動家”。文中還特別指出，何其芳作為一個黨的干部，做事一貫光明磊落，從不唯唯諾諾， 口是心非，“不僅敢于正確進行批評、并虛心接受同志式的批評，同時也經受得住尖銳、乃至過火的批評”， “在原則問題上不會對任何以‘權威’自命的角色讓步”等等。這些地方，雖然主要是就“黨的干部”的“革命品質”而言，但對我們理解何其芳詩歌風格的變化、創(chuàng)作態(tài)度的嚴謹、理論批評中的堅持原則和富于個性，也是大有好處的。何其芳逝世之后，他的朋友、學生寫過不少文章，緬懷他的高尚人格和優(yōu)良的作風(其中也包括他的學風和文風)，這些文章和沙汀的題記互相印證，深刻地說明了人品與文品的關系。因此，這篇題記雖然沒有具體說明何其芳在創(chuàng)作和研究方面的成就，卻為我們提供了第一手的背景材料。作為一篇題記，它的內容已經是夠豐富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