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安石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背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計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qū)區(qū)，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于嚴仲子，荊軻豢于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污隱困約之時，不妄愿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臨川先生文集》

《史記》中有一篇《刺客列傳》，寫了一些地位較低乃至市井細民的忠肝義舉，他們的共同特點是為知己而不惜殞其身。司馬遷借他們的口曾三次宣言其行為準則，即“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悅)己者容”(豫讓語)，“政將為知己者用”(聶政語)，“士固為知己者死”(聶政姊聶榮語)。這些人把所認定的正義事業(yè)或知遇知音之托，看得比生命更重要，舍生以赴，萬難不辭，誠為慷慨悲壯之士，也曾贏得了千古不絕的贊譽。司馬遷不僅以其生花之妙筆酣暢淋漓地敘寫了感天動地震人肺腑的事跡，而且熱情洋溢地褒揚了他們的優(yōu)秀品質，其贊曰：“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豈妄也哉！”

好動腦筋的王安石，讀了《刺客列傳》之后，頗生感慨，除了贊嘆之外，又多了縷縷惋惜之情。他對刺客們的行動及其有關的事件，大膽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進行了中肯的分析，可謂好讀書而求甚解。

據(jù)《史記·刺客列傳》，魯人曹沫，“以勇力事莊公”，“為魯將”，在與齊國的交戰(zhàn)中，三戰(zhàn)“三敗北”，以割地亡城而告結束。后借魯、齊會盟之機，“執(zhí)匕首劫齊桓公”，迫使齊桓公答應“盡歸魯之侵地”，風波一過，齊桓公竟食言賴賬，這時齊相管仲曉大義于齊君，認為不能“貪小利以自快，棄信于諸侯，先天下之援”，終于使齊國將“曹沫三戰(zhàn)所亡地盡復予魯”。對此事件，王安石既贊揚了曹沫敢于“劫天下盟主”挾還失地的過人膽量，又肯定了管仲不背約失信的遠慮深謀，這樣的評論可謂會讀書之一例。

而對另一刺客豫讓的行動，作者則有所保留。晉人豫讓事晉卿智伯，“智伯甚寵之”。后智伯被殺，豫讓先是逃遁山林，后“變名姓為刑人”，唯思殺趙襄子而為智伯報仇。事敗幸被釋，又自殘其身，“行乞于市”，死抱不懷二心的信條，不聽友人勸告，在又一次行刺襄子中再次被捉，死前竟提出“請君(襄子)之衣而擊之”的可笑要求，在“拔劍三躍而擊之”之后，“遂伏劍自殺”，自認為已經遂了“國士報之”的心意。王安石對此頗不以為然，說“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為什么不像曹沫知用權變之策呢？而且于事無補的區(qū)區(qū)一死，實不足為訓，最大也不過是表明沒有違背自己的心愿而已。

至于委身嚴仲子的聶政，養(yǎng)于燕太子丹的荊軻，皆是以死報主人。雖曾“自貴其身，不妄愿知”以待有用之時，但到頭來也只是以死成就壯士的美名，同樣也是于事無補。

王安石以其對四刺客的對比評述，婉轉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可以以死圖大計，但只求一死，雖曰勇，未必曰智。作者主張的則是有勇有智，敢于獻身，又善權變，唯其如此，才算得上是死得其所，這一些，正反映了作為政治家的王安石其高人一籌的見解和謀略?！洞炭土袀鳌分羞€有一位專諸，他刺殺吳王僚而使吳公子光得立，自身死，其子得封為上卿。王安石對此人此事皆未提及，蓋非屬一時的疏忽，大概是對被人用作篡位工具的這位“壯士”的更大保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