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名《習(xí)學(xué)記言序目》。思想雜著。五十卷。南宋葉適撰。成書于宋嘉定十六年(1224年)。
葉適，字正則，自號水心居士。生于宋紹興二十年(1150年),卒于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溫州永嘉(今屬浙江)人。淳熙五年進士。歷官太學(xué)正、太常博士、尚書左選郎官、權(quán)兵部侍郎等。開禧二年，調(diào)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擊退來犯金兵，升寶文閣待制。開禧三年被因“附仛胄用兵”罪而奪職，后歸故里，從事講學(xué)、著述而終身?！读?xí)學(xué)記言》即為葉適被奪官免職后在故里水心村而作的讀書札記。最初只輯錄經(jīng)、史百家條目，后研讀群書十六年，在原有條目的基礎(chǔ)上抒以己見而成書。
《習(xí)學(xué)記言》先論經(jīng)書，二論諸子，三論歷史，四論文鑒。
關(guān)于經(jīng)書。前三卷之中論述《周易》,主要以解釋卦、象為主，對每一名詞都作了說明并闡述了自己的理解。如“坎”:“水必坎而后行，無適而非坎也。人之行于世亦然，然而四肢百骸，人不知其坎也，而況于身之外乎？是以動則必躓，行則必陷，而莫之救也。故坎之行也以水，而人之行也以心，心剛也，柔非心也；水剛也，坎非水也，故曰 ‘常德行，習(xí)教事’,所以行于世也”。第四卷為《系辭》,是對《易》的綜合考證和論術(shù)。第五卷論《尚書》,作者考《虞書》、《夏書》、《商書》、《周書》而論四人：堯、舜、禹、皋陶。又說：“故考德者必先四人?！钡诹碚摗睹姟?。對許多詩句都作了說明，如：“叔段二詩，美其于田于狩，勸其釋弸鬯弓，智者知其入于死亡之地矣，非為莊公憂也。”第七卷《周禮》論官職問題。其中主論“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最后論“禮儀”及“喪服子夏傳”。第八卷論《禮記》,其中包括曲禮、王制、月令、曾子問、禮運、樂記等十五段。所論述內(nèi)容包括作者對自然現(xiàn)象的認識和對政事之態(tài)度，比較能反映作者的世界觀問題。其中有“但不生耳，生即動，何有于靜？以性為靜，以物為欲，尊性而賤欲，相去幾何？”并認為性和欲處于同等地位。第九至十一卷論述《春秋》和《左傳》中的人物和歷史事件，又以尋求文字資料為主。第十二卷論《周語》先講：“《周語》所記雖皆古意，極有不通于世者?！边€說：“周人之論，尚德尊舊，薄功厚本，嚴(yán)報應(yīng)，崇鬼神，至東遷后風(fēng)流不改。然坐視俗壞道淪，亦不能反也?！薄遏斦Z》則莒仆事與左氏詳略大異。其論述多精辟之語，如《楚語》中評葉公“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以為“蓋在我者唯知有仁而已，人之好惡高下，于我無加損焉?！睂τ诳鬃印拔ㄈ收吣芎萌?，能惡人”之論，談到：“觀人之所以施好惡于我，而不足以動我之仁，觀我之所以施好惡以人，而足以得我之仁也，如是而已。”第十三卷評《論語》,第十四卷評《孟子》。
第十五卷至十七卷，第四十四至四十六卷均論諸子。如對《老子》的論述有：“蓋《老子》雖為虛無之宗，而皆有定理可驗，遠不過有無之變，近不過好惡之情，而其術(shù)備矣?！边@實際是對《老子》的概括總結(jié)。關(guān)于“道”的論述則：“道曰可道，則必有不可道者。名曰可名，則必有不可名者?？傻勒叻浅５溃瑒t不可道者常道也。可名者非常名，則不可名者常名也。有名，即天地之始也，無名，即萬物之母也?！薄俺o之，欲與觀其妙，妙不在于他，在于能無而已；常有之，欲以觀其微，天下之物雖日陳于吾前，皆其粗者也?！弊髡邠衾献鹨祝骸鞍垂湃搜?，天地之道莫詳于易，即其運行交接之著明者，自畫而推，逆順取之，其察至于能見天地之心，而其粗亦能通吉兇之變，后世共由，不可改也。今《老子》徒以孤意妄為窺測，而其說輒屢變不同?！钡谑呔碚摗犊鬃蛹艺Z》,作者講到：“《家語》四十四篇，雖孔安國撰次，實孔氏諸弟子舊所集錄，與《論語》、《孝經(jīng)》并時，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為《論語》,其余則都集錄，名曰《孔子家語》。”這就是《家語》一書與《論語》之區(qū)別。作者取其近二十篇加以考證。請見《五儀解》篇中關(guān)于庸人、士、君子、賢、圣人等五之考證：“按《論語》,孔子未嘗輕言圣，故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圣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子思、孟子始輕言圣，而荀卿為甚，此亦荀卿之傳也?！辈⒄f：“輕言圣而學(xué)者之患至于重言士，不可救也?！薄鞍Чc孔子問答甚多，而皆無救于弱、無損于昏、無益于明、無功于治?！边@又有所說明孔學(xué)與政無所為。從前、后文綜合來看，作者對孔學(xué)褒貶不一，有的認可，有的反對，完全根據(jù)自己的見解來決定取舍。除此之外，作者對《荀子》、《法言》、《管子》、《孫子》、《尉繚》等也多有論述。
關(guān)于歷史，作者由《戰(zhàn)國策》開始，論述了《史記》、《漢書》、《梁書》、《唐書》,直到《五代史》幾乎所有史書。主以考證史實，論述治國之道、總結(jié)歷史經(jīng)驗、人物功過得失，涉及領(lǐng)域相當(dāng)廣泛。關(guān)于“仁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作者認為：“此語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論，即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爾。然舉者不能勝，行者不能至，而反以為詬于天下矣?！边@表達了作者的功利觀。葉適反對董仲舒的功利觀，認為道德不能脫離功利，道德原則、政治思想與物質(zhì)利益并不是對立的?！笆ト司刺於回?zé)，畏天而不求。天自有天道，人自有人道，歷象璇璣，順天行以授人，使不異而已”。又說：“若不盡人道而求于天以齊之，必如‘景之象形，響之應(yīng)聲’,求天甚詳，責(zé)天愈急，而人道盡廢矣?！边@反應(yīng)了葉適的人生觀。他認為，天有天的自然變化規(guī)律，人類有自己的發(fā)展規(guī)律和生活規(guī)律。人應(yīng)該由己出發(fā)去發(fā)展和改造自然，不能完全，也不能違背自然?！叭鐫h高祖、唐太宗，與群盜爭攘相殺，勝者得之，皆為己富貴，何嘗有志于民，以人之命相乘除而我收其利，若此者猶可以為功乎？”他認為，國事盛不一定就是大治的象征，盛世當(dāng)中有可能孕育著亂。“夫方鎮(zhèn)、宦官，為唐必壞之疾，至是即不可為。則為人主者，能斂衽恭己，精于聽察，使小權(quán)、小政不至甚撓，不貽民害以了目前，若是而已”。這只是對皇帝的一點希望而已。
《序目》最后論文鑒有四卷。其中包括詩、賦、冊、奏疏、箴、銘等。作者在《四言詩》一段中論到：“按古詩作者，無一不以一物立義，物之所在，道則在焉，物有止，道無止也，非知道者不能該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雖廣大，理備事足，而終歸之于物，不使散流，此圣賢經(jīng)世之業(yè)，非習(xí)為文詞者所能知也。”這其中有兩層內(nèi)容：一是說文學(xué)作品不是人憑空想象而得到的，它來源于社會和自然界。二是說道來源于物，道與物不可分割。
《習(xí)學(xué)記言序目》對各家都有評論。對佛、道、及周(敦頤)、邵(雍)、二程(程顥、程頤)等理學(xué)家的學(xué)說都進行了批判。反映了功利學(xué)派的觀點。他主張治國之道應(yīng)以農(nóng)為本，把“知稼穡之艱難”視為“王業(yè)”的基礎(chǔ)。反對抑商，主張運用國家政權(quán)的力量保護和扶持商賈，流通貨幣，促進商業(yè)之發(fā)展。
《習(xí)學(xué)記言序目》之版本，除清光緒十一年(1885年)黃體芳刻本外，還有民國十七年(1928年)永嘉黃群校本，瞿氏明抄本，葉氏清抄本等，一九七六年，中華書局根據(jù)以上各本重新修訂出版了新本，分上、下兩冊，豎排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