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關系在民國時期的對外關系中本不是重點，因為同盟國將北緯16度線以北的越南北部劃入中國戰(zhàn)區(qū)受降范圍，而越南在戰(zhàn)前是法國殖民地，才使中法關系一度成為戰(zhàn)后中國對外關系的重點之一。
中國赴越受降之時，由胡志明領導的越南獨立同盟已經宣布越南獨立，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反對法國殖民者重回越南。越南本與中國有長期往來關系，越南獨立運動領導人抗戰(zhàn)時多在中國活動，而法國駐越當局和軍隊在中國抗戰(zhàn)期間長期與日本合作，站在中國的對立面，因此中國當政者中有人對越南獨立呼聲頗表同情^[1]。但是這與國民黨最高當局當時的全盤方針不符。支持越南獨立，勢必與法國對立，可能還會與其他大國發(fā)生矛盾，對于急需在戰(zhàn)后國內政爭中得到大國支持的國民黨自然是得不償失^[2],何況蔣介石正設計將龍云趕下臺，不會聽任云南軍隊因待在越南而坐大或出現(xiàn)什么難以預料的情況，因此，國民黨對赴越受降較為謹慎。行政院組織了越南顧問團，由外交部代表凌其翰，軍政部代表邵百昌，財政部代表朱偰，以及經濟、交通、糧食等部的代表組成，任務為擬定受降期間的行政命令，并與法方協(xié)調接收問題。根據(jù)行政院在顧問團出發(fā)前的十四條指示，受降時將邀請法國派員參加，并由法國組織代表團協(xié)助接收，顧問團應與法國代表團密切聯(lián)系；對越境內一切交通工礦事業(yè)繼續(xù)維持，聽候商洽法方派人接收；對法越間一切關系嚴守中立態(tài)度，不加干預。顯示中國無意長期待在越南，介入越法之爭。這些規(guī)定在顧問團內被人認為是“過于消極，一切出發(fā)點，皆以將越南交還法國為前提”,也被盧漢認為“不合實際情形”。但是他們無力改變國民黨中央的受降方針^[3]。然而即便如此，法國從越南原宗主國的立場出發(fā)，對于中國赴越接收充滿了疑慮和敵意，中法之間便難免在越南問題上的矛盾。
9月28日，駐越南北部日軍投降典禮在河內舉行，中國第一方面軍司令長官盧漢接受了日軍司令土橋勇逸的投降，法國代表亞歷山大因以官方身份出席的要求遭到拒絕而未出席典禮，受降儀式也未懸掛法國國旗^[4]。盧漢發(fā)布的受降布告中稱，“中國軍隊非為越南之征服者或壓迫者，而為越南人民之友人及解放者”,未提越南以后的地位問題，只要求“各級行政機構，均一仍舊貫”,“現(xiàn)有行政人員，亦應各就崗位”,并強調了中國軍隊指揮官在接收期間的最高權力^[5]。10月1日，陸軍總司令何應欽赴越視察，除了對受降具體事項有所規(guī)定外，決定“對于越南現(xiàn)有臨時政府之態(tài)度，必須審慎，但宜保持友好立場，不可有正式公文來往，交涉最好以備忘錄(無頭無尾)出之”^[6]。先期回重慶請示的外交部代表凌其翰也于10月上旬攜回重慶的指示為：對于越盟黨政權，采取不管立場，惟我國駐軍必須切實掌握鐵路與港口；我軍受降繳械遣回日軍工作完畢，即行撤回；對于越南民政機構，不必接管；對于東方匯理銀行，不必接收。盧漢在得到這個指示后，進一步指示下屬，對法越糾紛嚴守中立，越軍進入我防區(qū)即須解除武裝，對越黨不干涉亦不警戒，對法人生命財產盡力保護^[7]。
由于國民黨的謹慎政策，中法雙方在越南尚能做到相安無事，只在中國軍隊用費問題上發(fā)生了矛盾。入越受降部隊15萬人，其初期費用為國內攜去之法幣與關金券，折合越幣大約在每月近億元，入越時間既長，繼續(xù)使用多有不便。10月間財政部代表朱偰回重慶請示，建議先由法國供應越幣，以后再由兩國政府結算，同時在當?shù)赜摄y行開辦法幣、關金與越幣的兌換業(yè)務，但法方在談判中拖延不予答復，最后行政院徑行指示盧漢，請其與東方匯理銀行交涉，暫行開辦法幣、關金與越幣兌換業(yè)務，每月暫借越幣4000萬元，以后統(tǒng)由中法兩國政府結算^[8]。法國駐越代表對此仍極力拖延，經中國駐越軍政當局以強力要求，方才應允。但11月20日兌換剛剛開始，法方突然宣布停用500元越幣，導致市面緊張，金融混亂，關金價格下跌，越南人民也因此而不滿，26日群眾游行抗議，與法方發(fā)生沖突，東方匯理銀行停業(yè)，此事只能暫停。中國駐越當局遂決定以強力手段解決，11月29日，財政部代表率員前往東方匯理銀行，逮捕其副經理和河內分行經理，強制執(zhí)行兌換，并加借軍費至其已允之每月5500萬元。12月4日，中法就此事達成協(xié)議，500元越幣照常使用，每月兌換額由華僑、法人和越人按一定比例兌換，中國部隊機關的兌換由第一方面軍司令部審核后，開據(jù)證明兌換^[9]。
法國對于戰(zhàn)后重新確立在越南的殖民統(tǒng)治地位是孜孜以求的。1945年9月，法國軍隊在英國支持下開入越南南部，而中國軍隊則成為他們開入越北的主要障礙。如同戴高樂所說：“中國軍隊占領著北部和中部以及老撾的一部分，卻是最令人討厭的事情。我們的政治和經濟活動將長期受到阻礙?！?sup>[10]為了盡快消除法國人眼中的這種障礙，法國在對華關系上作出了若干姿態(tài)。1945年8月18日，法國與中國簽訂了《交收廣州灣租借地專約》,同意將廣州灣租借地提前交還中國。在西方各大國中，法國因為戰(zhàn)爭緣故，是尚未與中國簽訂平等新約的國家。11月，中法兩國就此進行了初步談判，在其他問題上，因有中美、中英新約成例可循，故談判的重點集中在有關中國在越南的利益問題上。主要有：1.華僑問題。越南是中國大量僑民的聚居地，他們在法國殖民時期受到種種歧視性待遇，中方在談判中提出，在越華僑的歷史傳統(tǒng)和習慣性權利(如使用中文等)應予保持，在居住經營等方面應享受最惠國人民待遇，法方應取消向華僑收取的身份稅，華僑應享受與法籍居民相同的法律待遇；2.國際交通運輸問題。因中國滇、桂兩省對外聯(lián)系不便，長期依靠通過越南的海運，法方提出，將海防港劃出自由區(qū)，使中國過境物資運輸可不經檢查直接通過并免繳關稅和過境稅；3.滇越鐵路問題。中方提出，中國因日本侵略導致中越過境交通中斷而遭受重大物質損失，法方表示可由中國提前贖回法國投資的滇越鐵路云南段以為補償，贖款由清算日本財產中補償。對中方上述意見，法方并不反對，但其簽約的前提是中國盡早在越南撤軍交防，而中方表示撤軍原則自無問題，但時機尚不成熟，因此中法正式談判直到次年的2月才開始舉行。1946年2月28日，中法關于雙邊關系的談判在重慶結束并簽訂新約，法國同意交還上海、天津、漢口和廣州法租界，放棄在華治外法權以及其他特權，并確認了談判中達成的關于華僑、海防港和滇越路地位的各點意見^[11]。對法國而言，放棄特權是大勢所趨，“不因此而受損失”,而中國軍隊撤出越南，對于法國重新確立其在越南的殖民地位卻有重要意義，“至可滿意”^[12]。
法國既已在有關中國利益的問題上作出了讓步，急于從越南脫身的國民黨便同意從越南撤軍。在中法新約簽訂的同時，雙方以換文方式同意中國軍隊于3月1日至15日期間開始撤退，月底撤完，而法國每月向中國軍隊墊付越幣6000萬元^[13]。3月4日，軍令部指示駐越軍司令部，法軍可自海防登陸開始接防，至月底完成。當晚第一方面軍與法方談判接防日期，法方要求允許法軍于6日在海防登陸。陸軍總部代表陳修和以未接到重慶命令和法越談判正在進行為由表示反對，而第一方面軍因盧漢不在河內，不敢作出決定，談判無結果。次日，顧問團得知后，認為法越談判正在進行，如允許法軍在海防登陸，越方必定抵抗，中國軍隊將處困難境地，反對法軍立即登陸，參加談判的第五十三軍(軍長周福成正在重慶)副軍長趙鎮(zhèn)藩也反對讓步，剛好駐海防的即五十三軍的第一三○師，因此海防駐軍決定在未接到正式命令前拒絕法軍登陸^[14]。
法國為了迅速恢復在越南的殖民統(tǒng)治，急于派遣軍隊入越，因此在中法雙方意見不一的情況下，法方代表于3月5日向海防中國駐軍提出，法軍在海防登陸事已得重慶和河內中國當局的許可(事后調查此事純屬法方的欺騙),但海防駐軍以未接到命令為由，拒絕法軍登陸。6日晨，法軍開炮轟擊碼頭，守軍還擊，雙方遂發(fā)生激烈戰(zhàn)斗。法艦被擊沉一艘，擊傷二艘^[15]。此事發(fā)生后，中法雙方都采取了低調處理態(tài)度。法方表示，“雙方利益在樹立以后友好關系，應避免事態(tài)擴大，以中法友誼為重，地方誤會宜解不宜結，不必過于追究”。中國外交部則電令盧漢，“海防事件移向外交途徑處理，交防任務仍不變更”。18日，法軍開入河內^[16]。顧問團遂于3月底結束工作，4月上旬陸續(xù)撤離河內。第一方面軍各部亦同時登輪徑赴東北，6月上旬全部撤離越南。中國對越受降工作由此結束，中法關系亦因新約的簽訂而完成了重新定位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