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5月在南京召開了第一屆民族音樂學學術研討會，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學者一百五十余人參加，提供學術論文一百四十余篇。這次學術會的歷史意義在于：一方面它是對八十年代前的研究成果的檢閱，另一方面又是一個新航程的起步。此次研討會孕育了中國傳統(tǒng)音樂學會與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學會兩個胎兒。會后十年來，中國民族音樂理論研究有了長足的進展?！吨袊褡逡魳芳伞放c《中國民族音樂大系》的陸續(xù)出版，正是這種進展的具體表現之一。當然，八十年代能在民族音樂理論研究方面取得豐碩的成果，這同新的歷史時期所賦予的諸多有利因素是分不開的。
八十年代民族音樂理論研究
第一，八十年代以來，國內外學術信息比較暢通，在研究上不斷開辟新思路，并吸取借鑒新的分析研究方法。在民俗音樂、宗教音樂、音樂美學等方面的研究，開始有了進展。在民歌、樂器分類方法上也有所突破。此外，不少人或打破行政區(qū)劃界限，按照民族音樂自身的流傳范圍和規(guī)律進行探討，或對不同地區(qū)的民歌進行比較研究。同時還不斷吸取許多國外學者的治學方法，其中對于理論研究影響較大的有布魯諾·內特爾(Netle)的民族音樂學的理論與方法，薩克斯(Curt Sachs)的樂器分類法，以及阿蘭·洛馬克斯(Alan Lomax)的歌唱測定體系等。內特爾把民歌置于整個人類文化之中，利用民俗學、語言學、地理學、民族學、考古學、社會學等邊緣學科的成果來探討民歌起源、演變、傳播、結構、功能、本質和特征等，這對于八十年代民歌色彩區(qū)劃的研究，起到了重要參考作用。薩克斯的樂器分類法，已為我國不少學者所接受。洛馬克斯運用世界歌曲對比的方法，將全世界的音樂分為六個大區(qū)，以系統(tǒng)的敘述和比較，使我們對于世界民歌有了一個廣闊的視野。
第二，民族音樂在列入國家重點科研項目《中國民族音樂集成》的推動下，開始了規(guī)模宏大的“采風”,在搜集民族音樂的浪潮中，各類民族音樂迎來了全面的、系統(tǒng)的分類、整理和編輯出版工作。各地學者紛紛撰寫各類民族音樂概述、分述等，進行了大量的案頭工作，為民族音樂研究工作提供了一個極其豐富的資料寶庫。
第三，八十年代中國傳統(tǒng)音樂學會，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學會，各省、區(qū)、市藝術研究所以及藝術大專院校研究所的建立，使研究工作在組織上有了依靠和保證，這些研究機構能夠比較有計劃地進行工作。以中國傳統(tǒng)音樂學會和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學會為例，兩會會員有五百余人，它們聯系了全國有一定成就的民族音樂理論研究人員，在八十年代共組織了九次以不同研究課題為中心的全國性學術年會，收到學術論文共一千余篇，大大推動了研究工作的深入開展。此外，許多省、區(qū)也都舉行過諸如戲曲音樂、說唱音樂、南音、西安古樂等各種專題研討會，提供學術論文四百余篇。據粗略統(tǒng)計，十年中各種較高層次的大型民族音樂理論研討會達三十余次。
第四，民族音樂研究本身也有著明顯的變化：
(1)從零星的微觀研究到整體研究，注重宏觀的探索。
(2)從本體研究到綜合性客體關系研究，把音樂置于更大的文化范疇，注意其各種背景的探討。
(3)從單題研究到系列研究。
(4)從自身分析到比較研究；從民族間、地域間音樂的比較研究到國際間音樂的比較研究。
(5)從靜態(tài)研究到動態(tài)研究；從橫向研究到縱向研究，同時加強了民族音樂的現狀調查。
(6)從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并采用運用科學測定手段，加強資料分析的科學性。
另一方面，民族音樂研究工作中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如許多民間著名的樂手、歌手相繼逝世，有的樂種、歌種日漸稀少，給研究工作帶來極大的困難。同時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再次面臨西方文化的巨大沖擊，其來勢之猛，影響范圍之大也是比較少見的。至于新的研究方法的運用，也還需要補充大量的必要知識，如計算機、測音技術的應用等等?？偲饋砜?，八十年代民族音樂幾個大類在理論研究上有不少重要的成果。
民歌與民間歌舞
八十年代的民歌研究可以說遍地開花，碩果累累。如西北地區(qū)對花兒的研究，陜西對信天游的研究，山西對晉中秧歌、晉北山曲的研究，內蒙對爬山調的研究，蒙漢族、東北以及華北沿海對小調、曲牌的研究，江、浙對吳歌的研究，湖南、湖北對楚歌的研究，江西對打鼓歌的研究，廣東對客家山歌的研究，福建對民歌區(qū)劃的研究，云、貴、川對山歌、花燈的研究，少數民族民歌中幾乎五十五個民族的民歌都有論述文章發(fā)表，此外，還有對多聲部的專題研究等等。所有省、區(qū)都有研究論文問世，比較起來專著出版不算太多。
取得突破性進展的幾個主要方面是概述性專著、楚歌研究、客家山歌、民歌色彩區(qū)劃分，以及少數民族多聲部研究等。
(1)概述著作使中國民歌全貌充分展示出來。江明惇著的《漢族民歌概論》全面、系統(tǒng)地論述了漢族民歌，為民歌教學提供了一個范本。另一本專著是杜亞雄編著的《中國少數民族音樂》(一)。該書以北方少數民族的四大語系為分類依據，以民歌為主，分別就音樂體裁、音樂特點兩個方面進行論述，內容豐富，同樣是一本好的教材。此外，地區(qū)性的民歌概論專著如劉春曙、王耀華編著的《福建民間音樂簡論》,烏蘭杰著的《蒙古族古代音樂舞蹈初探》,呂宏久著的《蒙古族民歌調式初探》,鄭寒風執(zhí)筆的《貴州侗族音樂》以及苗晶、金西等著的《山東民間歌曲論述》等，也都較詳細地論述了該地區(qū)的民歌概況，如果加上《中國民歌集成》或各省、區(qū)卷的概述，可以說中國民歌的概貌已清晰的展現在人們的面前。
(2)楚歌研究成績斐然。八十年代初期，楊匡民發(fā)表了《湖北民歌三聲腔及其組織結構》,方妙英發(fā)表了有關楚宮、楚微、楚羽體系民歌的音樂思維，之后，楚歌研究逐步深入，后來又有《湖北田歌套曲與古代大曲的曲體結構比較研究》(黃中俊)、《湖北興山特性三度體系民歌研究》與《荊楚古音考》(王慶沅)等一系列論文，它們不但對湖北楚歌的音階、調式、旋法、分布作了系統(tǒng)的分析研究，而且溯流探源，從歷史長河中進行逆向比較，把楚地民歌研究又向前推進了一步?，F在看來，研究的地域范圍還可再廣泛一些，秦嶺以南，南嶺以北的湖南、湖北、河南南部、陜南、川東都可涉及。此外，古代江漢文化以苗蠻為主，研究楚歌也須與楚地的土家族、苗族、瑤族民歌聯系起來，比較研究也是不可缺少的。
(3)有關客家民歌的研究，十年來發(fā)表文章不少，如《客家山歌概述》(溫萍)、《客家山歌及其變異》(莫日芬)、《論客家音樂與潮州音樂中的支架結構》(費師遜)、《梅縣地區(qū)宗教音樂與民歌關系》(謝高),以及臺灣楊布先的《客家民謠研究》等。顯然，從音樂形態(tài)學方面研究的多，從人文學角度研究的較少。它與北方民歌的諸多關系的歷史方面研究還有待于進一步深入。
(4)漢族民歌色彩區(qū)的研究是八十年代的新課題，也是研究成果比較有影響的一個門類。八十年代初，首先由楊匡民提出湖北民歌色彩的區(qū)劃研究，接著王耀華發(fā)表《福建民歌色彩區(qū)的劃分》,江明惇發(fā)表《試論江南民歌的地方色彩》,黃允箴發(fā)表《漢族人口的歷史遷徙與南方漢族民歌的色彩格局》等。八十年代中期出版了苗晶、喬建中的專著《論漢族民歌近似色彩區(qū)的劃分》,該書從宏觀角度利用比較的方法對漢族民歌色彩作了全面的區(qū)劃。以上這些研究成果不僅推動了音樂院校的民歌教學，而且為《中國民間歌曲集成》提出了新的分類方法，同時也填補了我國音樂地理學研究的空白。
(5)少數民族多聲部民歌研究是八十年代又一突出的成果。根據《中國民間歌曲集成》各地編輯人員的調查，中國的壯、侗、布依、高山、毛南、仫佬、土家、苗、瑤、畬、佤、彝、傈僳、納西、景頗等十幾個少數民族有多聲部的民歌，多數為二聲部，三聲、四聲部只占少數。在多聲部研究方面以貴州、云南、廣西成果最多，如《布依族民間復調歌曲初探》(李惟白、李繼昌)、《黔西北苗族多聲部民歌》(石應寬、胡宗勛)、《侗族民間合唱旋宮實踐的初步探討》(伍國棟)、《廣西民間合唱的多聲結構形態(tài)》與《云南多聲部民歌研究》(樊祖蔭)等。這類研究大多包括對多聲民歌形成的探源與歷史發(fā)展，多聲部民歌的類型，以及織體結構形態(tài)的研究幾個方面。樊祖蔭的《我國民間多聲與西方近現代音樂》有力地證明了古老的民族民間音樂至今仍然有著不可低估的強大生命力，其所蘊藏的“能量”是釋放不盡的。
此外，對于民歌特征的美學研究也有所起步，從美學角度研究民歌的特征，以往很少有人涉及，江明惇的《關于民歌特征的美學思考》開辟了這片處女地。
民族器樂
八十年代民族器樂理論的研究，同樣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如東北對于鼓吹樂與單鼓音樂的研究，山東對鼓吹樂的研究，江蘇對江南絲竹的研究，陜西對西安古樂的研究，廣東對潮樂的研究，新疆對木卡姆的研究，甘肅對敦煌曲子的研究，以及各個民族器樂方面的探討等都取得了新的進展。
(1)器樂方面的概論性專著有《民族器樂概論》(高厚永)、《民族器樂》(袁靜芳),以及《民族器樂的體裁與形式》(葉棟)等。這些著作都是作者在積累了多年教學經驗、總結前人成果的基礎上撰寫的力作，也是對于我國多年來傳統(tǒng)器樂研究，以及音樂的體裁、類型、流派、特點等方面的一次全面總結。
(2)另一個突出成果是對于各民族樂器的全面論述。這方面的專著有《中國少數民族樂器志》(袁炳昌、毛繼增主編)、《中國樂器圖鑒》(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編)、《維吾爾族樂器》(萬桐書)、《廣西少數民族樂器考》(楊秀昭、何洪等)等，這些成果大都根據民族音樂學的描述方法，參照薩克斯的樂器分類法，對于各民族的樂器進行了分類整理和全面描述。
(3)西安鼓樂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方面的成果有《西安鼓樂概述》(何均)、《西安鼓樂的宮調及音階》(馮亞蘭)、《唐代大曲與西安鼓樂的形式結構》(李石根)、《初探唐代“拍”的時值——西安鼓吹樂源流之一》以及《西安鼓吹樂“三匣”考源》(呂洪靜)、《西安“古樂”曲體考釋》(李健正)等。更可喜的是，利用比較的方法與有關鄰國音樂進行對比，進一步擴大了研究范圍，如《日本雅樂與西安鼓樂的比較研究》、《試論日本雅樂與西安鼓樂的血緣關系》(李石根)、《長安古樂與日本民歌調式的比較》(焦杰)等。西安古樂的學術價值已經越來越多地引起國內外學者們的重視。
(4)江南絲竹理論研究也比較活躍，涉及的范圍包括音樂形態(tài)、曲體、旋法、歷史文化背景四個方面?！督辖z竹音樂史》(甘濤)是一部器樂專史。屬于音樂形態(tài)研究的論文有《別具風格的江南絲竹》(高厚永)、《漫談江南絲竹》(周大風);有關曲體研究的有《論江南絲竹的發(fā)展手法和曲式結構》(姜元祿)、《江南絲竹的曲式概貌》(茅源)、《行街四合的形式與結構》(林石城);有關旋法研究的有《江南絲竹的旋法研究》(姜元祿);有關歷史與文化背景研究的有《上海民間絲竹音樂史》(金祖禮、徐子仁)、《從十番鑼鼓到江南絲竹——試論江南絲竹業(yè)余器樂創(chuàng)作的繼承性》(許青彥)。此外還有上海音樂學院外國留學生的論文，如《江南絲竹的旋律結構》(阿倫·史萊舍)和《上海絲竹樂社背景及觀念》(簡·威策爾奔)等。但是有關曲目、演奏技法以及不同樂種的比較研究仍然不多見。
(5)廣東潮州音樂研究同樣取得豐碩成果，包括樂學、律學、音樂史學等方面研究。樂學方面八十年代初期主要是從對二四譜的有關問題展開討論的。這一課題的突出論文有《潮州音樂調式初探》(鄭詩敏、蔡余文)、《潮州音樂的調式發(fā)展變化》(黎英海)、《潮州音樂調體說》(蘇巧箏、陳天國)以及《論潮州音樂的宮調學》(陳威)等。這一研究顯然已從孤立的角度逐漸向全方位的角度去探索。有關潮州音樂律學研究的重要論文有《潮州音律的特點與功能》(張伯杰)、《為何潮樂有“七平均律”之說》(余亦文)、《潮州樂律不是七平均律》(陳威、鄭詩敏)等。關于七平均律的問題一直爭論不休，看來爭論還在繼續(xù)。有關音樂史學研究的有《潮樂絕譜二四譜源流考》(陳蕾士)、《潮州音樂的歷史演革、演奏形式和藝術特點》(張伯杰)以及《潮州音樂的歷史淵源》(陳天國)等。除以上三方面外，對樂曲的研究、賞析，對記譜技術的創(chuàng)新，對潮州音樂和其他樂種的比較研究也都有所涉及。
(6)古琴研究方面有專著《琴史初稿》(許健)出版。此外，系列論文如《碣石調“幽蘭”卷子的抄寫年代》、《琴曲“止息”考證之一——之二》、《琴曲“廣陵散”考證之一——之六》(王德塤)等，對于碣石調《幽蘭》、《止息》、《廣陵散》提出新的看法。 此外，饒宗頤《說?兼論琴徽》與許健《西漢有琴徽嗎？》展開了對琴徽的爭論。
說唱音樂
說唱音樂的理論研究也呈現出空前的活躍，各種學術研討會年年舉行。說唱音樂研討涉及的范圍十分廣泛，包括說唱音樂的分類、本質特征、創(chuàng)腔規(guī)律、著名藝人說唱藝術研究、曲種探源以及曲藝美學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出現了綜合研究的趨向。比較突出的成果有以下三個方面：
(1)專著《說唱藝術簡史》的出版，為說唱藝術的歷史勾畫出基本的輪廓。
(2)對于少數民族說唱音樂的研究是一個新開創(chuàng)的研究領域。這里涉及的范圍包括少數民族說唱音樂的稱謂、界定、屬性、音樂特點等等。尤其是對于少數民族三大史詩中的《格薩爾王傳》和《江格爾》說唱音樂研究，都有專題論文發(fā)表，曾引起國內外學者們的關注。此外其他的論文有《苗族曲藝“嘎百?！钡恼f唱性》(劉振南)、《蒙古族英雄史詩與蒙古族古典音樂》(劉桂英)、《朝鮮族說唱藝術——盤索里》(李黃勛)、《達斡爾“烏欽”形式探析》(楊士清)等。
(3)研究著名曲藝藝人的說唱藝術的論文有《苦心不懈，天道酬勤——談鼓王劉寶全對京韻大鼓音樂的改革》(劉淑芳)、《論馬增芬創(chuàng)腔技術——兼論唱腔特色》(欒桂娟)以及《試論蔣(月泉)調的藝術特色》(辜彬彬、周震華)等。這些論文對這幾位曲種的代表性人物的藝術特征進行了細致、深入的研究，對于繼承與發(fā)展的關系各有論述。
此外還有從宏觀角度對說唱音樂進行分析歸納的論文，如《說書調與唱書調》(欒桂娟)和她的另一篇論文《關于曲藝音樂研究方法的思考》,對于開拓研究新思路的探考提出有益的思索。劉光明有關說唱音樂美學的論文，比較全面集中地從美學角度論述了說唱藝術。
戲曲音樂
八十年代戲曲音樂理論研究異?；钴S，各種專題研討會的召開多達二三十次，如陜西戲曲音樂學術研究會、高腔學術討論會、梆子聲腔劇種學術討論會、二人轉音樂專題討論會、川劇聲學學術研討會、浙江戲曲聲腔討論會、漫瀚劇學術討論會、全國戲曲聲腔學術討論會以及首屆中國戲曲藝術國際學術討論會等。
這個時期戲曲音樂專著出版較多，如已故馬可的《馬可戲曲音樂文集》、何為的《戲曲音樂論文集》,以及《豫劇音樂研究》(王基笑)、《湖南花鼓戲音樂研究》(賈古)、《湘劇高腔音樂研究》(張九、石生潮)、《京劇聲樂研究》(盧文勤)、《昆曲唱腔研究》(武俊達)、《漫談漢劇音樂》(李金釗)和《粵劇唱腔音樂概論》(廣東省戲劇研究室主編)等等。此外，還編寫了《戲曲志》一書。
總的來看，理論研究的隊伍較前擴大，研究的視野空前開闊，不少論文重視將戲曲置于整個文化環(huán)境中作動態(tài)性研究。下面介紹幾個主要的方面。
(1)聲腔淵源研究再也不僅僅局限于四大聲腔之內。如專著《戲曲新題——長江中上游小戲聲腔系統(tǒng)》(劉正維),提出梁山調系統(tǒng)，打鑼腔、調子腔等?！墩憬瓉y彈系統(tǒng)源流初探》(王錦琦、陸小秋)、《秦腔聲腔的淵源及板腔體音樂的形成》(王依群)對于秦腔的形成提出新的看法?！哆柷坏娜舾少|疑》(劉正維)以及專著《提琴戲音樂》(黃中駿)等等，在聲腔淵源研究中進入了更深的層次。
(2)少數民族戲曲音樂研究開辟了一個新的研究園地。這方面的論文有四十五篇。研究最多的有藏戲、侗戲、傣劇、白劇、仫老劇等，如《藏戲——東方戲劇的活化石》(姚寶瑄、謝真文、貢布)、《對西藏戲曲劇種音樂的探討》(邊多)、《藏戲“南木特”劇種淺論》(尕藏才旦)以及《關于當前藏戲研究》(贊丹卓尕)、《侗戲音樂形態(tài)研究》(王承祖)、《論傣劇唱腔的結構與詞曲互相制約的辯證關系》(劉瓊芳)、《傣劇喊朗(女腔)的源流及發(fā)展》(楊錦和)以及《略論白劇音樂的繼承和發(fā)展》(李晴海)。同時不難看出，許多少數民族戲曲音樂理論人才漸露鋒芒。
(3)各地對儺戲的研究打破了過去的禁區(qū)，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無疑對于戲曲史和戲曲藝術的形成、戲曲與巫的關系，以及民俗學、民族學等研究領域，將產生深遠的影響。除論文外，貴州出版了《儺戲論文選》專集。
(4)戲曲音樂形態(tài)學的研究論文仍占多數。這方面比較突出的有《論板腔體音樂》(劉國杰)、《越劇音樂研究》(連波)、《論曲牌聯套體——中國戲曲音樂構成形式之一》(武俊達)等。
除上述四個方面外，比較研究亦開始進入理論園地，如《中國戲曲與西方歌劇》、《梅蘭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萊希特戲劇觀比較》(武俊達)等。研究方法的探討也進入日程，如《改進、豐富戲曲的研究方法》(李春熹)引起人們的思考。
南音一向被稱為我國古代音樂的活化石，有著重要的研究價值。它的流傳范圍一直到東南亞，因此南音的理論研究早已引起國內外學者們的關注。八十年代研究的課題十分廣泛，主要包括樂學、宮調研究、旋法、譜式、結構、樂器、曲目考證、史學以及版本比較等等?！陡＝弦舫跆健?王耀華、劉春曙)是我國第一部南音系統(tǒng)理論專著，該書比較全面地論述了南音，分藝術論與考辨上下兩篇。
樂學方面突出的論文有《“弦管”題外談》(黃翔鵬),該文從更為廣闊的背景上來考察“弦管”?！赌弦羰念}》(何昌林)也從多方面對弦管進行了探索，曾引起過有益的爭鳴。
有關宮調研究的重要論文有《對南音“管門”與“移柱犯宮”的五度鏈分析》(趙宋光)、《南音音階、調式及移宮犯調》(王愛群、吳世忠)、《論福建南音音律——音列活動特點同“色彩”的關系》(吳世忠),這些論文在理論上有新創(chuàng)見。
此外，有關旋法研究的有《梨園唱腔的“基本腔”和“典型腔”》(李文章);有關譜式研究的有《南音工尺譜考釋》(王愛群)、《南管記譜法概論》(呂錘寬);有關結構研究的有《福建南曲和漢民族音樂結構層次》(王耀華);有關考證研究的有《福建南曲樂器考》與《福建南曲曲目本事初考》(劉春曙);有關史學研究的有《福建南曲中的“兜勒聲”》(王耀華)等等。
八十年代南音理論研究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果，已從初探向深層次邁進。有關形態(tài)學的研究占有多數，但有關考證與史學方面的研究比較薄弱，尤其是探源研究絕不能僅限福建范圍，需要更加宏觀地去探索南音與古代北方中原音樂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