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

愈曰： 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 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于亂國，是以見殺。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

《爭臣論》亦作《諍臣論》，是韓愈散文中一篇重要的論說文，它觀點鮮明、結構嚴謹，論說透辟有力，語言凝練，不愧是論說文中的佳作。

此文作于貞元八年。是年韓愈25歲，距“安史之亂”被平定近三十年。唐王朝經(jīng)過“安史之亂”，已從巔峰跌落下來，到韓愈生活的年代，藩鎮(zhèn)割據(jù)，擁兵自重，民生凋敝，社會混亂，為官或聚斂資財，或只知潔身自好，明哲保身，像文中提到的賢士陽城，被薦擔任諫議大夫，五年之中不問政治得失。身為諫官卻放棄職守。這年，韓愈進士及第，開始步入仕途，他懷著憂國憂民之心，以“匡正時弊”、“拯救黎元”為己任，企圖以儒家思想，挽救日益衰敗的社會局面，于是針對陽城是否為“有道之士”的問題，寫下了這篇《爭臣論》。爭臣，也叫諍臣，即“諫官”。文中，作者借對“爭臣”的評論和對陽城放棄職守，獨善其身的思想行為的批判，闡明了“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其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的觀點，表現(xiàn)了儒家積極入世的政治態(tài)度。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今河北定縣)人。自幼家貧，隱居中條山，博覽群書，后徙居夏縣(今山西運城東北)，為德宗時有名的賢士。曾應召為諫議大夫，后因觸犯權貴，改任國子司業(yè)，又改道州刺史。因任諫議大夫五年不進諫，韓愈作此文以諷之。陽城亦不以為意。后奸臣裴延齡誣逐陸贄，陽子挺身而出，憤然上疏，極論裴延齡罪狀，為陸贄辯護。當時德宗欲任裴延齡為宰相，陽城哭阻于廷，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于廷，”德宗只得作罷；揚言撕毀圣旨以阻撓皇帝任相，可謂至賢至勇、直言敢諫之士了，至于陽子是否如前人所言：“有待而然”，還是由于此文之激，則不得而知了。

文章圍繞著對諫議大夫陽城是否為“有道之士”展開論述，采用與虛擬人物對話的形式，一問一答，一辯一駁，八段四問，結構嚴整，觀點鮮明。

文章前兩段討論的是陽城是否為“有道之士”。作者以“有的人”求問的方式，提出陽城是“有道之士”的觀點，理由是陽城“學廣而聞多”，“不求聞于人也”，“行古人之道”。而作者對這種貌似高尚的人卻持否定態(tài)度，認為陽城算不上“有道之士”。其理由之一是，陽城未行“古人之道”，因為他不懂權變；沒做到“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不能靈活地按《易經(jīng)》去做；其二是在位不謀政。陽子“居于位五年”而“未嘗一言及于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這是瀆職的表現(xiàn)；其三，陽城“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即是說陽城從思想和行為上都不合“古人之道”，不恪盡職守已經(jīng)不對了，還不肯引咎辭職，這兩方面無一是處。這怎能是“有道之士”的做法呢？接著，作者以“圣人”孔子為例，對比說明“圣人”在“位卑”“居貧”之時尚且“不敢曠其職”，何況陽子“不為卑且貧”卻“曠其職”，來反襯出陽子根本夠不上“有道之士”的資格，從而以充足的理由，嚴密的邏輯推理，有理有據(jù)地否定了認為陽城是“有道之士”的說法。

陽子的做法既不合經(jīng)典，那些認為陽城為“有道之士”的人，便以攻為守，拿《尚書》上“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nèi)，爾乃順之于外”來為陽子辯解，意思是陽子在位謀了政，而“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的原因是“惡訕上者”，“惡為人臣而招其君過，而以為名者”，即不是為了沽名釣譽而“訕上”、“招其過”而“為名”，道德確是高尚的。作者對這種不堪一擊的辯解毫不遷就，在第四段中嚴厲批評陽子“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意思是陽子簡直是糊涂蟲了，這“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從哪個角度說都是不對的。并指明聰明人的做法，應該“擢在此位(指諍臣之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即要盡職盡責。這樣就“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還可以使“庶巖穴之士……致吾君于堯舜、熙鴻號于無窮也”。對于陽子“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的做法，作者嚴厲地指出其危害很大，是“啟之也”，即是引導君上往“惡聞其過”的錯誤道路上走。

對這種理正辭嚴的闡述，那些人以陽子“擢在此位”是“不得已而起”，本人并不想作官為其推卸責任，并指責作者“何子過之深也”，言外之意是強人所難，要求過高，對這種無力的呻吟，作者并不姑息，在第六段中明確指出“圣人之道”是“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義，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和陽子只知“獨善其身”，不管“兼濟天下”的行為是背道而馳的。并以“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為例，說明古代圣人和“有道之士”“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以天下為己任，“豈使自有余而已”，“惡得以自暇逸乎哉”。相形之下，陽子和這些圣人比就顯得太自私了。

作者的一席駁斥，使那些為陽城辯護的人理屈詞窮，無言以對。最后，只能用帶有人身攻擊的言辭，指責作者“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于辭乎”，意思是說作者耿直倒是耿直，只是有些妨害道德且多嘴多舌了，并警告作者：歷史上曾有好盡言以招人過的“國武子之所以見殺于齊”的教訓。這里隱含著那些“好盡言以招人過”的“爭臣”的危險處境和不幸結局，當然也包括作者在內(nèi)。對這種指責和威脅，作者大義凜然、義正辭嚴的闡明自己的觀點：“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也就是說，君子在其位就要謀其政，至死不渝；不在位，也要錘煉自己的文辭來闡明自己的主張，要以道為本，奉職盡責。作者的這一觀點，使“有道之士”的理論獲得了升華并有了明晰的標準，這也為作者在坎坷仕途中的遭遇奠定了思想基礎。

《爭臣論》是一篇頗有特色的論說文。理正辭嚴，一派正氣，言必頭頭是道，理必引經(jīng)據(jù)典，不卑不亢，既不危言聳聽，也不輕描淡寫，既不受恭維，也不怕威嚇，語言簡樸犀利，不容置辯，正所謂“辭盛言宜”。其次，說理透辟嚴密，條分縷析，有理有據(jù)，環(huán)環(huán)相扣，步步緊逼，使人欲辯無辭。如第二段，作者認為陽子不是“有道之士”理由有三，既引經(jīng)據(jù)典，又抓住事實，不容置疑。然后又以比較方法，反襯陽子，使“有道之士”之說不攻自破。再次，文章結構嚴整，不枝不蔓，首尾呼應。文章四問八段，段段相接，問問相關，都圍繞著“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修其辭以明其道”來論述，從內(nèi)容到形式合為一體，章法謹嚴。另外，語言凝練，比較、設問、比喻等多種修辭手法的運用，頗為精當?shù)皿w。

《爭臣論》是作者精心構思的一篇論文，其意旨在宣揚儒家思想，以“匡正時弊”。文中作者引經(jīng)據(jù)典，必以“六經(jīng)”為旨歸，言必堯舜、文武、周公、孔、孟，表現(xiàn)了剛剛步入仕途的韓愈積極人世的進取精神。尤其是首次提出“修其辭以明其道”的觀點，奠定了“文以明道”的理論基礎，并為以后轟轟烈烈的“古文運動”作了理論上的準備，其作用和意義是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