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心”)與音聲(“聲”“音”)的關系，是《樂記》音樂思想中發(fā)揮得較充分的一個方面。在此“心”“聲”關系中的“心”,不同于前面所述“心”“物”關系的“心”——與“性”的聯系更多些，具有“靜”、“德”、“血氣心智”的屬性，而是主要指人與外界事物接觸中產生的各種情感，如喜怒哀樂等情感，它是感性與理性的統(tǒng)一。音聲，則是指樂音形態(tài)的表現形式，其表現對象本質上是具一定情感性質的“心”。
《樂本篇》說：“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這段話不僅說明了情感產生于“心”對外物的接觸(“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并且通過樂音的相互應和及有組織的變化(“聲成文”)而表現為帶有一定情感特征的音樂。它還著重點出了樂與政通的重要思想。由于音聲通過表達人的內心情感而反映了人對社會治亂的情感態(tài)度，據此，《樂記》在音樂審美體驗中建立了這樣一種邏輯關系：音由人心所生，則由聲可以知情；情感于物而生，則由聲可以知政。這里實際建立的是音聲(“聲”)——情感(“心”)——政三者之間相對應的確定關系。而“心”“聲”關系則同“心”“物”關系一起構成這一聯系中不可缺少的一個環(huán)節(jié)。(當然，有關《樂記》的音樂審美思想，在音聲如何反映人的情感；音樂以何種方式反映現實生活等方面，它所依據的僅僅是一種直觀的態(tài)度，而缺乏對音樂藝術反映生活的特殊規(guī)律及其表現方式的深入一步的探討。)
《樂記》在談到“心”“聲”關系時，還指出了它們之間作用與反作用的辯證關系。就音聲的產生講，“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啤以緩……”(《樂本篇》)這是說明有什么樣的心情，就決定了其所發(fā)音聲具有什么樣的情感性質。它主要涉及音樂產生過程中“心”對于“聲”的作用。相反，就音聲對人心的影響來說，《樂言篇》提到“聲”對于“心”的反作用，“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啤諧慢易繁文簡節(jié)之音作，而民康樂……”它主要涉及音樂審美過程中音聲對人情感的感染和影響。另外，《樂象篇》也有相似的論述，“凡奸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边@其中包含著“心”“聲”之間的作用與反作用兩層意思，旨在著重說明音聲通過對人心起作用，從而又對社會音樂風氣產生影響。它同《樂記》關于音樂“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樂施篇》)的認識是相一致的?？傊稑酚洝吩凇靶摹薄奥暋标P系中，肯定了它們之間的作用與反作用，建立了音樂創(chuàng)作、欣賞審美過程中“心”“聲”之間的辯證聯系。
結合“心”“聲”關系，《樂記》還對音樂藝術的審美特性作了較深入的闡述。例如，“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這是強調了音樂所表現的是人的真情實感，而它對人心具有必不可免的感染力。當然，就像孟子所說“仁者不如仁聲之入人深”,是將“仁”的道德精神結合感性上的審美愉悅而對人心產生影響，《樂記》提倡用“樂”來調和、融洽人之間的感情，為“禮”的森嚴等級規(guī)范披上溫情脈脈的外衣，以達到制禮作樂的目的。這也就是《樂情篇》講的，“樂統(tǒng)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這也同樣是《樂記》肯定音樂“感人深”的現實出發(fā)點。
當然，在《樂記》就人心對音樂的審美來說，它既有使人獲得感性愉悅的一面(“樂者樂也”),又有使人從中領悟到某種理性內容的一面(“樂者，所以象德也”;“樂者，德之華也”)。而“樂”作為“德音”之樂，“心”對于“聲”的審美，是把音聲視為有意味的樂音形式。如“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魏文侯篇》)。這里有所“聽”而有所“思”,就是要求審美聽覺與審美意識活動的同時展開。所謂“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這里的“有所合”,正是要求在音樂審美的情感體驗中，除了獲得感性上快樂的愉悅之情，同時也從精神上得到某種社會性內容的啟迪。因此，《樂記》所說的音樂審美中的情感體驗，是感性與理性的統(tǒng)一，是感性的體驗中溶于理性的認識。這是對《樂記》“心”“聲”關系所反映的音樂審美思想深一層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