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燾，字泊琛，號筠仙，晚號玉池老人。湖南湘陰人。郭家在當?shù)匾越浬毯头刨J而成為湘陰巨富。從曾祖父一代就“善居積，富甲一邑”，祖父更是“然諾一語，千金不惜”，到了父親這一輩，其經營已是“日費數(shù)十萬錢”。出生在這樣的經商世家，使他從小就少有那種傳統(tǒng)士大夫的輕商思想。同時，郭家三代人都是讀書人，卻沒有走“學而優(yōu)則仕”的道路。他的父親、伯父“常和朋友以詩唱和，或一日數(shù)作，或竟日不一作，暇或出游，提詩以歸，已而盡屏去，不自收拾”。這與刻苦攻讀的所謂正統(tǒng)文人頗不協(xié)調。郭嵩燾繼承了乃父之風，少習辭章，“洎壯自經始，不能?！?。而且性格中有獨立的氣質，不肯附和世俗見解，執(zhí)著追求真知。郭嵩燾與前輩所不同的是，他于道光二十七年考上了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未散館，以協(xié)助曾國藩創(chuàng)建湘軍有功，特授編修。歷任廣東巡撫，1866年被他的兒女親家左宗棠糾參罷官回鄉(xiāng)，在家閑居了八年之久。郭嵩燾早年鉆研《周禮》，主張復三代圣王之法，平日推崇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講求經世致用之學。1875年重登仕途，署兵部侍郎。

郭嵩燾像

晚清時節(jié)，“千古變局”，泱泱中國氣象凋耗，處處受制于西方列強。他身歷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和光緒五朝，以士大夫之良知，蒿目時艱，挺身而出為時局奔走呼號，為救國家于危難處心積慮。他自稱年二十余便開始留心洋務，即其思想萌發(fā)于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從青年時代起，他既做清王朝之干城，又為同儕群倫之主腦。洋務運動風起，郭嵩燾躬身先行，廣泛收集有關書籍，冷靜思考，衷中參西，成為洋務運動的勇者與智者。后來譚嗣同評論說：“湖南獨以疾惡洋務名于地球”，“然聞世之稱精解洋務，又必曰湘陰郭筠仙侍郎”。因此，他既是清末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一員，又具有異端思想。
對于他的政治生涯最具意義的是在1876年。清政府正式委任他以二品頂戴，首任出使英國大臣。1878年兼使法國。這在士大夫中間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有人把他出使英國看成是士大夫的一種恥辱，更有很多好心人為他接受這項使命而感到惋惜，李慈銘在《越縵堂日記·桃花圣解庵日記》中就說：“郭侍郎文章學問，世之鳳麟，此次出山，真為可惜。行百里者半九十，不能不為之嘆息也?！彪m說距離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已有三十余年，其間東西交往已不少，但是在死守“內諸夏，外夷狄”的士大夫心目中，仍視出使為畏途，是“情類質子”，“形同寄生”，幾乎是與魔鬼禽獸打交道。在這樣的情況下，年近花甲的他忍辱負重，毅然受命。
1877年1月，他偕副使劉錫鴻、參贊黎庶昌、張德彝等一行三十余人到達英國。歐洲資本主義高度發(fā)達的物質文明一下子使郭嵩燾眼界大開，而且歐洲的議會政治給他留下深刻印象，“定法、執(zhí)法、審法，分而任之，不責于一身；權不相侵，故其政事綱舉目張，粲然可觀”。在他到英國不久，就將赴英途中的見聞，加入個人的感想，寫成了《使西紀程》一書，寄送總理衙門。書中斥責了中國士大夫的守舊固陋，盲目自大，字里行間不乏對西方文明的溢美，說：“彼土人才實勝中國，為能養(yǎng)之而使盡其學，用之而使盡其職?！痹诮o友人翁同龢的信件中寫道：“西洋立國，政教修明，自有本末，與歷史上的夷狄，情形絕異?！痹谒J為，首要的問題是學習西方的“本”，而不是洋務派強調的“末”。他說：“故夫政教之及人本也；防邊，末也。”“知其本而后可以論事之當否，知其末而后可以計利之盈絀。”^①他認為學習西方的“本”是中國立國之基，學習其“末”則是謀富強之術。這些言論深深刺痛了那班冬烘先生。同時，郭嵩燾對那些只知西洋“堅船利炮”的洋務派也不無譏諷地批評道：“知有兵事，然而不知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政，以為吾中國之政教風俗無一不優(yōu)于他國?！?sup>②由此他要求取法于西方之政教，終為保守勢力所不容，在李鴻藻等人的鼓動下，一道“有二心于英國，欲中國臣事之”的奏章參劾郭嵩燾，在一片討伐聲中，清政府下令銷毀《使西紀程》字板，禁止刊行。
此后不久，翰林院編修張佩綸上疏，要求將他撤職。這樣一來，郭嵩燾只好自行引退，奏請因病銷差。1879年，郭嵩燾懷著悲涼的心境，在出使期限尚未滿三年的情況下，黯然回國，“貿然不敢赴京”，稱病乞休，徑直返鄉(xiāng)，從此退出官場。即使回到湖南湘陰老家，家鄉(xiāng)士子也沒有讓他消停，他們集會聲討，還企圖搗毀他的住宅養(yǎng)知書屋。在逆境之中，他只好沉浮書海作為精神寄托。他撰題的養(yǎng)知書屋內聯(lián)“無補清時，終老書叢原宿志；偶談瀛海，重攤詩卷記前游”，流露出一些時值晚年，縱然有振衰起弊之策，也時日不多的無奈心緒。郭嵩燾死后，人們對他的誤解愈來愈深，甚至不準賜謚，不準國史館立傳，他長期被人誣為崇洋媚外的“賣國賊”。
郭嵩燾存世著作有：《禮記質疑》、《大學中庸質疑》、《周易釋例》、《養(yǎng)知書屋遺集》、《郭嵩燾日記》等。他在研治儒經時，能夠客觀、公正地對宋儒提出批評，敢于對最有權威性的朱熹《四書集注》提出質疑，著有《中庸章句質疑》、《大學章句質疑》。他認為“《章句》之書，求之過密，析之過紛”，同時指出其中一些解釋不符合經典原意。其次，從“道”的層面看，他對儒經的新的詮釋系統(tǒng)，引發(fā)變革的不僅是“學”，亦可能是“道”。

郭嵩燾英式版畫像

郭嵩燾歸國后，仍積極參與洋務運動，主張學習西方科技，興辦路礦，整頓內務，曾主講城南書院。近人李肖聃著《湘學略》，其第十七章即《玉池學略》，贊他“養(yǎng)知卓識，前無古人，遠持龍節(jié)，聲動西鄰”，“百世之師，文章滿家，鸞鳳其儀”，有“當時雛鳳嗟衰朽”之嘆?！断嫜呸龤垺氛f他“撫時感事，鑄史熔經，氣雄格老，在咸同諸老中別樹一幟”。
他的養(yǎng)知書屋的“養(yǎng)”字，可釋作陶冶、修養(yǎng)?！睹献印けM心》上篇曰：“存其心，養(yǎng)其性，所以事天也?！毕缕唬骸梆B(yǎng)心莫善于寡欲?！薄爸保谶@里指知性、知識?！梆B(yǎng)知”者，讀書修身也。在他看來：“今且問人心風俗所以日壞，其本源何在？在人心不肯向學而已?！币虼怂藗儭叭兆x經史”。“養(yǎng)知”，屬重要的傳統(tǒng)士大夫觀念，正統(tǒng)的儒家從來就認為“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一則誠也?！币虼?，“致知，但知止于至善?！?sup>①郭嵩燾對西學采取開放、兼容的方針，來源于“積誠”、“研幾”以掌握天下大勢的思想方法和“實事求是之效”的社會功利態(tài)度。譬如他說：“嘗論天下事只坐一‘幾’字。非徒大政之行、大變之生，知幾之君子所必爭也……周子屢言幾，誠哉其知天下之變而妙理勢之通者也?！闭捎谟^察到“天人之變”與“理勢之通”，故而他堅決主張從各個方面學習西學、西藝以至西政。盡管到了郭嵩燾的時代，“知”的內涵已有了不同，但宋二程所謂“致知在格物”與“學莫大于致知，養(yǎng)心莫大于禮義”^②的訓導仍然是養(yǎng)知書屋主人的座右銘。
郭嵩燾或多或少對西洋美術也有所偏愛，曾以西畫法作過畫像，這在當時的士大夫也是不多見的。王先謙就為此寫過《郭筠仙先生西法畫像序贊》，曰：“光緒元年乙亥，郭筠仙先生以兵部侍郎奉命為出使英法大臣，中朝使臣駐外國自此始。越四年己卯，先生還朝，以疾乞休。其明年，曾劼剛通侯自海外寄歸英人石印先生畫像。又九年，為光緒十五年己丑，先謙始拜觀于長沙?！?br>就這一話題，王文曰：“近世人言西學，務師外人所長為富強計。而拘墟之徒，以為當一掃刮絕。持論互為是非。先生于泰西利用之道，推究本末，其有利無弊者，必思仿而行之。至勢所難為，或時有未可，不肯徇眾志為茍同。如近與合肥相國書，力言鐵路不可行于中國是也。駐西二歲，費國帑不逾八萬金。在英時，遇各國公會，必身帥從官往，眾頗苦之，而先生以為邦交之義當然，且裨益中外機宜，卒事如一日。以此見先生謀國之忠，足以契帝心而孚公論者，非庸眾所庶幾。外人之敬慕，固不足為先生異也。系以贊曰：大西之通，粵自有明。圣皇布化，旁流八瀛。遂環(huán)地球，咸集戶庭。曷以妥之？柔遠有經。皇命重臣，往駐法英。邦則有交，夷亦有情。毋俾不通，以干皇靈。先生在西，察事知萌。挈其綱要，用贊機廷。凡百究圖，維勤維誠。西人大歡，傴僂將迎。公歸謳思，托于畫形。摶摶海天，岳岳榮名。紫光作繪，耀此先聲?！?br>綜觀養(yǎng)知書屋主人的言與行，王先謙的詩文，可謂是評價適當。
郭嵩燾另有齋號室名“梓木山莊”、“蘿華山館”、“微息齋”等。所作《跋亡兒遺稿后》，曰：“咸豐八年，余以翰林入直南齋，寓居海淀澄懷園直廬。故名食筍齋，祁文端師為署書。其后歸粵東，所居左偏有竹千竿。治隙地為齋，取文端師書揭之。亡兒讀書其中，意甚樂其清幽也，書畫小章，皆用食筍齋為名?！?sup>①這許多齋號室名都記錄他的人生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