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愛國學社開辦后，延至1903年春節(jié)后才正式上課。學社內(nèi)革命空氣彌漫。蔡元培在南洋公學任教時，就已經(jīng)在提倡民權(quán)、女權(quán)，這時更“公言革命無所忌”^[1]。他把從日本返鄉(xiāng)閉門著書的章炳麟請來教國文。章在作文課上命學生們各作本人的《本紀》一篇。“本紀”是中國古代正史中專門記載帝王生平和國家大事的一種體裁，章炳麟竟讓學生娃娃們自書《本紀》,分明是用玩世不恭的態(tài)度來表示對封建君主專制的蔑視和反抗。當他看到有學生述及由?；实礁锩乃枷朕D(zhuǎn)變過程時，便用自己擺脫“紀孔?；省笔`的體驗鼓勵他們繼續(xù)前進。吳稚暉在教國文時，則用嚴譯《天演論》作為課本。
愛國學社的師生還在社會上公開進行政治宣傳。經(jīng)學社職員徐敬吾聯(lián)系妥當，師生們自春節(jié)后每月到張園安塏第演說一次，與會演說者都是極力主張革命的人，其中以吳稚暉風頭最足。章炳麟有時并不演說，只是大叫：“革命，革命，只有革命！”更博得情緒激昂的聽眾們的歡迎。到拒法、拒俄運動開始，學社在張園共開了三期演說會。
這時，《蘇報》也和教育會、學社關(guān)系日益密切?！短K報》原是一家以日本政府為背景的日僑報紙，1896年發(fā)刊于上海，至1898年秋，轉(zhuǎn)售與中國人陳范。陳范(1860—1913)字叔柔，號夢坡，后易名蛻，號蛻盦，湖南衡山人，寄籍江蘇陽湖(今屬常州),清舉人，官江西鉛山知縣，因報效欠豐，被貪贓的市巡撫德馨劾罷。他憤于清朝政治腐敗，想主持清議以挽救時局，便買下了《蘇報》,鼓吹維新、保皇。1902年冬，《蘇報》首先報道了南洋公學退學風潮，隨后受新型知識階層政治情緒的影響，言論日趨激烈。1903年春節(jié)后，報館聘愛國學社師生蔡元培、吳稚暉等七人撰寫論說，并每月拿一百元補助學社經(jīng)費。2月，開辟《學界風潮》專欄，推動學堂師生反對封建專制的斗爭。很快，“革命排滿”的呼號也出現(xiàn)于報端。3月間發(fā)表的蔡元培所作《釋仇滿》一文，就旨在賦予“排滿”以正確的社會內(nèi)容。這樣，《蘇報》實際上成了教育會和學社的機關(guān)報。
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和《蘇報》,三位一體，與國內(nèi)，首先是東南地區(qū)的進步政治力量的聯(lián)系日加廣泛、緊密?！案魈幗逃龝案鲗W堂皆步塵而興，咸奉海上諸志士為全部之中心”^[2]。它們不僅是“學界風潮”的政治指導者，在拒法、拒俄開始后，又成為這場愛國運動的政治指導者，極力促使愛國的人們走向反清革命的道路。4月26日，中國教育會召開徐園大會，評議會提議修改章程。修改后的章程規(guī)定“本會以教育中國國民，高其人格，以為恢復(fù)國權(quán)之基礎(chǔ)為目的”,用“教育中國國民”代替了“教育中國男女青年”的規(guī)定。章程還規(guī)定設(shè)立“社會教育部”,其任務(wù)是“主提倡政論，改良風俗，凡書報，演說等事隸之”^[3]。章程的修改，表明中國教育會已經(jīng)拋棄了原先單純辦進步教育事業(yè)的想法，決心在社會上進行政治斗爭。
當時，上海地方的拒法、拒俄斗爭是改良派和革命派聯(lián)合發(fā)動的。歷次張園集會，演說自己的主張的有維新派、?；庶h的汪康年、龍澤厚、馮鏡如、易季服^[4],也有革命派的蔡元培、吳稚暉、馬君武、鄒容；參加會的群眾，有改良派辦的務(wù)本女學學生，也有革命派的愛國學社學生；支持會議的，有改良派的《中外日報》,也有革命派的《蘇報》。兩派旗鼓相當，某些場合，改良派還占著主要地位。但是，要說到對群眾的吸引力，當然以革命派為大；至于同東京留學生的聯(lián)系，改良派更完全無能為力。中國教育會一派人積極支持了改良派的愛國要求，但對改良派把這場愛國運動變?yōu)楦牧贾髁x的政治運動的企圖，保持著高度的警惕。4月25日的拒法會上，龍澤厚等提議向清政府發(fā)電阻止法人，教育會人士沒有反對，但他們不愿向自己的敵人請愿，拒絕擔負發(fā)電的任務(wù)。4月27日的拒俄會上，又發(fā)生了主張革命者與主張改良者“因宗旨不合，相對駁詰，哄然走散之事”^[5]。這樣，兩派的沖突就很難避免了。5月12日，《中外日報》首先公開了這一矛盾，它在論說《存誠篇》中，攻擊革命派“創(chuàng)非常之論，挾駭眾之言，遂欲首發(fā)大難，以號召徒眾，假義聲以風動天下”,實則“不足以要其成”,“不能實有所聯(lián)結(jié)”。5月13日，《蘇報》發(fā)表來稿《敬告守舊諸君子》,揭示革命救國的旗號，指出：“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無他術(shù)。非革命不足以破壞，非破壞不足以建設(shè)，故革命實救中國之不二法門也。”該文還指出，革命是要流血的，革命者寧愿流血，是為救四萬萬同胞。5月14日，《中外日報》又發(fā)表論說《乘時篇》,攻擊革命主張是“時之所必不能為”。為此，《蘇報》于5月18日發(fā)表論說《讀〈中外日報〉》,公開應(yīng)戰(zhàn)。這篇論說指出，群眾幼稚的改革要求，“要不可謂非國家思想之萌芽者也，吾固將引而進之，而不知彼主筆之一切用消極手段者何為也”。論說還指出，汪康年是聽到了清朝要鎮(zhèn)壓拒俄運動的風聲，“故亟為此論以自解于官場也”。?；庶h人龍澤厚、馮鏡如、易季服等比汪康年要倔強，不甘心退縮保守。與革命派共同發(fā)起的國民公會掌握在他們手中，馮等便動議將它改組為國民議政會，以“救亡”、“歸政”為目的，發(fā)起在7月間舉行“歸政”請愿。所謂“歸政”,就是要西太后將戊戌政變時奪去的權(quán)力還給光緒帝載湉。這一主張在當時同“革命排滿”一樣，雖然被當權(quán)者西太后一派視為大逆不道，但是對于革命來說，它卻在制造對清朝統(tǒng)治的幻想，阻止革命的發(fā)生。馮等在邀請人們參加國民議政會的成立時沒有預(yù)先說明其宗旨，革命派人士也應(yīng)約而來，等到馮鏡如登臺演說，才知道事情真相。鄒容憤怒地起來駁斥馮。因為馮入了英國籍，鄒巧妙地問他：“爾英人，今所設(shè)者，中國民議政會耶？英國民議政會耶？”^[6]吳稚暉等也予以反對，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一派的人士都沒有參加。至此，從戊戌以來逐漸匯聚在一起的上海新黨人士，終于因革命與改良如水火之不相容而最后結(jié)束了政治上相互攜手的局面。從此中國教育會一派的革命者更加放手地從事其革命活動。他們這時的革命活動，由于環(huán)境的限制，主要還是出版書報，發(fā)表政論，鼓動人們起來進行反清革命。在這方面的活動中，《蘇報》充當了先鋒。
6月1日，《蘇報》在陳范新聘的主筆章士釗主持下開始“大改良”。改革的主要內(nèi)容是在文章、消息重要之處夾印大號字，突出《學界風潮》欄，增設(shè)《輿論商榷》欄，減少一般新聞等等。而改革的中心則在于“以單純之議論，作時局之機關(guān)”^[7],也就是說，用革命的輿論來影響中國政局的變化?！短K報》宣言：“吾將大索天下之所謂健將者，相與鏖戰(zhàn)公敵，以放一線光明于昏天黑地之中?！?sup>[8]6月1日，它發(fā)表了論說《康有為》一文，借外報傳播清廷將召康有為返國消息事詳加發(fā)揮，指出“革命”已是人心所向，無法阻攔。該文說：“天下大勢之所趨，其必經(jīng)過一躺之革命，殆為中國前途萬無可逃之例”,“革命之宣告，殆已為全國之所公認，如鐵案之不可移?！痹撐倪€斷言，“新水非故水，前漚續(xù)后漚。戊戌之?；剩荒苄杏诟又谕?；庚子之勤王，不能行于今后之革命”,因此，即使清廷百般設(shè)法阻止，包括抬出康有為，也“于中國之前途絕無影響”。茲后，《蘇報》又刊出《哀哉無國之民》、《客民篇》、《論報界》、《祝山西崞陽學堂萬歲》、《論中國當?shù)勒呓愿锩h》、《駁〈革命駁議〉》等文，讜論源源而來。從6月1日開始改良，到7月7日報館被封，三十七天時間，《蘇報》共刊出論說、來稿四十篇(其中有五篇曾經(jīng)連載),幾乎沒有一篇不談革命。文中，對清朝反動統(tǒng)治及?；庶h人的激烈譴責，往往一轉(zhuǎn)而變成行動的號召?！皶r乎，時乎，機不再失！乘是而流一點萬世不磨之鮮血，造一個完全美備之政體，蕩清胡氛，強我種類。雖千萬圓顱亂擲于血雨肉泥中，而萬世欽仰此光明磊落之手段，豈不大快樂事”^[9]!“路易死，法乃強；英靰去，美乃昌。毋餒爾氣，毋韜爾芒；插義旗于大地，覆政府于中央。掃除妖孽，還我冠裳！時則獨立廳建，自由鐘撞，率我四百兆共和國民，開一殺人之大紀念會，以示來者于弗忘”^[10]。這完全是明朝即發(fā)的武裝起義的檄文！讀之令人心砰?！短K報》就是這樣地呼喚著革命的降臨。
在《蘇報》改革的前后，鄒容的名著《革命軍》和章炳麟的名著《駁康有為書》也先后問世。用《蘇報》的話來說，《革命軍》“以國民主義為干，以仇滿為用，挦撦往事，根極公理，驅(qū)以犀利之筆，達以淺直之詞”,“誠今日國民教育之第一教科書也”^[11]?！白x之當無不拔劍起舞，發(fā)沖肩豎。若能以此書普及四萬萬人之腦海，中國當興也勃焉”^[12]?！恶g康有為書》則“持矛刺盾，義正辭嚴，非特康氏無可置辯，亦足以破滿人之膽矣。凡我漢種，允宜家置一編，以作警鐘棒喝”^[13]。《蘇報》發(fā)表了章炳麟為《革命軍》寫的序文，并著文介紹二書。《革命軍》、《駁康有為書》與《蘇報》相互輝映，使革命鼓吹的聲調(diào)更加強烈。盡管它們所進行的“革命”還僅僅是口誅筆伐，但已經(jīng)給萬馬齊喑的社會帶來很大的震動，莘莘學子更是如醉如狂，成天侈談“革命排滿”。
清朝統(tǒng)治者當然不能容忍這種情況繼續(xù)發(fā)展下去。在4月底張園演說開始后不久，駐滬的清朝商約大臣呂海寰就要求上海道袁樹勛進行鎮(zhèn)壓。袁不敢輕舉妄動，呂又向江蘇巡撫恩壽報告，說是“上海租界有所謂熱心少年者，在張園聚眾議事，名為拒法拒俄，實則希圖作亂，請即將為首之人密拿嚴辦”^[14]。呂先后開了兩次捕人名單，第一次為蔡元培、吳稚暉、湯槱、鈕永建四人，第二次為蔡元培、陳范、馮鏡如、章炳麟、吳稚暉、黃宗仰等六人，要恩、袁按此捉拿。恩壽得悉，急命袁樹勛設(shè)法對付。他們鎮(zhèn)壓的主要目標是愛國學社，但學社和主要負責人住處都在租界里，清方不能直接捕人，袁不得不向各國領(lǐng)事交涉。5月8日，袁出告示懸賞捉人。13日，領(lǐng)袖領(lǐng)事、美國駐滬總領(lǐng)事古納簽字應(yīng)準，但租界工部局卻以不合租界章程為名，勒令收回。為此，工部局于5、6月間先后六次傳訊清方要捉拿的蔡元培、吳稚暉、黃宗仰、章炳麟等人。工部局方面表示，只要學社是在講學，不藏武器彈藥，如官廳來捕人，工部局將予保護。蔡等都留下了自己的住址，以示心地坦然。清朝統(tǒng)治者和帝國主義者之間的矛盾，使革命活動暫時沒有受到影響。
對于清朝統(tǒng)治者的鎮(zhèn)壓，中國教育會派的革命分子早已料其必然，他們只是將這種反動行徑用作教育人們起來反抗清朝統(tǒng)治的良好教材。但是，對于東京的愛國留學生來說，清政府的無理鎮(zhèn)壓，卻是促使他們決心革命的關(guān)鍵因素。
東京留學生的拒俄義勇隊是在革命派推動下組成的。鈕永建最初向留學生會館干事章宗祥、曹汝霖提出組織義勇隊的建議，章、曹二人都反對。但青年會領(lǐng)袖葉瀾卻支持此事，他對秦毓鎏等說：“青年會揭橥民族主義，留學界中贊成者極為少數(shù)，欲圖擴張，至為不易，我們何不贊成惕生(鈕永建號)主張，借此題目結(jié)一大團體，以灌輸民族主義？”^[15]于是，他們與鈕聯(lián)名為發(fā)起人，爭得了留學生的一致贊成。在成立義勇隊時，留學生中的革命情緒已經(jīng)有所顯示，葉瀾演說時問道：“吾軍此舉為國民乎？為滿洲乎？”鈕永建答道：“為國民！”大眾鼓掌表示贊同。但是，為愛國情緒所支配的留學生急于獻身沙場，幻想清朝政府和官吏同情他們的主張，派了湯槱、鈕永建為特派員歸國去說服袁世凱。這種請愿行動，當時被人們稱作“運動官場”,上海教育會一派人很不滿意留學生的這一舉動。湯、鈕二人到達上海后，去愛國學社演說拒俄的前途和方針，當即受到吳稚暉等的反對。《蘇報》也告誡他們：“‘不識人頭，吃煞苦頭?！T君其鑒諸！”^[16]果然不出所料，五六月間，社會上傳出了特派員在天津被殺害的消息，并流傳著一份嚴拿留學生的《密諭》,命令“地方督撫于各學生回國者，遇有行蹤詭秘，訪聞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隨時拿到，就地正法”^[17]。雖然，后來消息證明特派員被害是訛傳，清廷也否認有嚴拿留學生《密諭》,但清政府蓄意鎮(zhèn)壓拒俄運動卻是事實。在拒俄義勇隊成立后，清公使蔡鈞即密電北京外務(wù)部，說留學生們“以拒俄為名，實圖不軌，陰謀并密置黨羽于長江、北洋一帶之地，分派會黨煽惑，糾合同志，以便起事，請速電致湖北、直隸、兩江督撫，嚴密查辦”^[18]。5月27日，兼署湖廣總督端方也以留學生“欲入長江勾引票匪為亂”作理由，密電沿江海各省“嚴防密拿”^[19]。特派員到達天津后，袁世凱拒絕接見，他們能見到的，是捉拿留學生的密電，只好悻悻然而返。清廷對拒俄運動的鎮(zhèn)壓和特派員請愿的失敗，無異給被《蘇報》稱作頭腦“熱昏”的留學生們潑了一盆涼水，使他們清醒起來?！拔乙詿嵫耍淙缛死溆鑫液巍?sup>[20]!他們激怒起來了。
6月6日，葉瀾在寄往上海的信中就已表示“今日情形則又不同”,要改變方針。他說：“吳、蔡兩公既為政府所深忌，則本會諸人亦同一轍。若與彼昏辯論，不但無益，而反觸其忌，惟有堅忍不撓，始終與彼相持耳?！?sup>[21]等到清政府鎮(zhèn)壓拒俄的各種密電傳來，留學生們更加憤怒?！墩憬薄氛f：“鉤黨結(jié)獄，緹騎四出，若欲盡殺我中國國民而后止?！?sup>[22]《江蘇》說：“以求媚聯(lián)俄的異族政府之無術(shù)，乃不惜反唇肆其‘名為拒俄，實則革命’之狂噬，以自斫其對外之捍御，則異日雖百變其術(shù)，百變其言，茍有可以為取媚異族之具者，即概以‘名為如何，實則革命’一語冠之無不可也?！?sup>[23]《游學譯編》說：“滿政府禁制吾四萬萬之人與俄宣戰(zhàn)，吾國民當以四萬萬人之同意，與滿政府宣戰(zhàn)?！?sup>[24]最能代表此時留學生心情的是軍國民教育會會員陳去病的話。陳去病說：
嗚呼！茲馬八再之留學生，洵亦可謂伈伈伣伣，低首下心者矣。不意滿洲朝廷乃斥為黨徒，目為悖逆，指為不軌，怒為對敵，且又重誣之以為孫文之黨援，康、梁之臂助，移文州郡，傳電畿疆，羅織搜索，防若寇賊。觀其儆戒之情與張皇之態(tài)，蓋幾較俄事有過之無不及者。聞其密札有曰：“名為拒俄，其實革命?！狈蚋锩垢锩谓杈芏碇~為？今既拒俄，則非革命固無疑矣。而端方，而蔡鈞，必欲合并而混同之，務(wù)極傾陷以為快。嗚呼！我留學生何萬幸而遽邀革命之名乎？夫有拒俄之誠而即蒙革命之名，吾知自今以往，世人之欲效忠滿洲者懼矣。然使昌言革命而徐圖拒俄之計，吾轉(zhuǎn)不知彼滿洲者于我將奈之何？是故余乃憮然慨息，悄焉累欷，以敬告于我留學生，并以諗四萬萬黃帝之胤曰：嗚呼！革命其可免乎！^[25]
“革命其可免乎”,這就是結(jié)論。于是，軍國民教育會中的激進分子開始醞釀進行改組，青年會成員在各省同鄉(xiāng)會中極力宣傳“革命排滿”主張。
7月5日，軍國民教育會全體會員在東京錦輝館開會歡迎特派員湯槱、鈕永建歸來。會上，秦毓鎏、薩端、葉瀾、張肇桐、董鴻祎、翁浩、胡景伊、程家檉、王嘉榘、鄭憲成等十五人提出意見書，要求表明宗旨。意見書指出：“今吾會以宗旨不明之故，致貽人以口實，在清廷早洞見吾肺肝，于國民反助長其奴性，必至兩無所得，而本會之基礎(chǔ)，終無以自固，本會之發(fā)達，亦終無可望。借令發(fā)達矣，此會之于中國前途果有何影響也？”他們要求以“實行民族主義”的宗旨，代替原定的“實行愛國主義”。意見書指出：“宗旨既定之后，皆當堅守此旨，以維持本會于無窮，鼓吹此旨以喚醒國人之迷夢。祖父世仇則報復(fù)之，文明大敵則抗拒之，事成為獨立之國民，不成則為獨立之雄鬼?！?sup>[26]秦毓鎏等的意見得到過半數(shù)會員的贊成，從而通過。該會書記王璟芳反對意見書，起來大呼不可忘記大清恩澤，宣布要退會。王在義勇隊成立時表面很積極，暗地里卻向蔡鈞告密，說學生們是“名為拒俄，實則革命”,至此真面目完全暴露。事后，他得到清廷的嘉獎，恩賞舉人，但留學生卻視彼為無恥之尤。當時，因各種原因退會者，不過十余人。
軍國民教育會在由愛國團體改組為革命團體之后，活動逐漸轉(zhuǎn)向秘密。它決定通過鼓吹(宣傳)、暗殺、起義三種方法來實行革命排滿。其總部設(shè)于東京，在上海等地設(shè)有分部，開會無定期，會場無定所，吸收會員，概取嚴密。當年，會員葉瀾、張肇桐、秦毓鎏、黃鐸等在上海設(shè)立國學社，出版教科書和東西名籍，會員謝曉石、蘇子谷等也在上海創(chuàng)辦《國民日日報》。次年，會員秦毓鎏、劉三、費公直等在上海創(chuàng)辦了麗澤學院，秦毓鎏、翁鞏、葉瀾等還應(yīng)會員黃興等邀約，赴長沙任教，在那里參加了華興會的創(chuàng)立。會員楊篤生則在日本組成了極為秘密的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暗殺團后來在上海也設(shè)立了據(jù)點，它是光復(fù)會的前身。軍國民教育會會員的活動逐漸都轉(zhuǎn)到了國內(nèi)，但該會的組織一直保持到1905年中國同盟會成立。在此期間，它始終沒有用自己的名義進行重大的政治行動。
《蘇報》的改革和軍國民教育會的改組是新型知識階層革命化的重要標志，這個階層掀起的反對封建奴化教育的斗爭和愛國運動至此已經(jīng)發(fā)展為反清革命。由于新型知識階層的這種變化，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終于在先進的中國人中間取代了資產(chǎn)階級改良派的盟主地位，資產(chǎn)階級革命運動已經(jīng)是一股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