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稅”與“考課”的戲劇性描繪——說白居易《杜陵叟》

傷農(nóng)夫之困也

杜陵叟，杜陵居，歲種薄田一頃余。三月無雨旱風起，麥苗不秀多黃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征求考課。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惻隱知人弊；白麻紙上書德音，京畿盡放今年稅。昨日里胥方到門，手持敕牒牓鄉(xiāng)村。十家租稅九家畢，虛受吾君蠲免恩。

租稅，這是封建地主政權剝削人民的主要手段。白居易從“補察時政”、“救濟人病”的角度所寫的“諷諭詩”中，有好些篇涉及租稅問題?！独ッ鞔骸返慕Y尾說：“吳興山中罷榷茗，鄱陽坑里休稅銀，天涯地角無禁利，熙熙同似昆明春?！痹谝磺?shù)百年以前的封建社會里竟敢提出對全國人民免收租稅的主張，其進步性是不容低估的。然而實際上，統(tǒng)治者在農(nóng)民遭受嚴重天災的情況下仍要橫征暴斂，何況平時？唐德宗貞元十九年(803)春夏大旱，長安一帶發(fā)生饑荒。京兆尹李實不但不設法救濟，反而向皇帝報喜，說什么“今年雖旱，谷田甚好”;照樣勒索租稅，逼得人民賤賣田產(chǎn)。有個叫成輔端的藝人編唱民歌來反映人民的苦難，其中一首是：“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賤田園？一頃麥苗五石米，三間堂屋二千錢?！崩顚嵈笈?，竟將這位藝人活活打死。做監(jiān)察御史的韓愈上疏請求緩征租稅、罷除“宮市”，被貶為連州陽山(今廣東陽山縣)令。這時候，白居易正在長安做校書郎，寫了那首揭露“宮市”罪惡的《賣炭翁》。唐憲宗元和三年(808)冬天到第二年春天，長安周圍(所謂“京畿”)和江南廣大地區(qū)，都遭受了嚴重旱災。這期間，白居易新任左拾遺，他并沒有因為成輔端的被打殺和韓愈的被貶謫而畏葸不前，而是以一個言官的身份，上疏陳述民間疾苦，請求“減免租稅”，“以實惠及人”。唐憲宗總算批準了白居易的奏請，還下了罪己詔；但實際上不過是搞了個籠絡人心的騙局。為此，白居易寫了兩首詩，就是《秦中吟》中的《輕肥》和《新樂府》中的這首《杜陵叟》。

輕肥》和《杜陵叟》寫的是同一旱災，但表現(xiàn)方法不同。前者在“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的前景上勾出了一幅“大夫”、“將軍”們酒池肉林的歡宴圖。后者則在禾穗青干，麥苗黃死，赤地千里的背景下展現(xiàn)出兩個頗有戲劇性的場面：一個是，貪官污吏如狼似虎，逼迫災民們“典桑賣地納官租”;接著的一個是，在“十家租稅九家畢”之后，“里胥”才慢慢騰騰地來到鄉(xiāng)村，宣布“免稅”的“德音”，讓災民們感謝皇帝的恩德。

詩人說他的這首詩是“傷農(nóng)夫之困”的?！岸帕贳拧边@個典型所概括的，當然不止是“杜陵”一地的“農(nóng)夫之困”，而是所有農(nóng)民的共同遭遇。由于詩人對“農(nóng)夫之困”感同身受，所以當寫到“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的時候，無法控制自己的激情，改第三人稱為第一人稱，用“杜陵叟”的口氣，痛斥了那些為了自己升官發(fā)財而不顧農(nóng)民死活的“長吏”：“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白居易作為唐王朝的官員，敢于如此激烈地為人民鳴不平，不能不使我們佩服他的勇氣。而他塑造的這個“我”的形象，在中唐及其以前的詩歌中，也是絕無僅有的；它因高度概括地反映了千百萬農(nóng)民的悲慘處境和反抗精神而閃耀著永不熄滅的藝術火花，至今仍有不可低估的認識意義和審美價值。

正面寫“長吏”，只用了兩句詩，但由于先用災情的嚴重作鋪墊，后用“我”的控拆作補充，中間又揭露了最本質的東西，所以著墨不多而形象凸現(xiàn)，具有高度的典型性?！懊髦鞭r(nóng)民遭災，卻硬是“不申破”，甚至美化現(xiàn)實以博取皇帝的歡心，這不是很有典型性嗎？“明知”夏秋顆粒未收，農(nóng)民已在死亡線上掙扎，卻硬是“急斂暴征求考課”，這不是入木三分地揭露了最本質的東西嗎？

從表面上看，詩人鞭撻了“長吏”和“里胥”，卻歌頌了皇帝。然而把全詩作為有機的整體來考查，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對于“長吏”的揭露，集中到“求考課”;對于“里胥”的刻畫，著重于“方到門”：顯然是有言外之意的?！翱颊n”者，考核官吏的政績也。既然“長吏”們“急斂暴征”是為了追求在“考課”中名列前茅，得以升官，那么“考課”的目的是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胺健闭?，才也?！袄锺恪庇卸啻蟮臋嗔?，竟敢等到“十家租稅九家畢”之后“方到門”來宣布“免稅”的“德音”，難道會沒有人支持嗎？事情很清楚，“帝心惻隱”是假，用“考課”的辦法鼓勵各級官吏搜刮更多的民脂民膏是真，這就是問題的實質。詩人懷著“傷農(nóng)夫之困”的深厚感情，通過典型性很強的藝術形象暴露了這一實質，是難能可貴的。

事實上，當災荒嚴重的時候，由皇帝下詔免除租稅，由地方官加緊勒索，完成、甚至超額完成“任務”，乃是歷代統(tǒng)治者慣演的雙簧戲。蘇軾在《應詔言四事狀》里指出“四方皆有‘黃紙放而白紙催’之語”(在唐代，皇帝的詔書分兩類：重要的用白麻紙寫，叫“白麻”;一般的用黃麻紙寫，叫“黃麻”。在宋代，皇帝的詔書用黃紙寫，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紙寫)，就足以證明這一點。此后，范成大在《后催租行》里所寫的“黃紙放盡白紙催，賣衣得錢都納卻”，朱繼芳在《農(nóng)桑》里所寫的“淡黃竹紙說蠲逋，白紙仍科不稼租”，就都是這種雙簧戲。而白居易，則是最早、最有力地揭穿了這種雙簧戲的現(xiàn)實主義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