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王生者，建中初，辭親三上國，收拾舊業(yè)，將投于親知，求一官耳。行至圃田下道，尋訪外家田莊。日晚，柏林中見二野狐，倚樹如人立，手執(zhí)一黃紙文書，相對笑語，旁若無人。生乃叱之，不為變動。生乃取彈，因引滿彈子，且中其執(zhí)書者之目。二狐遺書而走。王生遽往，得其書，才一兩紙，文字類梵書，而莫究識，遂緘于書袋中而去。其夕，宿于前店，因話于主人，方訝其事。忽有一人攜裝來宿，眼疾之甚，若不可忍，而語言分明。聞王生之言，曰：“大是異事，如何得見其書？”王生方將書出，主人見疾眼者一尾垂下床，因謂生曰：“此狐也！”王生遽收書于懷中，以手摸刀逐之，則化為狐而走。一更后，復(fù)有人扣門。王生心動，曰：“此度更來， 當(dāng)以刀箭敵汝矣！”其人隔門曰：“爾若不還我文書，后無悔也！”自是更無消息。王生秘其書，緘謄甚密。行至都下，以求官伺謁之事。期方賒緩，即乃典貼舊業(yè)田園， 卜居近坊，為生生之計。月余，有一僮至杭州而至，缞裳入門，手執(zhí)兇卜。王生迎而問之，則生已丁家難矣，聞之慟哭。生因視其書，則母之手字云：“吾本家秦，不愿葬于外地，今江東田地物業(yè)，不可分毫破除，但都下業(yè)可一切處置，以資喪事。備具皆畢，然后自來迎接?！蓖跎吮M貨田宅，不候善價。得其資，備涂芻之禮，無所欠少。既而復(fù)籃舁東下，以迎靈輿。及至揚(yáng)州，遙見一船子，上有數(shù)人，皆喜笑歌唱，漸近視之，則皆王生之家人也。意尚謂其家貨之，今屬他人矣。須臾，又有小弟妹舉簾而出，皆彩服笑語。驚怪之際，則其家人船上驚呼曰：“郎君來矣，是何服飾之異也？”王生潛令人問之，乃見其母驚出。生遽毀其縗絰，行拜而前。母迎而問之。其母駭曰：“安得此理！”王生乃出母送遺書，乃一張空紙耳。母又曰：“吾所以來此者，前月得汝書云，近得一官，今吾盡貨江東之產(chǎn)，為入京之計。今無可歸矣！”及母出王生所寄之書，又一空低耳。王生遂發(fā)使入京，盡毀其兇喪之具，因糾集余資，自淮卻扶持，且往江東。所有十無一二，才得數(shù)間屋，僅以庇風(fēng)雨而已。有弟一人，別且數(shù)歲。一旦忽至，見其家道敗落，因征其由。王生具話本末，又述妖狐事，曰：“但應(yīng)以此為禍耳。”其弟驚嗟。因出妖狐之書以示之。其弟才執(zhí)其書，退而置諸懷中，曰：“今日還我天書！”言畢，乃化作一狐而去。
這是一篇較早的寫“妖狐”的故事。狐貍在人們心目中，一直是狡猾、奸詐、丑惡的形象，多是被貶斥的。然而在牛嶠的這篇小說里，則給予了正面的肯定。賦予狐貍一種聰明的、維護(hù)自身尊嚴(yán)的，而且較人具有更大能力的個性。
顯然，對于狐貍的處理，作者是將它人格化了。這不僅使小說構(gòu)思奇特，而且更能表現(xiàn)主題。
王生并非達(dá)官貴人，只是一個到京城長安“將投于親知，求一官”的書生。只因途中，他喝斥狐貍，狐貍未走，仍在“執(zhí)一黃紙文書”“相對笑語”,他便取出彈弓打中狐貍的眼睛，還奪走了狐貍的文書。在客店里，當(dāng)狐貍來取被奪的天書時，店主人不站在被奪者一方，反幫王生的忙。作者這樣的處理，是沿用了人們對狐貍的固有看法和態(tài)度，但更重要的是，在這里作者將狐貍隱喻為地位低下，常受歧視的人。不論地位多低，盡管倍受歧視，但他也有自己的人格，一旦受到侵犯，就要反抗。為維護(hù)自我，狐貍就要奪回自己的失物。
他——狐貍，并不蠻干，先是到店中想借看天書之際，將書取回，不得；又夜去扣門，請求對方物歸原主，又不得；再向王生發(fā)出警告：“爾若不還我文書，后無悔也！”還是不得；這才使了個惡作劇，以報復(fù)王生，使他傾家蕩產(chǎn)，最后用欺騙手段，變成王生的弟弟，將自已的失物奪回。這一而再，再而三的索書，不正是狐貍堅韌不拔意志的表現(xiàn)嗎？再者，狐貍的惡作劇也十分巧妙，不僅做得天衣無縫，哄得王生及家人上當(dāng)受騙，而且采用了一邊報喪，“生已丁家難矣”;一邊報喜，“近得一官”的方法，讓敵手在哭笑中，在哀愁與歡喜之中，“家道敗落”,取回天書，可見它有多么聰明。這個既維護(hù)了自己人格，又做得不過分的狐貍，是作者理想化的人物。
就小說的情節(jié)安排來講，也頗有特色。表面看小說寫的主要是王生的故事；彈擊野狐，奪得天書；刀箭敵狐，密藏天書；亦憂亦喜，蕩盡家財；被狐欺騙，失去天書。其次寫的是狐貍的故事：目傷書失，店中取書，巧報家信，天書歸主。一主一次，兩條線索交織而成，但次線卻是全文的主旨所在。隨著情節(jié)的發(fā)展，王生，狐貍兩個形象也得到充分地體現(xiàn)。王生無故彈打狐貍，占有他人之物，表現(xiàn)了他的“惡”;狐貍眼雖被打傷，并未懷仇必報，只想拿回失物，可見他的“善”。王生對家信，兄弟的真?zhèn)伪孀R不清，可見他的“愚”;狐貍導(dǎo)演著一場“哭迎靈，笑上京”的鬧劇。表現(xiàn)了他的“智”。這種主次相對，似次實(shí)主的安排，更能給人以美感。
作者將狐貍的形象一方面“神”化，一方面“人”化。神化的一面表現(xiàn)了作者的理想，增加了小說的浪漫主義色彩；人化的一面則反映了對現(xiàn)實(shí)中不合理現(xiàn)象的思考，增加了作品的現(xiàn)實(shí)意義。但這兩方面不是并重的，人化一方占據(jù)了主要方面，就這點(diǎn)來講也算是一個突破，一個進(jìn)步。因而它對后世極有影響，象清朝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不能不說是從中得到過啟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