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商璽這種小型的銅器，引出了三千多年的印章發(fā)展史，真可謂源遠流長。
商璽的審美價值
如前所說，商璽的圖紋可能是圖騰性的圖形文字，也可能是族徽性的氏族祖先名字，還可能是族徽與官爵的組合體——是 “紋”還是 “銘”,或是紋、銘兼施，都只是猜測。
其實，我們大可不必為破釋這些古老的圖紋費心。也許正因其難以辨認，商璽才更顯得神秘，也才具有更為豐厚的涵義。如果說商璽的圖紋是圖騰性的圖形文字，則其傳達給我們的便是原始的宗教威嚴和虔誠的崇拜之心，印章藝術(shù)淵源于神秘的圖騰； 如果說商璽的圖紋是族徽性的氏族祖先名字，則其傳達給我們的便是青銅時代氏族首領(lǐng)的無上尊嚴； 如果說商璽的圖紋是族徽與封爵的組合體，則其向我們展示的便是商代森嚴的等級和氏族之間的競爭。商璽涵義的這種不確定與神秘莫測，它對豐富的上古文化的極大包容量，正是它現(xiàn)今對于我們的藝術(shù)魅力所在。這種遙遙相隔的審美距離，使得我們看商璽無異于觀賞極富象征意味的抽象畫，它激發(fā)出我們極大的好奇心，引發(fā)了我們無盡的遐思，讓我們將自己所知的上古文明毫無障礙地追加予它。它仿佛是一塊小小的、但卻永遠不會飽和的海綿，吮吸著我們的想象、猜測；同時，它又將吮吸的東西散發(fā)出來，永不枯竭地滋潤著觀賞者的心田。
印章藝術(shù)萌生于上古的這方沃土之中，它盡管不再像商璽那樣神秘，但其深層豐厚的意蘊，卻是忽隱忽現(xiàn)地遠紹于商璽的。
在這里，我們發(fā)現(xiàn)對商璽涵義的考察有著兩種不同的立場：一是考古學、文字學或金石學意義上的立場，即考釋其字形、字義，辨別它屬于何種性質(zhì)的文字，追究其產(chǎn)生的時期、年代，考證它為何人所用、作什么用，等等，它要求的是一種刻板的、嚴密的態(tài)度。另一是藝術(shù)的、審美的立場，即將商璽設(shè)定在某一特定的歷史氛圍中，著眼于它的形貌作風，觀照其所能表現(xiàn)的古老而壯闊的文化場景，領(lǐng)略其簡樸、厚重、峻拔而意味深長的形式，體味其所透露的先民的審美情趣，以至于“唯觀神采，不見字形”;它要求的則是浪漫的態(tài)度和豐富的想象力。顯然，對于考察印章藝術(shù)的歷史嬗變來說，這兩種立場都是不可缺少的；我們對商璽的考察及所作的假說，正是綜合運用了這兩種不同的立場。
關(guān)于周璽的推測
在印章發(fā)展史上，商璽與春秋戰(zhàn)國之際的先秦古璽之間有一個空缺，即，歷來的印史著述均未提到過西周璽印的情況，更沒有明確標示為西周璽印的實物或圖式。于是，一個合乎邏輯的推論是，受商璽影響最為直接，或是在商璽的直接影響下產(chǎn)生的，應(yīng)當是西周的璽印。
周族源在西北，是夏族的后裔或征服夏族后裔的民族。相對而言，在商代，周人的文化進化程度比殷人落后。因此，周武王征服殷人，卻沿襲了殷商的制度和文化傳統(tǒng)，即《論語》所謂“周因于殷禮”。既然商代有璽印，則西周必定有周璽。也許，周璽迄今尚未被出土發(fā)現(xiàn)，或是已被發(fā)現(xiàn)而未被辨別出來，混雜在現(xiàn)今被籠統(tǒng)地稱之為“戰(zhàn)國璽”的先秦古璽中。例如，現(xiàn)存的 “司寇之璽”一印，從印文的線條飽滿和字形風貌看，與戰(zhàn)國璽有顯著的差別，或許就是周璽(“司寇”這一官職，始置于西周)。又如，“南門之璽”一印，印風也與戰(zhàn)國璽迥異，而 “門官”則是西周始設(shè)的官職。類似的情況在現(xiàn)存的古璽中不少。當然，要在古璽中判別其年代的差別，比判別其地域性差別更難。
西周處于青銅時代的晚期，此時，氏族社會正趨于解體。周族滅商建國，分封宗室，功臣為諸侯，王室、諸侯均實行世襲制，進一步完善殷商制度，將奴隸制推向極端。正是在這樣的情形下，新的奴隸主貴族取代了以往的部落氏族貴族，原始的氏族觀念進一步淡化。諸侯貴族、朝廷卿臣的權(quán)力，不再像以往的氏族首領(lǐng)那樣主要是從祖先那里承繼下來的，而是由周王室所授予的。周璽很可能就是這種授權(quán)、分封的憑證。這就是說，周璽很可能是直接沿襲了商璽，但它已不再有商璽的那種族徽的性質(zhì)，而只具有權(quán)力的象征性(更接近于后世的官印),所以特別加上一個 “鉩”或 “??”字， 以示與商璽族徽的區(qū)別?！般c”或“?? ”,是周以來的后起字，或可訓(xùn)為以金屬或玉質(zhì)材料制成的小型憑證，“尒”音，從金從土?！吨芏Y》有“璽節(jié)”之說，《六書精蘊》說： “璽，印章也，從爾從土。古之制字者，取命爾守土為意?！薄肮?jié)，限制也，其為道也，損過以就中，天命也；其為物也，刻符以合信，君命也。臣毋敢自專，受節(jié)于君，乃得專制于外。”“鉩”至秦演變?yōu)?“璽”或 “璽”,《說文》訓(xùn)為 “王者印也，所以主土，籀文以玉”,這是許慎以秦制為據(jù)之誤。也正是由于其不再是族徽，所以周璽圖紋不用圖形文字，而采用篆字，直接標明封侯稱謂或所授官位。從商末到整個西周的銅器銘文看，此時文字進化已相當成熟，而且銘文字數(shù)篇幅也越來越長。文字的進化及其應(yīng)用的廣泛，或可作為周璽采用篆文的一個佐證。可以想見，西周的璽印絕不在少數(shù)。而諸侯向其下屬授權(quán)鑄璽節(jié)，應(yīng)是稍后的事；至于私璽的出現(xiàn)，則更應(yīng)晚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
如果這一推測能夠成立，那么，周璽應(yīng)當是商璽的進化形態(tài)，是古代官印的雛形。
作為印章之祖的商璽
商璽不僅是周璽以來官印的雛形，而且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它也為后世的佩印之風開了先河。
所謂佩印，其實包含有兩種意義：一是廣義的佩印，即實用印章攜帶方式意義上的佩印，隋唐以前的大多數(shù)官印和私印都采用佩印的方式攜帶。一是狹義的佩印，即專門用來裝飾或辟邪的佩印，其中包括：作為裝飾和標榜身份的肖形印，用來警戒自己的警言印，用來作為護身符的吉語印、辟邪印，等等，這類印章大多并不真正用于鈐蓋，其功用已由佩帶這一文化行為本身所完成，因而，它是更為純粹意義上的佩印。但無論是何種意義上的佩印，也無論它們具有何種功用，都與商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先秦印系，換言之，任何一種佩印，都可以視為商璽的演化形態(tài)。

商璽作為族徽，為便于攜帶，必須是小型的，這在相當長的時期里決定了印章的大小。也許，正是因為它是小型的，才得以長期流行。事實上，鼎的鑄造在后世愈來愈稀少，其他的青銅實用制品也逐漸為更便利的材料所替代，而銅印及其鑄造制作技術(shù)卻一直流傳著。同樣，作為佩印，商璽用以系綬的穿孔鼻鈕也長期影響著印章的印鈕：早期璽印的印鈕直接仿效了商璽，而后世的那些用以裝飾、用以區(qū)分等級的印鈕，則是商璽印鈕的演化。這的確是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結(jié)構(gòu)如此簡單、實用目的如此明確的商璽穿孔鼻鈕，在后世竟演變成為印章制作工藝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印鈕藝術(shù)，造型奇巧，制作精致，涵義豐富，這大概是商代人始料不及的吧。
商璽對后世印章的影響，絕非僅此而已。如前所說，商璽在形式上既具有文字符號性質(zhì)，又具有圖飾象征性質(zhì)，也就是說，在其源頭上，印章與圖飾美術(shù)即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由此我們便不難理解后世印章中為什么會出現(xiàn)純文字印與純粹圖畫性的肖形印的分野了。可以這么說，肖形印是對商璽中所包涵的圖飾性的極端化。而鄧散木在《篆刻學》中甚至認為，肖形印本身即是商璽的一個種類，他說： “純圖畫象形者，有龍、鳳、虎、兕、犬、馬以及人物、魚、鳥，飛潛、動靜，各各不同，莫不渾厚沉雄，專以古樸取勝。雖其時代未可確斷，要為三代古物無疑。陳簠齋曰： ‘圓肖形印，非夏即商?！且病！边@是一個很值得重視的猜測，至少，它從一個側(cè)面揭示了商璽與肖形印的內(nèi)在聯(lián)系。此外，作為族徽的商璽，它不僅是權(quán)力的象征，同時也具有原始宗教性的護身符的涵義，而后世印章中的吉語印、辟邪印之類，可以說是從這一側(cè)面將商璽推向了極端。
綜上所述，商璽作為印章藝術(shù)之祖，它在后世繁復(fù)的社會需求的條件刺激下，其原始意象可以作多元化的分解組合，從而形成了后世多種性質(zhì)、用途各異的印章形態(t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