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袁世凱帝制活動的加緊，梁啟超及其門生蔡鍔等原進步黨人的擁袁立場也起了根本的變化。
如前所述，梁啟超本是擁袁派。至于原云南都督蔡鍔，他領(lǐng)導過云南的辛亥“重九”起義，且在南北議和期間，對袁世凱的陰謀活動曾有所揭露。但是不久，隨著清帝宣布退位和袁世凱的上臺，他的態(tài)度也為之一變，與他的老師梁啟超完全一致了。1912年2月，南北爭都事起，他是袁世凱建都北京的支持者。六七月間，同盟會為組閣問題與袁世凱發(fā)生一系列沖突，他以政府擁護派自居，積極作袁后盾。在地方，他支持唐繼堯控制貴州，聯(lián)絡(luò)黔、蜀、桂各都督為袁“保障西南”^[1]。在中央，他先后倡議軍人不入黨和解散一切政黨，以瓦解同盟會，并且極力反對《臨時約法》,主張予袁以自由解散議會和任命國務(wù)員之權(quán)。次年三四月，“宋案”和“善后大借款”事件相繼發(fā)生，他無視全國輿情，為袁多所辯護。及至“二次革命”爆發(fā)，他又不顧孫中山、黃興等國民黨人對他的善意爭取，公然奉袁世凱之命派兵入川，參加鎮(zhèn)壓重慶熊克武的起義。10月，蔡鍔奉調(diào)入京，臨行前，他當眾宣布：衡量中國現(xiàn)在形勢，非袁“不能維持。我此次入京，只有蠲除前嫌，幫助袁世凱渡過這一難關(guān)”^[2]。到京后，他接受袁的任命，先后擔任過政治會議委員、約法會議議員資格審定會會員、參政院參政、將軍府將軍、全國經(jīng)界局督辦等職。
總之，直至籌安會發(fā)生前，無論是梁啟超還是蔡鍔，都沒有公開揭出反袁的旗子。
但是，梁、蔡擁袁也是有一定條件和限度的。首先，他們擁袁，最終還是為了改良政治。而改良政治，他們認為只有戰(zhàn)勝“官僚社會之腐敗的勢力”和“莠民社會之亂暴的勢力”(指官僚派和革命派)才有可能。但是，這兩大敵人“各皆有莫大之勢力蟠亙國中”,以“極孤微之力與之奮斗”,欲同時“戰(zhàn)而勝之”,實在是“力所不能逮”。于是，他們不得不急其所急，“認禍國最烈之派為第一敵，先注全力以與抗。而于第二敵轉(zhuǎn)不得不暫時稍為假借”^[3]。這便是他們在一定時期內(nèi)擁袁的基本原因。
大體說來，1913年孫中山“二次革命”失敗前，梁、蔡“先注全力以與抗”的第一敵，是“莠民社會之亂暴的勢力”;“二次革命”被鎮(zhèn)壓后，由于革命派在國內(nèi)已無立身之地，他們的注意力便開始轉(zhuǎn)向先前的第二敵——“官僚社會之腐敗的勢力”了。蔡鍔在1913年10月5日離滇前的一次演說中，曾明確說過：“暴烈派之失敗，雖以兵力為之，而進步黨之鼓吹社會扶助政府者，其功亦誠不小。今后進步黨之所慮，惟在官僚派耳，諸君尚其注意?！?sup>[4]這表明梁、蔡與官僚派頭子袁世凱的矛盾和沖突，有其不可避免的根源。
其次，梁、蔡并未因擁袁而放棄自己的政治理想。誠然，他們對民國成立后的政治多所不滿，但卻從未對共和國體提出異議。不僅蔡鍔如此，即如民國成立前曾倡議過“虛君共和”的梁啟超，也當眾宣布過“擁護共和國體”為其“理論上必然之結(jié)果”^[5]。1914年11月，他甚至在參政院與蔡鍔等人一起，聯(lián)名向袁世凱提出建議案，要求對淆亂國體的清室復辟派，“照刑律內(nèi)亂罪從重懲治，以期消弭禍患于無形”^[6]。他們始終堅信立憲制度是近百年來“一切政治之原動而國制組織之根本者”^[7],為世界各國“早晚必須采用之制度”^[8]。因此，他們雖然同意袁世凱停止國會議員職務(wù)，但并不認為可以從此不要國會。1914年1月8日，蔡鍔在政治會議茶話會上就特別強調(diào)：處置國會一事，只能按當時各都督原電所云，“給資回籍，另候召集”,“不能越其范圍”^[9],言外之意就是不能因此取消國會。梁啟超1915年7月20日發(fā)表的《復古思潮平議》一文，也明確指出：“民國初元之政，誠尤不足以饜人望也，然豈必其政之本體絕對不適用于中國？毋亦行之非其道非其人耳。既察某制度為今后所萬不可不采行，前此行之而有弊，只能求其弊之所在而更張補救之耳。若并制度其物而根本摧棄之，天下寧有此政猷？例如民選議會制度，既為今世各國所共由，且為共和國體所尤不可缺，前此議會未善，改正其選舉法可也，直接間接以求政黨之改良可也，厘定其權(quán)限可也，若乃并議會其物而去之，安見其可？”^[10]梁后來回憶說：他和蔡鍔當時“很有點癡心妄想，想帶著袁世凱上政治軌道，替國家做些建設(shè)事業(yè)”^[11]。他所謂的“上政治軌道”,就是依照他的主張實行立憲政治。
再次，梁、蔡始終堅持以愛國為其擁袁的前提。梁啟超不止一次地說過，他所以翼贊袁世凱，原因之一就是懼“邦本屢搖”,想借他的勢力以“奠定國基，振興中華”。至于蔡鍔，直到1915年5月9日中日“二十一條”簽字后，仍向人表示：“中日交涉，不出吾人所料，可為慨嘆。來日方長，真不知稅駕之所?！薄爸鞣?指袁世凱)曾語兄(蔡自稱):交涉完，須咬定牙根，思一雪此恥。此言若信，誠吾國無疆之福，兄誓以血誠報之；如仍舊貫，則惟飄然遠引，打個人之窮算盤已耳?！?sup>[12]
以上事實表明，梁啟超、蔡鍔雖然也擁袁實行開明專制，但同時卻具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思想品德，這就決定了他們在一定的條件下，是會與袁世凱分道揚鑣的。
梁、蔡對袁世凱的疑慮始于1914年下半年。正如前面所述，這年5月，袁世凱非但沒有重開國會之意，而且公開宣布廢除國務(wù)院，設(shè)立政事堂，改國務(wù)總理為國務(wù)卿，種種復古舉動，實在使他們“越看越不對了”^[13]。于是，一種“時事日非”、“國事不可論”的感覺漸漸在他們心頭萌生、郁結(jié)、滋長起來。開始還只是二三朋輩間的竊竊私語，不久便公開見之于參政院了。他們不僅就外交、財政和軍政問題向袁政府提出質(zhì)問，梁啟超還公開號召各參政不能“純粹作政府一留聲機器”,對其“不是之處”,應(yīng)根據(jù)民意“立即糾正”,以利國計民生^[14]。
蔡鍔這時與梁啟超的態(tài)度大致是相同的。1915年1月16日，袁世凱特任蔡鍔為經(jīng)界局督辦，命令發(fā)布前，蔡曾以“對于此事素少研究”為詞，向袁力辭^[15]。命令發(fā)布之日，他正在天津。次日，他急忙趕回北京，再次具呈表示“不愿身預其事”^[16]。然而，一次又一次的辭呈均為袁世凱所拒絕。蔡鍔無奈，只好勉強于22日就任，以便將計就計，從清理經(jīng)界入手，解決征兵退伍后的移墾屯殖問題，為將來軍事上改行征兵制度，增強國防力量準備條件。所以他在短短兩個月的時間里，使所有籌辦事宜“均粗具規(guī)?！?sup>[17]。接著，又于局中設(shè)立編譯所，“督率各員搜集中外專籍，悉心探討，編成《中國歷代經(jīng)界紀要》暨《各國經(jīng)界紀要》各一冊”^[18]。蔡鍔就任后，為貫徹己意，態(tài)度固然積極，但對袁的種種不滿，也屢有流露。當有人問他：“各省設(shè)立經(jīng)界行局，何時始有眉目？”他無可奈何地說：“如此辦去，恐民國十年亦無何等效果?！庇终f：“當初李仲仙(李經(jīng)羲)等再三不肯擔任，我就知道此事不容易辦?，F(xiàn)在非但不容易辦，而且辦了也不討好。任公先生辦幣制局毫無結(jié)果，將來恐怕我?guī)熒幻\。”^[19]至6月初，他又一次向袁具呈，請求解職。
不過，這時梁、蔡都沒有想即起反抗。甚至到1915年1月，袁克定宴請梁啟超透露變更國體后，梁還認為“改號事并非如此亟亟，尚有余日回旋”,仍按原定計劃，“二月半南下，在滬小作勾留，便歸粵為老親介壽”^[20]。他們對袁的所作所為，僅僅是失望而非絕望，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仍只“思所以匡救之，阻止之”,而不“思所以裁制之，懲治之”。他們幻想袁世凱能在某天早上，接受他們的忠告，懸崖勒馬。用蔡鍔的話說，就是“竭忠盡智，希冀感格”^[21]。這年6月底，梁啟超匆匆離粵，隨江蘇將軍馮國璋入京，還是抱著這樣的目的。他回憶道：“那年陰歷端午前后，我又出來，到南京玩耍，正值馮華甫做江蘇將軍，他和我說，聽見要辦帝制了，我們應(yīng)該力爭。他便拉我同車入京見袁世凱，著實進些忠告?！?sup>[22]如前述，當梁氏聽到袁世凱信誓旦旦地詭稱：他絕無帝制自為之意，甚至說他，“已備數(shù)椽之室于英倫，若國民終不見舍，行將以彼土作汶上”^[23]。梁便相信了他的鬼話，“以為他真沒有野心”,而回天津繼續(xù)過其書齋生活了^[24]。
然而不久，袁世凱就自揭假面。8月14日，由他一手操縱的籌安會，在共和國的廢墟上破土而出。梁啟超、蔡鍔數(shù)月來力圖“匡救”和“阻止”的帝制，終于不以其意志為轉(zhuǎn)移而發(fā)生了。這使他們受到一次莫大的嘲弄。多年來，針對革命派人士對袁世凱稱帝野心的揭露，他們一直為袁向國人保證：“今日大勢，子孫萬世之業(yè)，決無人敢作此幻想?！?sup>[25]現(xiàn)在袁世凱卻無視他們的體面，公開打出帝制旗號，還有什么比這更為難堪的呢，他們在革命派面前又輸了一著。面對當時“普天同憤”、“黨人思逞”的形勢，無論為公為私，都不容許他們繼續(xù)緘默了。于是，梁啟超、蔡鍔從此走上積極反袁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