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

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

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

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杜甫的一生大部分是在客旅漂泊中度過的，旅途的見聞給了他的詩作以無盡的源泉，他這方面的詩很多。杜甫這方面題材的詩，寫到這一首，在年歲上，已近“晚節(jié)”，在藝術上，可謂是“詩律細”了。

杜甫晚年流落四川，先在成都，繼在梓州，又回成都，后又到了夔州，據注家考訂，此詩寫于最后離開成都到夔州云安(現四川云陽)的途中，時在七五六年春天。杜甫在成都時依托老朋友嚴武，他是成都尹兼劍南西川節(jié)度使，可是嚴武在七五六年四月忽然死去，杜甫感到在成都再無憑依，五月他就率領家人乘舟東下，想往江南或家鄉(xiāng)一帶移動。詩中寫的是月夜江中行舟的所見所感。

詩先寫江岸夜舟。詩人坐在順江東下的船中，憑月色可以依稀看到岸邊細草在微風中搖動，望一望船上的桅桿正高聳夜空，船正順水流下，眼下的環(huán)境里，除了細草微風，危檣夜舟，什么都感受不到了，夜氛孤寂得令人難以忍受。人對環(huán)境存在的感受，與人的心緒情致特點有直接關系。他不僅易于發(fā)現與內心情緒相適應的各種存在物，也更能以情觀物，移情入物，使空間中的一切存在都變成自身情緒的對象物，以確證自身的存在特點。此夜置身舟中的杜甫，心情是十分凄楚的。他年輕時即滿懷壯志，意凌東岳；走入仕途后，心懷“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期望，謹言慎行，等待朝廷的重用，可結果卻被擠出了長安。在成都依附嚴武的幕府，本應因知心而愜意，但又受到幕僚們的嫉妒，更不料嚴武遽死，失卻憑依，只好順水漂流東去了。他早在登上去蜀孤舟之日，就寫詩訴說過當時的心境： “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游。萬事已黃發(fā)，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不必淚長流！” (《去蜀》)心感萬事俱老，料到殘生將在漂泊中消逝，這種心情是非常痛苦的。心頭縈繞著這種痛苦，危檣下獨夜不眠，船行周圍的夜色存在，幾乎無不是這種心境的確證對象。在詩的頭兩句中，我們可以從詩人對細草微風的感知中看到他夜愁不寐，從危檣獨夜的意境中察知他漂泊中的危難感和孤寂心，這就是融情入景的自然體現。

“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開襟曠遠，又是一番景象。江流宛轉，流入平原，不管感受者心境如何，自然景象的特點是突出的：船在江中，江在平野，人的視線可以伸至有星光閃爍的天邊遠處，平視則可見星點如垂，光腳近地，夜幕下也有平野的空闊性。由于平野地上的江道寬直，水流無阻，月色又把江水與天色連成一片，滿江則月逐潮涌。這種自然景象進入現實主義詩人的筆下，便成為一聯精致而生動的詩句： “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边@里的“垂”、 “涌”二字極富于個性化，把平野星夜和江流朗月，表現得極為活化而又逼真，沒有“垂”就不能表現“闊”，沒有“涌”就不能顯示滾滾江流中隨浪起伏波動的月色。在寫景上，從首聯到此聯，都達到了神妙的地步。但此聯中的寫景，與整個詩的情韻是很一致的。詩中說平野廣闊，正表明天地之大，然而自己的歸宿所在，尚不可知；原來在成都幕府中是“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為棲息一枝安”，今日又成為天地間飄無定所的“沙鷗”，心中不能不感到空寂、茫遠，愁涌心底。在把握杜甫的這聯詩中的意蘊時，我們不應忘記，這是杜甫在作《旅夜書懷》， “星垂”、 “月涌”如果不關詩人情境，又何以談到是“書懷”之作？因此，說詩句對象化了詩人的前路渺遠、流蕩江中的惆悵情緒，還是合乎實際的，如果不是在這樣一個高不可接、遠不可就、深不可測的寥闊天地中游蕩，也無法解釋那“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的感觸的即近由來。

杜甫這次順流東下，是他結束一生政治追求、尋找生活歸宿的一次無可奈何的行動，他對于這樣的境遇，滿懷離怨牢愁，“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就是一聯憤懣之語。杜甫七四六年進長安，在那里“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七五一年借皇帝祭祀盛典之機，進獻三篇《大禮賦》，玄宗讀后很加賞識，一時名聲大噪，當時雖因“口蜜腹劍”的宰相李林甫作祟，杜甫并未見用于當朝，但是杜甫以文著名還是事實。后來又詩名大振，載譽文壇，時人也把杜甫視為知名文人。他后來回憶這時的情景，對于自己“一日聲烜赫”， “文彩動人主” (《莫相疑行》)的往事，雖頗感自豪，但這并不是他生平之所求。唐代時俗，讀書人在文章與功名二者間，并不以文運通達為幸事，溫庭筠有詩云： “今日愛才非昔日，莫拋心力作詞人?！?(《蔡中郎墳》)杜甫自負有匡世濟民之才，曾“竊比稷與契”，立有造福于民的大志。他希望在這個志向下建立萬世功名，可是一生追求卻始終無就，他為此遺恨無窮。抱著這種心理，他好象特別輕視文章之名，他可憐自己以文章聲望了此終生，他是借詩向世人表明，有誰知我的志愿并不在文章之上呢？而“官應老病休”，就更含激憤了。在成都幕府時，杜甫就身多疾病，他以五十多歲的白頭老人的身軀，穿著狹窄的軍衣，與那些對他“當面輸心背面笑”(《莫相疑行》)的少年幕僚們周旋，其勢與赤霄玄圃中的孔雀到笨牛牴角下“渴飲寒泉” (《赤霄行》)沒有什么兩樣。杜甫是不服老的，也是不辭病的，但他卻不能忍受人們以“老”、 “病”為由，排斥他，輕賤他。他想到此異常憤慨，用了一個“應”字，但語氣是反問式的，意謂： “我的官職想必該是因老病而休罷！”言外之意是：排斥我辭官而去的那些人心里是明白真正原因何在的。真正追溯這激憤之情的生活基礎，不能不看到他當年從長安被罷削左拾遺的不平往事。寫《旅夜書懷》時的杜甫，確實是已經“老病”了；他在詩中對于“老病”休官的激憤，無疑是說給“身當要路津”， “掌握有權柄”的執(zhí)政人物，是他們使自己久陷窮途坎坷之中，銷盡了本可有為的青春，到了進無路退亦無路的境地。

杜甫一生處于流離漂泊之中，他對于自己的身遇深有感觸，特別是到了晚年，到處越多，竟更覺寄身無地，他從飄飛不定的沙鷗身上看到了自己，又用悲憤心情描寫了空闊天地間竟無一處可為歸宿的沙鷗。白居易在李白墓前寫詩悲悼李白說： “但是詩人多薄命，就中淪落不過君?！?(《李白墓》)杜甫的命運又何嘗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