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所講的文化是狹義的文化，指道德、宗教、哲學、科學、藝術等社會意識形式，各種文化科學的知識體系與社會觀點的思想體系。它們是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tài)上的反映，又作用于政治和經濟。
與儒家建立天下一統(tǒng)之封建帝國的社會理想相適應，他們也希望建立天下一統(tǒng)的封建文化，以作為維護封建統(tǒng)治的工具。儒學的創(chuàng)始人孔子和孟子，都有“思想大一統(tǒng)”的文化觀。他們周游列國，不遺余力地宣傳自己的思想，努力“以其學，易其道”,以改變天下無道的混亂局面，實現大道流行的天下大治。這個大道，就是我們后來所說的孔孟之道，即孔子開創(chuàng)、孟子等大力發(fā)揮的封建意識形態(tài)?？酌现鲝堅谥性冗M文化的基礎上實現民族大一統(tǒng)。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zhí)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氣也?！?《論語·子路》)“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論語·子罕》)
顯然，孔子是主張以自己的仁學思想去改造邊遠的其他種族的，他還認為，為政者要對這些種族實行團結、同化的政策，“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季氏》)。由此而見，孔子的文化統(tǒng)一觀是正確的、進步的。
在孔子刪削的《春秋》經中，就有明確的“大一統(tǒng)”思想?！兑讉鳌分袆t有“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的一統(tǒng)觀。先秦最后一位儒學大師荀子進而提出了“一制度”、“風俗以一”、“隆禮而一”、“樂者審一”等主張，希望在制度、禮儀、道德、思想、風俗、藝術、文化等各個方面出現統(tǒng)一的局面。然而，在孔孟所處的春秋戰(zhàn)國時代，思想大一統(tǒng)與政治大一統(tǒng)一樣，都只是奮斗的目標而缺乏實現的條件。這一工作，只能由統(tǒng)一中國的帝王來完成。
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以后，李斯及時提出了“思想大一統(tǒng)”的任務：“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并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覺與成乎下，禁之便?！?《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采取了李斯的建議，以法家思想統(tǒng)一全國，實現嚴刑峻法，重賦繁役，激化了統(tǒng)治階級與被統(tǒng)治階級的矛盾。結果二世而亡。經過漢初七十年的探尋，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議，確定以儒學作為服務于封建大一統(tǒng)政治的思想體系。董仲舒發(fā)展了前人“思想大一統(tǒng)”和文化專制的思想，把兩者緊密地結合在一塊。他說：“《春秋》大一統(tǒng)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tǒng)；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tǒng)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書·董仲舒?zhèn)鳌?從此，儒學便成為中國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正統(tǒng)思想，統(tǒng)治了中國思想界達二千年之久。其間，中國雖然也有過短期的分裂，但政治上的統(tǒng)一一直是主流，這就為統(tǒng)一的文化傳統(tǒng)的形成與連續(xù)提供了穩(wěn)固的社會基礎。即使佛、道二教廣泛流行，也未能動搖儒學一統(tǒng)天下的地位。
儒學的文化傳統(tǒng)，具有以下特點：
哲學與政治、倫理思想緊密結合，中國古代哲學家大多是政治家、思想家。與西方哲學家更多地關注自然和認識問題不同，中國哲學家談論最多的是社會政治和倫理道德問題，人性善惡及人生態(tài)度問題。以家庭本位為基礎的人本意識，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準則貫通于本體論、認識論、歷史觀、人性論；宇宙本體即道德之源，人道來自天理，求知方法即修養(yǎng)方法，“大人與天地合其德”、“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禮記·中庸》)。治學的目的在于“聞道”、“窮理”,即掌握處理人與人關系的正確原則、治國做人的道理，以更好地為鞏固封建社會的統(tǒng)治服務。這種“三位一體”的理論格局，由孔子始創(chuàng)，孟子形成系統(tǒng)的理論，至二程、朱熹發(fā)展為博大精深的思想體系。一方面，哲學在不斷地為封建統(tǒng)治的合理性和永恒性作出理論上的論證，為中國社會的安定、華夏民族的發(fā)展、人們道德水準的提高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另一方面，又使哲學成了政治的婢女，文化專制主義廣為流傳。儒學的獨尊壓抑了其他學派的自由發(fā)展，愈演愈烈的文字獄、迫害潮極大地扼殺了知識分子的人格個性和創(chuàng)造能力，這就阻礙了社會科學的正常發(fā)展。
以人為本、君權至上的價值取向。在天道與人道的關系問題上，孔子輕天道，重人道，不但“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就是六合之內的“怪、力、亂、神”,他也從不妄談。在《論語》中，他談的“道”幾乎全部是“人道”,即處理社會上人與人關系的準則，治國做人的道理。人是孔子儒學的出發(fā)點，也是其思想體系的核心和歸宿?？鬃訌目镎龝r弊、“行道濟民”的根本目的出發(fā)，繼承和發(fā)展了周公的“敬德保民”,管仲、晏嬰的“以人(民)為本”的思想，把重民、愛民的人本思想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他果斷地拋棄了對于“上帝”的幻想，努力從現實的人出發(fā)，去考慮治國救世的問題，建立了一個以“仁”為核心的倫理思想體系，作為鞏固封建統(tǒng)治最根本的思想武器?？鬃訌默F實社會出發(fā)，以人為中心的人本思想，重視人的價值，主張對人欲給予正確引導；努力開發(fā)民智，挖掘民力的人道主義精神，與宗教神學的信仰主義、禁欲主義、蒙昧主義是根本對立的。這一思想，對中國古代無神論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
孔子“學而優(yōu)則仕”的主張在一定程度上的實行，為進步知識分子打開了參政之門，使中國封建王朝成為實行意識形態(tài)結構和政治結構一體化的國家，這樣，中國古代無神論就與社會政治思想緊密結合在一起，具有為鞏固封建地主階級統(tǒng)治服務的明顯特點。一些著名的無神論思想家，基本上都是地主階級知識分子，而且在封建政權中擔任一定官職，是地主階級中先進勢力的代表。他們通過刻苦學習儒家經典而踏上仕途，積極爭取封建王朝特別是皇帝的信任，努力運用王權的力量抵制神權，打擊神學，為鞏固封建統(tǒng)治服務。這樣做的結果，便是王權主義與官本位的強化。君主能參天地、贊化育，是調節(jié)人與自然的中樞，社會治亂的關鍵，是全國權力的最高體現者，又是最高的思想權威和學術裁決人。在漢宣帝甘露三年(前51)的“石渠閣會議”及東漢建初四年(79)的白虎觀會議上，宣帝、章帝“親稱制監(jiān)決”,“平定五經同異”,把封建君主推行思想大一統(tǒng)的做法貫徹到學術研究領域，使文化專制主義進一步制度化、學術化。權和利是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越到封建社會后期，貪官污吏越多，官本位的價值取向便越明顯，專制主義便愈是猖獗?；实壑愿哂谝磺蟹?，官員執(zhí)法亦常因人而異。在許多人的眼里，人的價值與其官位、權力的大小是成正比的。在官位角逐中無路可走的小民們，只能望官生畏，頂禮膜拜，于是，救星意識、唯上思想便油然而生，馴服心理便蔓延滋長。在這種情況下，現代的民主意識是很難順利生長的。
“天人合一”的統(tǒng)攝方法。內容豐富、風格獨特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一種樸素的辯證思維的產物。這種思維，把宇宙看作是一個有機聯(lián)系的整體，把自然、社會、人生作為一個一體化的系統(tǒng)來認識，采取天人合一的統(tǒng)攝方法，以人為中心來考察自然，以個人經驗的合理類推去認識世界。著名的英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在其《中國科學技術史》這一輝煌巨著中指出：“當希臘人印度人很早就仔細地考慮形式邏楫的時候，中國人則一直傾向于發(fā)展辯證邏輯。與此相應，在希臘人和印度人發(fā)展機械原子論的時候，中國人則發(fā)展了有機宇宙的哲學?！蓖醭渲v“天與人同道，欲知天，以人事”(《論衡·卜筮》),張載認為最高的認識是“德性之知”,能夠“合天心”,達到“與天為一”的境界。人是整體(是一個小宇宙),天人一體。中醫(yī)理論就是中國辯證思維的產物。這種思維方式具有整體考察、注重聯(lián)系等優(yōu)點，對于人們把握認識對象的總體、諸要素之間的普遍聯(lián)系、體會其難以言傳的深刻意蘊有著積極的意義，而且具有很高的美學價值，可以看作馬克思當年所期望的自然主義等于人本主義、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成為同一科學之偉大理想的胚芽。
這種“天人合一”的統(tǒng)攝方法強化了以人為中心的致思趨向，把宇宙看作是一個有機整體，強調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使得中國以人際關系為中心問題的人生哲學特別發(fā)達，但也使人的自主性、獨立性在“天”的重壓下長期湮沒于封建統(tǒng)治的共性之中而難以正常發(fā)育，從而造成了奴性、順從、因循守舊、知足常樂等民族精神的缺陷。
互助互愛的群體意識。孔了思想體系的核心是“仁”,“仁者愛人”。這里的“人”當是泛指，主要是指貴族，也包括平民，甚至奴隸。當然，對貴族的愛與對奴隸的愛是大有區(qū)別的，但孔子確實是對勞動人民表現了一定的仁愛之心的。他反對殉葬，甚至連用木偶人、土俑代替活人殉葬也深惡痛絕：“為俑者不仁，殆于用人乎哉！”(《禮記·檀弓下》)發(fā)現馬廄被燒，他先問傷人沒有，不問馬。孔子主張為政以德，禮下庶人，并提出了一系列“惠民”、“利民”、“富民”、“教民”的主張，建議統(tǒng)治者減輕賦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而不要橫征暴斂、粗暴干涉。所以，孔子“泛愛眾”的思想雖然充滿了等級差別的階級內容，但確實體現了封建主義的人道主義，體現了歷史的進步。后來，孟子提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孫丑上》),韓愈提出“博愛之謂仁”(《原道》),張載提出“民胞物與”,主張“尊高年”、“慈孤弱”(《西銘》)。儒家這種四海一家、互助互愛的群體意識，加強了大一統(tǒng)封建帝國內部的團結，對于穩(wěn)定社會秩序、反抗外來侵略、培養(yǎng)民族精神有著積極的影響。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在與日本學者池田大作的對話中指出：“就中國人來說，幾千年來，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民眾從政治文化上團結起來。他們顯示出這種在政治文化上統(tǒng)一的本領，具有無與倫比的成功經驗。”“世界統(tǒng)一是避免人類集體自殺之路。在這點上，現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準備的，是兩千年來培育了獨特思維方法的中華民族?！?《展望二十一世紀》,中國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94、295頁)他認為，中國將成為世界政治的核心。中國文明強大的統(tǒng)一性和同質性可以為未來的世界提供一種共同生存的凝聚力。儒家天下一統(tǒng)的文化觀，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有力紐帶，它對中華民族統(tǒng)一思想與共同心理的形成，對中華民族的發(fā)展與延續(xù)起過重大的歷史作用。但其阻礙學術創(chuàng)新、發(fā)展等消極影響，我們也不容忽視。
具有以上政治、經濟、文化之特點的儒家所追求的“大同”理想，在中國思想史上有著積極的社會意義和廣泛而深刻的歷史影響。無論是統(tǒng)治者還是被統(tǒng)治者，都有實現大同的愿望。許多皇帝，如魏太武帝、宋太宗等，都以“太平”作為年號。道教的經典《太平經》以烏托邦的神仙世界為理想世界：財物公有，人人勞動，權利均等，互助互愛；我國佛教凈土宗所描繪的“佛國”處處皆有清池茂林，名花瑞草，“人皆慈心”,豐樂安穩(wěn)，是具有無量清凈喜樂的極樂世界。這些都與儒家大同理想不無相關。直至近代，洪秀全還把儒家的大同思想引入《原道醒世訓》,貫徹到《天朝田畝制度》之中，追求沒有差別、人人平等的“太平”世界?？涤袨閷懥恕洞笸瑫?鼓吹實現生產發(fā)達、財產公有、人人平等、個個自由的大同世界；孫中山也賦予“天下為公”和“世界大同”以新的內容，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喚醒民眾的號召。這種“大同”理想是虛幻的“烏托邦”,但又對現實社會產生著巨大的影響，它是一切志士仁人追求平等、幸福的戰(zhàn)斗旗幟，又是反對一切貪官污吏丑惡行為的思想武器。它使中華民族按照既定心理模式不斷發(fā)展壯大，逐漸形成了具有鮮明個性特征的典章制度、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心理，形成了融攝外來文化、同化周邊異族的強大能力。其中包含的絕對平均主義、空想的農業(yè)社會主義思想，在歷史上曾經起過一些積極作用，但后來又成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fā)展的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