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與劉孟客書》提到這一點。清時，漢學家、宋學家都不在乎文字工不工。曾是古文家，又對漢學、宋學留意，便想在文字與學問之間加以調(diào)停。
姚鼐本已說到考據(jù)、辭章、義理都要注意，但未予發(fā)揮。
曾國藩說，道德、修養(yǎng)、學問、文字都重要。他說，學問之道，無論如何都要注意文字，文以見道。
(1)醇駁深博
見道多的文則醇，少則駁?！按捡g”是說到文的方面的，把“道”作為“文”之批評標準。
怎樣定見道多少呢？就視見道之“深”與“博”而定。深，指對道的分析而言；博，指廣參而言。
(2)碎隘蔓易
他批評漢宋諸人從文字見道的毛病是碎隘蔓易。
許慎、鄭玄可說深博，但不免于碎。這樣，從文字上說，就不完美。這既是從文字方面來說，也是從文字之表現(xiàn)道這方面來說。
程、朱亦很深很博，不過有時未免太隘，只重精神修養(yǎng)。這都是從文字上批評他們“見道”的毛病。
杜佑《通典》講典章制度，博而不深，結(jié)果文章“蔓”,范圍牽涉廣而無聯(lián)絡(luò)，支離。
宋朝道學家游酢、楊時更深于程朱，而范圍更狹。他們只是用語錄，文字太隨便，太“易”。
我們認為，曾國藩上述批評很恰當。